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将经济发达的西欧经济圈和经济活跃的东亚经济圈紧密连接起来，中间的广大腹地是经济发展实力较弱但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化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可以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区域合作的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2016年，受世界经济持续疲弱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24.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9%，其中出口下降2%，实现13.84万亿元，在全球贸易出口额下降3.3%的情况下仍保持较好态势，维持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同期，我国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 701.1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44%；对外承包工程全年完成营业额1 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
2016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贸联系密切，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态势良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额同比增长0.6%，对独联体、南亚、中东欧等地区出口增长强劲，对俄罗斯、波兰、巴基斯坦等国出口增长均超过10%。2016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 亿美元，主要流向东盟、南亚、中亚、中东欧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完成759.7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2016年营业总额的比例为47.7%。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 家，累计投资达到185.5 亿美元。
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提高，不仅使国内发展水平上升，也促进了全球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明显，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企业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开始上线运行，人民币离岸业务从亚太地区向欧洲不断延伸。同时人民币汇率相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表现坚挺，使得中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和营销网络，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首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可以实现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禀赋优越，拥有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丰富经济资源和战略资源，包括油气资源、农业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
如我国主要从沙特、伊朗、俄罗斯、安哥拉等国进口油气资源；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非洲赤道国家等进口农作物、热带经济作物及水产品；从印度、南非、赞比亚等国进口铁矿石、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产品。深化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助于为我国发展提供稳定的能源供给，且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使得“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对外部资源性产品需求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同时，“一带一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发展阶段，有的还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期，十分需要其他国家为其供给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工业化发展需求，特别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寻求对外合作，而中国则拥有雄厚的资本、中等水平的适用技术和制成品、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等相对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处于后期阶段，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存在阶段性差异，从而构成了相互合作基础。
除此之外，“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无政治附加条件的投资与经济技术援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经贸合作的需求强烈， 扩宽了双方实行多边合作的领域。
其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利于推进全球化进程，维护我国全球战略利益。
今天，中国的内外部环境都已发生变化。在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在国际上，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向，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因此中国必须更加主动地巩固和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突破发达国家所设的屏障，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引领“全球化”进程，维护并扩大对华友好力量，如此才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并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策略的优化，中国富余的制造业产能需要寻求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空间加以吸收，主动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自然成为中国改变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实现对外投资多元化，提振外部需求的重要力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以及中东欧长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入，这些经济体会发挥多边合作的桥梁作用，是未来世界经济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新时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应当与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拓相结合，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多领域、全方位的多边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不仅可以从外部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还可以通过对全球化进程的维护，保障我国国际战略利益。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的广阔市场空间，能够全面促进中国的跨国企业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劳动力供给丰富，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原因一是，这些国家正处在工业化水平初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为缺乏资金。为大力吸引外资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各国都在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在这些国家展开全面、深入的投资，推动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发展。二是基础设施落后。这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因此各国都亟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外资投入。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高铁建设处于领先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对中国而言即意味着无限的市场潜能，给中国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遇。2015 年，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有了巨大建设突破，尤其是亚投行更是吸引了除美日外的许多发达国家的参与，此外中国还建立了“专项贷款”和投资合作基金，如“中东欧100亿美元专项贷款”、“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等，用于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必将直接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水平。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采取的是带资建设，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方式，缓解了这些国家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加之建设按时保质，颇受欢迎，极大提升了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促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广泛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与了解，一方面可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且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共同的资源网络，作为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通力配合，维护共同的利益，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力配合，能够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壮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力量，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增加与发达国家谈判的筹码，促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
实践证明，作为联合国及多个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推动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变革，开始改变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方面的绝对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提升。2014年亚投行的21个发起国，也都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发展中国家， 当前亚投行彰显出的生命力和全球吸引力， 尤其对许多发达国家的吸引力也彰显了“一带一路”上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事务中的力量。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 构建合适的利益环流，并让这些国家以中国为核心，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以中国为核心的利益环流指的是建立中国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互利双赢、良性互动的协调机制，同时努力克服经贸合作的内外障碍，实现多边、多层次、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其最终的愿景是带动整个“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稳定发展，建立协调共融机制。尽管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实际推进中， 仍然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各自的特殊性，发展差距逐渐增大，其中有如“金砖国家”、“新钻国家”等发展迅速的国家，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对发展缓慢。由于存在发展差距，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一些关于国际政治以及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常常出现利益分化、诉求多样的问题。
如在当前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时，中国的态度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存在差异，中国表示会积极推动和参与全球化，并且制定出相应的开放发展战略，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经济全球化让他们的经济陷入了困境当中。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关注点也有差异，中国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抓住全球化机遇，通过扩大开放、增加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如何控制全球化导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但一些与中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则是在开放过程中与中国竞争的一面，为保护本国的经济，对中国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用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合作。
