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粹主义如幽灵一般，徘徊在一些欧美国家上空。2016年，英国脱欧成功，民粹主义力量“功不可没”。同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也离不开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尽管在2017年3月的荷兰议会选举中首相吕特获得连任，号称荷兰“已经叫停民粹主义”，但2017年的德国大选将鹿死谁手，尚存悬念。波兰、匈牙利、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力量也蠢蠢欲动。与欧美等地民粹主义浪潮风起云涌不同，拉美的民粹主义似有衰退之势，但民粹残余力量不可小觑。
美国佐治亚大学专事民粹主义研究的专家卡斯·穆德认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日益主流化。为何近年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风起云涌？民粹主义产生与兴起的机理需要从综合的视角进行探析。一般而言，民粹主义的兴起源于四方面原因：
1、欧美政治、经济、社会不公
政治不公、经济社会危机催生的失望、愤怒与不安全感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资本主义自身的制度缺陷，导致权利分配不公、精英利益集团腐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民粹主义兴起往往出现在经济萧条、社会不稳定的背景之下。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让欧美国家的普通家庭损失惨重尽管精英对经济衰退、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不平等、移民和恐怖主义等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要么这些措施损害了一些选民利益，要么改革力度未能让选民满意，被认为是“民主不作为”的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众需要幅度更大的改革计划与更大胆果断的领导人，激进的民粹主义者的承诺便迎合了这种大众心理预期。
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看，民粹主义的大众心理基础在于对政治权利被损害的不满、对政府治理无能的失望、对精英利益集团的反感、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主流文化被挑战的忧虑、对人生失控的不安、对被移民边缘化的恐惧。此外民粹主义也源于现代化进程对民族心理产生的冲击。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结构的变化是民粹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中产阶级、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的式微给民粹主义留下了扩展的空间。选民社会阶层与精英阶层同样分化，中下阶层的选民与新兴精英阶层因改变现状的需求一致而结成民粹主义联盟。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是民粹主义者的基本特征，而在整体社会环境中，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社会的安定程度和对剥削的感知也是影响民粹主义产生的相关因素。
在欧洲国家，对移民与欧洲一体化的排斥在激发民粹主义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保罗·塔格特在《民粹主义》一书中写道，民粹主义是“晴雨表”，可以诊断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民粹主义浪潮汹涌表明欧洲病得不轻。欧洲不少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将视野投向了右翼民粹主义问题，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问题。研究表明，危机和全球化都与民粹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民粹主义运动往往被描述为全球化受益者与被抛弃者之间的“全新阶级战争”。欧债危机、移民与难民问题导致欧洲民怨沸腾，促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认为，移民问题是导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2015年，欧洲接受了高达7600万的移民，对移民问题的焦虑比经济疲软与社会不公等问题更能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
民粹主义者反对精英与移民的原因在于，他们将精英、移民分别看作是威胁自身安全与权利的“内敌”与“外敌”。大部分欧洲选民认为，重要的事情不取决于政治精英的讲演而在于政治精英们对欧洲一体化与移民等问题的态度与政策。而政治精英确实不愿意在重要的事项中涉及这些问题。因此，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竞选都攻击“腐败精英”扼杀“人民”，背叛了“民众意志”（或“沉默的大多数”）。经济的萧条使得欧洲并没有多余的能力负担难民欧洲一体化又使之雪上加霜。许多欧洲人指责失去国家主权（自决）的现状，并希望其国家夺取已交给欧盟的权力。因此，民粹主义的出现为底层人民带来了希望，民众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与诉求，甚至用投票表达失望、愤怒的情绪与不安全感。
2、“文明冲突”的内化
国内政治与文化生态发生变化，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与文化环境。欧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与落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谁能让民众相信其能提高生产力、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谁就能赢得民众的更多支持。在台上的精英以往的政治失误与问题已经在选民心中留下了阴影，选民对政治精英产生了“审美疲劳”与信心、耐心“赤字”，在野的民粹主义者则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炒作，并承诺满足民众的物质、精神需求，民众求变的心理极易被民粹主义者利用。这点在美国选举中尤其典型。对选民而言，选择希拉里就是选择奥巴马的政策，对奥巴马不满意的选民宁愿选择政坛新人特朗普，以求变革、改善境遇。
