——以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崛起的中国与全球秩序已密不可分。从历史演进角度来看，理解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一个内在变量，将中国崛起过程视为一次重要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进程。这个框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当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经济第二大国的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时，它将怎样重塑全球化的规则？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中国崛起就是理解全球化的另一种方式，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本文用“再全球化”的概念，思考中国再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将扮演什么样的全球角色。并以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切入点，审视中国崛起与“再全球化”进程的关联。
“全球化”概念产生于西方社会，其被中国社会接受和使用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独特的全球化过程。但长期以来，主流叙事都将中国仅仅看作“全球化”进程的被动接受者与参与者，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内嵌于全球化进程的，但现代以来由于复杂历史原因，中国开始脱离全球化浪潮，脱胎于冷战的分裂进程中。直到冷战终结，意味着中国再次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竞争，更意味着世界秩序的一次“扩容”，从15世纪开始的麦哲伦环球航行开始，全球化的发端是一个仅仅局限于欧洲的1.0版本；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全球化开始整合西方世界，演进成为美欧跨大西洋共治的2.0版全球化；随后，当冷战分裂了世界但随后又整合了世界，中国改革开放与跨太平洋合作的时代到来了这是全球化的3.0版，全球化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并没有积极主动塑造全球规则，而是在努力融入与学习过程中。
2008年是一个分割历史的清晰断层线，标志着再全球化进程的起点。北京奥运会的极大成功以与美国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性都在这一年上演，一正一反两大事件的交错构成了一种“剪刀差”效应，将韬光养晦的中国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这场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旧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却也催生出新的再全球化力量。与传统的“创造性毁灭”不同，“再全球化”以温和柔性的方式进行升级，强调包容大多数参与者的共享利益，而不是单边自利。
改革开放作出了拥抱全球化的战略转型，也直接促成了当今的中国崛起。而实际上，拉长历史镜头，回看20世纪初的头30年，中国也无疑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当时的上海是国际一流大都市，蜂拥而至的国际旅行者数量并不输于伦敦、东京与巴黎，那些穿梭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家与企业商人的身影也相当普遍。通过翻看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例如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史档案，我们发现这些高校的教员与学生的国际化比例竟然远远高于当前的现实，在不少高校的课堂中与学生论文里，英文已经成为主要语言。这种国际化的痕迹表明，即便在20世纪初的动荡时代里，中国不曾缺席全球化进程，全球化浪潮从虚掩的历史门缝中溜进了中国社会。
总体来看，中国与全球化进程有三个历史分期（见表1）。19世纪中后期，自视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逼入全球化大潮之中，成为这个体系中被剥削与压榨的边缘者。然而，正是这个进程给了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在审视陌生的外部世界后，中国认识到必须从文化和思想上融入全球化进程才能真正救亡图存。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由此开始，并在革命碰撞中形成了民族意识的觉醒，1902年梁启超先生第一次喊出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国政府也学会开始从民族利益、权力政治与国际法的角度看待世界。这样，近代中国被卷入国际体系的第一次“全球化”启动了中国的国内改革与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古老文明重新被西方规则“社会化”的过程。
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改革立宪进程都加速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步伐，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重要的参战国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中国国力羸弱，但是凭借顽强的抵抗意志，并在西方同盟国集团的支持下，最终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然而，后续的革命运动更加曲折。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一边倒”加入东方阵营用意识形态对立将全球化分裂成两部分。在一个红色中国的眼里，一切来自西方的物品和思想都应该被批判与防范。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中国游离于主流国际社会，不属于东方阵营，也不属于西方阵营，转而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段。这种与全球化相逆的选择，直到改革开放，才掀起了中国第二次参与全球化的重大转型。在这个阶段，开始一步步主动地、战略性地改变自己“修正者（revisionist）”形象。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第二次拥抱全球化，与鸦片战争以后的第一次社会化不同，这一次是中国主动的选择，其效果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与参与第一次全球化的努力相比，改革开放是主动的选择，且成本大于收益。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改革开放是在一个整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做出的主动调整。实际上，20世纪70-80年代，英美等国推出“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扩大海外市场；美苏冷战缓和以及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都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塑造了良好的历史环境，为此邓小平认为，整个时代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开始于2008年的中国第三次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一段特殊的再全球化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背景是中国崛起与西方衰落。全球金融危机后，旧有的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逆全球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过去两年里，全球贸易的增速低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标志着全球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同样，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署名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表示全球化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维护，如果没有共同努力定位国家利益的政治架构，经济框架注定会支离破碎。