近十年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发起数量最多的也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的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次数越来越多，2005 年以来，印度是发起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由于中国与印度等“一带一路”上的新兴国家有着相似的产业结构，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相近阶段，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相似的劳动密集型和规模经济生产的竞争优势，从而产生利益竞争和碰撞，导致这些国家不断发起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其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缺乏有效的保障。
“一带一路”涉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自身财力十分有限，或囿于自身政治制度，政府更迭，朝令夕改，决策缓慢，即使有财力也难以投资到位。因此东道国资金保障缺乏、融资难成为我国对外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的重要障碍。此外，一些国家经贸投资环境不好，表现为政治与社会局势不稳定、法律不健全、许多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腐败行为，经贸矛盾处理过程不透明，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
第三，国际不安定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形成制约。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不稳定因素。在美国的战略地图上，北非、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构成国际不稳定弧。英国智库机构则认为:西非、北非到东非,可能正在形成一条“非洲不稳定弧”。在不稳定弧上，各种冲突和动荡将频发，这无疑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中东、北非等国家政局动荡，西亚和中西非存在局部战争和种族冲突，亚洲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抬头，欧洲不断遭受恐怖袭击，问题不一而足。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也时常受到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影响， 有时甚至被迫停止合作，如利比亚内战期间，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投资损失巨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围绕南海主权问题形成的争端、中印领土争端等，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经贸合作。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相关战略的实施将受这些不安定因素的影响。
第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会受到发达国家一定程度上的阻碍。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显现的发展能力和潜力而受到发达国家更多关注。发达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也十分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原材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并且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去曾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发达国家不甘心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影响力由于中国资本的进入而削弱。
目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已逐渐加强，不仅在投资和援助方面，还在其他方面加以控制，以挤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的合作空间。比如，发达国家利用过去的殖民地宗主国地位和在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域及媒体方面的影响力，妄称中国在进行“资源掠夺、破坏环境、搞新殖民主义”。再比如，将中国在投资中的少数失误继续放大，利用环保、人权等问题阻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的持续推进。
尽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存在诸多现实障碍，但是中国加强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合作是各方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需要我们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采取灵活的促进策略，从而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水平。
首先，循序渐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履行社会责任，协调各方经贸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其法律和政策倾向于保护本国企业控制本国资源，但是由于本国企业实力不足，也乐意与外国企业共同开发本国资源。如一些国家规定，与外国合资开办企业，本国企业必须控股，持股比例51%。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优势资源，获得更多的权益，时刻以“淡化政治”和“资源增量共享”为指导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合作，不仅要巩固现有市场，还要进一步开拓新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发应该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行。
受历史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控制和影响力。因此，中国企业在开始进入这些发展中国家时可能会面临着发达国家利益相关方的诸多阻碍，因此，中国企业在开始的时候可以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公司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本国企业探讨如何建立利益的共同体，共同开发发展中国家第三方市场。更可以进一步探讨利用中国资本和制造能力，结合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和技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劳动力，共同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产能国际合作。如此机制不仅可以将我国投资的风险分散，还可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效规避发达国家因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能力弱于中国而产生的负面效应，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局不稳定带来的合作风险。待到东道国市场时机成熟，中国企业海外经营能力和经验提升后，再逐步独立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拓展企业自身的国际市场空间。
同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走历史上发达国家“掠夺式开发”的老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注重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注重培育发展中国家产业“造血”能力，避免以牺牲东道国环境代价，探索可持续开发与合作模式。
其次，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
基础设施先行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基础产业滞后会直接给制造业发展带来瓶颈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受落后的基础设施影响，这不仅会影响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也会降低其市场运行效率和生产效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往往不受政府更迭影响，但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也存在着巨大资金缺口。另一方面，中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充裕的外汇储备，也具备强大的施工建造能力以及多年来推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在交通、电力等基础建设方面所需要经济适用装备制造能力，因此具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的优势。
实践证明，中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颇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这不仅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可以规避对外投资相关政治风险，增加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实现产业升级。历史上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成功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应当抓住“一带一路”发展的机遇，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因地制宜，实施BOT、BOOT（建设-拥有-经营-转让）、PP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开发模式，积极推动我国如高铁、核电、港口等有技术与建造优势的项目“走出去”，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更广泛的投资主体参与丝路基金，扩大海外投资建设的能力，将自身的资本、管理、产能、技术推广出去。
第三，发挥传统合作优势，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发达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这是“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贫穷和落后的根源。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后仍难以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内政的强行干涉，是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内乱不断、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共赢的原则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上的互信关系，同时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因此拥有与发展中国家良好的传统友好关系。
中国在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过程中，应当继续坚持友好合作的原则，借助外交优势积极开展以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全方位的合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中国家良好的政治外交优势。应凭借传统的政治和外交互信关系，开展各种层次、形式多样的经济外交活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签署自贸区协定和投资协定，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投资自由化，推动自贸区网络建设高标准化，多方位打造自由贸易区、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中国开发园区等，为中国企业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和参与全球化夯实基础。
第四，注重培养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合作需要的跨文化复合型人才。
“一带一路”众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习俗各不相同，语言多样、文化、宗教、法律千差万别。之前我国企业多关注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经贸合作，研究发达国家市场较多，培养的相关人才也比较多。但是对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人才培养仍然不够，使得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了解不足， 加大了投资风险。应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培养一批复合型的跨文化人才。这些复合型人才应该具备了解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法律法规的能力， 同时具备充足的经贸管理知识和能力， 从而为中国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只有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民众心态，才能更好地推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