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动绿色金融
9月12日，国家开发银行首次推出了向大众零售的绿色债券。其首创性是，这是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发售个人可以购买的绿色债券（以前绿色债券只向金融机构发售）。其行动性是，向大众提供行动渠道来参与国家的绿色项目。向社会公众发售绿色债券具有多层次的深刻意义。
第一，由于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民间私人储蓄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引导这笔资源进入绿色经济是很有意义的。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去年年底曾经说过，“由于我国财政能力有限，预计在未来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只能占到10%—15%，其余85%以上必须要社会资本来进行投资。”谈到社会资本，很多人只会想到私人“资本”，而没有想到私人“储蓄”。私人资本是民营资本家才拥有的，而私人储蓄则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这是一笔不亚于民营资本的社会资金。这些储蓄多数存在于银行，储蓄者没有明确的投资目标。如果政府能够撬动这笔资金来投资绿色经济，将对社会长远利益作出巨大贡献。发行绿色债券就是一种撬动方法。
第二，出售和购买绿色债券可以传播、培养绿色意识，使更多的人理解绿色经济、认同绿色发展、参与绿色行动。向大众发售绿色债券，给绿色意识尚浅的人作了宣传，给有绿色意愿的人打开了在行动上直接参与绿色经济的大门。这个绿色债券的设计很好，专注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债券期限3年，利率4.19%，交易起点100元。目前商业银行3年定存的利率是3.3%，这个绿色债券的利率比定存高，而且交易起点很低，100元就可以购买，有环保意愿的人只需要100元就可以通过买债券来参与长江水资源保护。不过，在发行这个绿色债券时却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是发行绿色债券的官方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广大民众不知道有这样的绿色债券在发行。这个债券是通过工行、农行、中行发售的，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购买，手续很方便，但如果人们不知道有这个产品，再方便的手续也没用。其次是社会上的绿色民间团体对绿色债券不关心，譬如网络中活跃的“绿色群”。不少绿色民间团体在讨论绿色问题时很活跃，但纸上谈兵多，实际行动少，而环境治理是需要行动的。还有一个问题表现在对绿色经济运作的理解方面，不少人的关注点集中在项目的利润回报上。绿色投资具有外部性，受益者往往是整个社会，可持续性是要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虑，而不能狭隘地局限于项目自身。这种视野的扩展是绿色意识培养的一个部分，是要超越狭隘的个人利润最大化的思维习惯。
非温饱消费品引起的时差利益
利润最大化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市场观念，认为人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认为市场配置资源是可以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效益最大化。在温饱还没有满足的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消费品中与温饱相关的东西占了总消费的大部分。温饱品的特点是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不存在矛盾，因为温饱品直接关系着人的基本生存，是有益于现时利益的；同时现时生存是未来发展的基础，因此也有益于未来利益。非温饱消费品在现时利益和未来利益方面的关系就不是如此简单，有的没有矛盾，譬如医疗教育，能有益现在也能有益未来；有的却有益现在有害未来，譬如买一辆污染排放大的汽车，有利于现在的享受，却会有害于未来的环境；还有些非温饱品是不利于现在的享受却会有益于未来的利益，譬如很多环保消费就是如此，花钱种树改善空气质量，这用来种树的土地现在不能用来提供其它现时享乐，是对现在利益不利的，但是对未来的环境却很有利。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数比重，从历史上的恩格尔系数来看，在20世纪之前，西方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多数高于50%。进入20世纪，西方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逐渐低于50%，很多非西方国家也在20世纪中后期大大降低了恩格尔系数。譬如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美国家庭的食品支出在总消费中的比例是在40%—45%之间，到了1920年代，此比例降为30%或以下。1996年的恩格尔系数，美国是9.73%，德国是13.09%，墨西哥是26.63%。
当非温饱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很大的时候，如何使非温饱品的消费对未来有利就很重要。必须多做有利于未来的消费、少做有害于未来的消费，才能使经济发展有利于未来。这样的消费选择需要消费者具有理性的自觉和自制，多少消费者具有这样的理性呢？经典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理性的，这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多数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石。但是这个基石近来受到了挑战，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塞勒就是一位挑战者。塞勒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指出了市场的非理性表现，提出了政府对市场进行纠错的方法，譬如用“助推”的方法来影响人的行为，引导人的行为趋向理性。
中国的体制优势
在推进绿色金融方面，中国已取得不少成果。譬如2016年以来，中国发行的绿色债券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0%，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除了绿色债券，中国在推进绿色贴息信贷、绿色发展基金、绿色股票指数等方面也都有进展，有些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潜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西方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比中国起步早，但由于体制原因，推广发展得并不成功。譬如在美国，可持续发展指数早在1999年就设立了，但在评论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提到可持续指数，而反映利润最大化的指数却时时处处被引用，利润最大化的观念大大压倒可持续观念。
大数据的出现，提供了与苏联时代极不相同的工具手段。自从大数据出现之后，已经有不少理论探讨，研究大数据是否可以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克服以前因信息缺乏而造成的计划失灵、经济低效。马云最近的相关讲话，更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马云认为，大数据像X光机，使“看不见的手”可以被看见了，因此将给计划经济带来巨大的生机。大数据可以检视“看不见的手”的行为，因此使政府“看得见的手”也可以像市场“看不见的手”那样来配置资源，达到同样的效率。不过，让“看得见的手”取得“看不见的手”同样的效率是否就表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成功呢？是否就是发展的目的呢？大数据记录的是市场交易的数据，是市场上发生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中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非理性的。市场根据这些行为来配置资源，有的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有的是有害于未来的。如果“看得见的手”只是根据大数据来配置资源，其结果也会像“看不见的手”一样，也会把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害于未来的地方，譬如造成房地产泡沫、环境污染等。
在大数据的新时代，中国体制的“看得见的手”可以超越“看不见的手”。通过大数据的X光机，不仅可以检视“看不见的手”，而且还可以根据理性分析诊断出“看不见的手”中的非理性疾病，并且进行纠错，不把资源配置给那些非理性的需求。同时，把被“看不见的手”忽视的理性需求发掘出来，譬如环境保护、基础科研，这些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东西往往不能表现在市场需求之中，没有被“看不见的手”看见，因此也就没有包含在大数据中，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发现它们，理性地给它们配置资源。
新时代的中国模式
可持续发展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不是议题，可持续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苏联即将解体前夕）才被世界关注的。这个观念的提出是由于二战之后的经济迅猛发展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以前生产力规模小，对环境影响比较小，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另外，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温饱对生存的影响要比环境更为迫切，因此经济发展重视温饱而漠视了环境。
在1980年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同时，西方经济还发生了另一个变化，“脱实向虚”，这也是因为经济发达引起的。当生产力发达使实体经济的产品日益过剩，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极力在“虚”的领域创造新需求，一是通过金融借贷使人透支消费而形成高于实际购买力的虚假需求；二是创造虚拟的金融产品来增加对虚拟产品的需求。这两种需求的增加，都给西方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是负债膨胀引发债务危机；二是金融衍生品泛滥促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在西方经历这些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开始崛起。这些变化可以给中国什么启迪呢？
首先，中国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其次，中国吸取西方“虚拟化”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避免西方式的“脱实向虚”，另一方面要利用“虚”的金融来为“实”的经济服务。绿色金融就是这样的服务，而且是瞄准可持续发展的服务。资本在非理性的利润最大化驱使下，把金融创新搞成玩火的工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性规划的指导下，可以创新出有利社会长远利益的新金融工具。中国崛起于西方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病的新时代，中国模式展示出解决新时代问题的潜在优势，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