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合作的政治架构。但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美国态度的深远转变，特别是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动向，似乎显示出美国在逐步“去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设计师如今似乎不愿再做全球化的引领者。而当今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成为主要的全球化推手。一个曾经被塑造的大国，如今开始反过来重新塑造世界。新一轮的再全球化的核心动力是中国崛起，通过释放巨大能量重塑与升级当前的全球秩序。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曾长期享受了后发优势的红利，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比如引进现代化技术、借鉴国际管理经验、学习市场经济制度、自由贸易规则、航海自由与稳定国际安全形势等等，中国崛起就是享受了全球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但是国际社会不可能允许中国永远做一个搭便车者，特别是当全球秩序出现混乱、中国自身实力显著增强的时候，国际社会期许一个有力量的全球化中国。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面临挑战的关口，更需把握机遇，奋发有为。对中国而言，在新一轮再全球化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再全球化是在霸权国领导力弱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危机尽管给中国也带来了压力，但危中有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维护了战后经济秩序稳定、有效，而同时美国的“供给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巨额的铸币税率收入、国际声望、软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优势。正因为领导型的国家从中得到“剩余”越大，就越有可能有动力去推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收获其中的“剩余”。然而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身的战略注意力被传统安全问题分散（发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对“9.11事件”的回应标志着多边主义的式微，在京都议定书事件、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美国单边态度都对全球公共物品供给合作带来了负面冲击。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数据统计显示，美国全球公共产品开支（国际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开支）相比国防开支的比率不断下降，从最初1965年的6.5%，下滑到1996年的3％左右，而到2008年则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投入资金仅仅只有国防预算的2.6％。此外，尽管美国在缴纳会费总额上高居榜首，然而会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仅有0.327，远逊于日本的0.646，甚至低于法国的0.486。这说明美国虽为霸权国，但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态度并不积极。再者，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在独自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出现了将其私物化的倾向，导致人们对一国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动机的怀疑。布雷顿森林体下中的诸多国际公共组织，打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IMF已经由创建初期强调市场失灵、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机构，变成“华盛顿共识”的主要推销者。甚至联合国也越来越多地被牵引至某些选定的领域，在发达国家的偏好挤压下，日益变成了“按菜单点菜”的工具。对此，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更应当把握机遇，积极成为全球治理的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
其二，再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大国被寄予厚望，主动供给全球治理乃众望所归。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实力悬殊，不可能完全泾渭分明地进行成本均摊，其中一些特殊的霸权国和新兴大国，都有责任主动开车承担义务，让其他小国或盟友搭便车，以此换取他国对其国际地位与权威的认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大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服务型角色，而不是支配性角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稳定全球秩序的“公务”，当它们为世界公利全球奔波、自我牺牲时，大国的服务特质就展现出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自身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内政泥潭之中，自顾不暇，其供给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受到一定打击，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的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参与与关切度越来越高，这种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的“一降一升”，给了中国填补全球公共物品漏洞的机会。鉴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历史负担相对较小，而且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改革意愿强烈，因此可以在硬性公共物品方面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规则框架等“灯塔”式的物质公共物品。当前，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全球事务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将无法有效得到真正解决这种国际社会的期待与支持是中国参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有利因素。
第三，当前全球治理出现赤字，自由主义秩序暴露缺陷，公共物供给严重滞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此曾忧虑地指出，全世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巨大，仅每年因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的损失就达上千亿美元。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口与供应端疲软有关：（1）供给不足。以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为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23个成员中，2005年援助总额仅占23国国民收入的0.3%左右，与1990年相比发展援助占总收入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据联合国估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代价高昂，国际金融稳定不作为成本为500亿美元，纠正成本为3亿美元；消除气候稳定的过度使用的成本为7800亿美元，纠正成本为1250亿美元；和平与安全属供给不足的不作为成本是3580亿美元，纠正成本是710亿美元。（2）供应失调，指的是某一产品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提供，其产生的收益蓄意偏向于背离国家或人民群体。例如，多边贸易体制蓄意使工业化国家的收益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收益，造成制度性不公平。为此，重新设计贸易机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3）过度使用或破坏，如全球自然共有物（全球大气层作为污染的排出通道已经被过度使用）。（4）未充分利用。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从来没有接打过电话；在非洲使用互联网的费用是在西欧国家使用费用的10倍，私人产品（电话或电脑）短缺。这些缺口，为中国创造性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了空间。
第四，中国民族复兴的自我期许日益强化，参与全球事务的内在动力增强。长期以来，中国历史文化都强调“天下为公”的世界关怀，这与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意识是相通的。毛泽东曾感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而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众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其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持续增强。所谓“能力塑造意图”。这种自我期许的内部动因来自于国内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转变、国家利益海外化的保护需求；外部动因来源于国际权力的结构转移、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困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预期效应扩大。据经合组织（OECD）预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今后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将会是美国的两倍。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我们处于世界的边缘被视为应该同情与援助的弱者，而如今中国已经矗立在国际舞台的中央，在万总期待下主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不仅润泽世界，也服务于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总体战略目标。
三、周边外交转型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
随着中国对全球事务的介入程度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开始注重加积极地构建新的国际合作体系，主动供给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其中“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三大战略性新措施，勾勒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
首先，倡议“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区域秩序和谐。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概念。此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建设“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共同体”，将其提升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举措。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体现在多个维度，从公共产品角度看中国在国际救援中的积极表现就是一例。典型事例为中国在2015年也门战乱中帮助13个国家撤出部分侨民，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2015年太平洋岛国发生地震之际，中国紧急动用高分一号、高分二号等卫星对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首都及周边地区受灾状况进行观测，帮助灾区及时掌握灾情。2014年马航坠机事件发生，中国也调用10颗卫星为搜寻工作提供了大量数据。另外，在2015年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中国宣布实施其援助南方国家的一系列新计划，包括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并首期提供20亿美元，力争使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到2030年达到120 亿美元，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国、岛国2015年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等。
其次，发起“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周边互联互通。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来，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与积极响应，沿线国家中，已经有7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和积极参与建设，贸易投资项目迅猛发展，金融合作已经起步，人文合作陆续展开，生态环保合作已经启动一系列合作已结出早期果实。“一带一路”项目旨在实现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强这些地区的联系，并促进各国间的合作。英国国际发展部门的尚塔努·密特拉（Shantanu Mitra）估计，“一带一路”项目将惠及全球63%的人口，并将为全球GDP贡献2.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仅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经济增长和消化过剩潜能，而是希望中国崛起的红利能够惠及周边地区，实现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不仅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更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相互信任与合作为整体亚洲的大发展、大繁荣打下坚实基础。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的积极努力已经开始塑造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格局，产生了良好效果（见表2）。
第三，创设“亚投行”，为区域发展提供融资杠杠。“亚投行”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性大举措，是中国经济从产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的标志性大事件，是中国对现行世界金融体系进行补充性变革的一次成功尝试。在“亚投行”启动前后，中国已经主导提议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筹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类似的金融机构和基金，具有同样的战略意义。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开放性丝路基金。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在北京签署。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出席签字仪式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时说：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展示了各方庄严承诺，体现了各方团结合作、开放包容、共谋发展的务实行动。
四、中国大国担当与全球治理贡献
中国融入全球化三十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奋发有为、推陈出新，以创造性手法增加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与规则，是中国大国担当的重要体现。与传统的“创造性毁灭”不同，“再全球化”以温和柔性的方式进行调试，主张包容共享，而不是支配式单赢。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引领“再全球化”浪潮的努力日益显著，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首先，积极参与气候治理，努力减排限排。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自主贡献”方案确定了中国国内碳减排的目标和路线图。该方案提出，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根据中国的“自主贡献”方案，中国需要碳排放强度下降率维持在3.6%至4.1%，而美国和欧盟1990年以来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年均幅度为2.3%，即使表现突出的英国和德国也仅仅为3%和2.5%。2015年9月25日，中国领导人与奥巴马共同发布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承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加强协作，共同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实现低碳转型。根据声明，中国的气候治理将更加主动。一是中国将在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涵盖发电、钢铁和水泥等行业。二是中国计划拨出200亿人民币（约31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此举是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重大资金支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将对发达国家对于“绿色气候基金”的注资形成一定的压力，有助于实质性地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新的支持方案，即为发展中国家建立10个低碳经济示范区域在发展中国家中开展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个气候变化培训的项目名额等。在承担全球责任、减排技术创新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中国也强化了其领导角色，对全球气候治理发挥关键性作用。
第二，防治传染病，全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全球卫生治理转型进程中，中国是关键的一员。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转型进程中既是贡献者，又是接受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被规则规制的对象。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安全逻辑应该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2006年11月中国候选人陈冯富珍成功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中国首次提名竞选并成功当选联合国专门机构最高领导职位，也是中国开展全球公共卫生外交所获取的重大胜利。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公共卫生治理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全面参与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机制的建构。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合作，共同解决了“非典”危机。在“后非典”时代，中国更加重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中国还在联合国框架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公共卫生安全的动议。中国于2006年1月31日倡议国际社会成立“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国际联盟”。其目标是通过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的加强和协作来改善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慷慨资助。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政府决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800万美元，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笔捐款主要用于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全疾病监测网络，提高疾病防治能力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第三，确保区域水资源供给安全。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水资源上向周边国家不断供给着公共资源与服务。中国青藏高原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条大江大河的水资源形成区。随着气候变暖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西部冰川开始消融，这一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国西部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涉及周边国家的水资源利用。整体而言，亚洲几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但青藏高原对气候变化表现得异常敏感，气候变暖对青藏高原水环境的影响巨大，它将发高山冰川快速融化、冻土退化、湖泊消长，改变水资源的时空和空间分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由于全球温度上升，喜马拉雅山的冰川规模至2050年可能减少大约25%。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冰河学家劳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表示，如果冰川以目前的速度融化，青藏高原有2 /3的冰川可能2050年之前消失。最近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减少了4420.78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减少147.36平方公里，总减少率达9.05%。中国对青藏高原生态的保护，以及对国际河流源泉对保护投入，都是一种单向度的最大努力，直接保证了亚洲部分区域的水源供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
五、结语
立足21世纪，中国的崛起进程就是一段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由中国积极推动的新的一轮再全球化，不是逆流而上、另起炉灶，而是从内部改革稳定与升级现有国际秩序架构。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变革，乃至重塑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要获得全面的领导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因此需要清醒认识到参与再全球化的有利条件与潜在风险。作为崛起国，中国曾长期享受了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发展红利，而当全球秩序出现混乱、中国自身实力显著增强的时候，中国也应供给更多中国式全球公共产品。我们通过梳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三次进程，总结了再全球化的概念与历史条件，并以中国的全球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切入点展现中国的大国心态与奋发有为外交。在当前的“再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当积极成为全球秩序的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通过主动奉献，回应国际社会的重大期待，就是增加中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方式。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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