当竞选者的经济政策趋同时，竞选者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便成为选民的重要考量。从这个角度看，“文明冲突”的内化成为民粹主义产生的一大诱因。在国家不景气时，老调重弹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很难迎合民众求新求变的心理。从欧洲“新中间”和“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到“意识形态的终结”，反映出选举中待投政党的经济政策缺少足够差异，此时决定胜负的关键便在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分野。很多对英国脱欧、特朗普及欧洲民粹主义候选人支持者的分析显示，影响选民的更多因素是文化与价值观而不仅是经济（诸如不平等现象加剧或贸易的影响）。文化程度较低阶层与较高阶层往往“互黑”，如城市中的受教育阶层将支持英国脱欧或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斥为“愚蠢”“粗野”。
哈佛大学教授西达·斯考科波与其学生凡尼莎·威廉姆森在采访了数百位右翼民粹政党“茶党”的追随者后指出，这些人追随“茶党”的最大动力是文化而非经济。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与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里斯发现，经济不安全感并非导致民粹主义产生的主因，而民众价值观受到挑战、文化上的反感与抵制会激起民粹主义。该观点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认同。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指出，民粹主义等反精英思想可能源于两种情绪：经济上的不满与文化上的愤懑；就算没有经济全球化，文化、人口的变迁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的重要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种族主义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或许是“文明冲突”在国内的政治呈现。按照亨廷顿的逻辑，与过去“文明冲突”限于“国际战场”不同移民与人口的流动将“文明冲突”的战场转移到国内战场，欧美反穆斯林文化与穆斯林的抗议现象也说明了这点。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而言，民粹主义可被视为传统共同体对新兴社会与文化群体的反击。
3、他国民粹主义的外溢效应
无力的建制派政治精英对民众需求及社会问题应对无方，加上社会问题的外溢与传染效应，一国的民粹主义可能由他国的民粹主义激发。选民寄希望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精英被民粹主义者打败，不如说精英自身出现问题，自己被自己打败。被民粹主义者利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有些是过往精英政策的失误造成，有些是精英应对不力留下的隐患。政治精英以往过于关照少数群体社会与商业精英，与民众脱节，为民粹主义者的挑拨离间提供了契机。例如，希拉里脱离美国中下层白人选民的倾向曾被奥巴马与克林顿指出，但这一倾向未能得到改观，因此为特朗普提供了机会。同时，建制派精英将精力与资源过度投向国外，未能足够重视国内民众，从而导致选民不满。例如在欧洲，不少国家精英将一些主权（权力）与资源从国内让渡给欧盟，对老龄化、福利负担、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处理便缺乏主动性，选民便会怪罪于欧盟从而激起反全球化、反欧盟等民粹主义思潮。正如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会引起报复与传染反应，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照样会引起他国类似的反应，民粹主义的外溢效应在欧洲屡见不鲜。例如，针对2017年3月发生的德国与荷兰当局阻止土耳其官员入境拉票事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安卡拉办公室主任奥兹古尔称，该做法表面上可安抚本国极右翼排外民粹主义选民，但会增强土耳其国内的民粹主义。土耳其的左翼民粹主义强调用竞争力的实际汇率支持国内工业和就业、支持劳工通过补贴、社会计划与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土耳其的右翼民粹主义则主张国家撤回到主要的监管职能，强调资本利益，忽视劳工利益，实施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随着土耳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复兴，民粹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力可能会持续。
4、科技革命与网络技术的重构效应
美国学者克雷格·卡尔霍恩指出，民粹主义不仅来自经济社会变革、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也来自于新媒体的作用。一方面，科技革命减少了就业岗位，加大了中下层民众的收入与生存压力，加剧了经济社会不公。另一方面网络与新媒体的传播效应为民粹主义者扩大影响提供了工具。与过去媒体被政治精英控制不同，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利用媒体的门槛降低、便利性提高，民粹主义者或小人物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体宣扬自己的观点，对建制派政治精英的观点形成冲击。实际上，虽然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也善于利用新媒体进行竞选与执政，但他只是将新媒体用作与选民沟通的正常媒介，并未滥用新媒体刻意煽动舆论，而其继任者特朗普则刻意排斥传统媒体，滥用新媒体煽动民粹舆论，醉心于当“政治网红”、进行“推特治国”。
综上所述，民粹主义的起因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需要运用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综合考察。政治与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经济社会问题催生的愤懑情绪、“文明冲突”的内化影响、他国民粹主义的外溢效应、科技革命与网络技术的重构效应，都是激起民粹主义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场域，上述因素作用的效用各异。总体而言，政治与制度不公是主要原因，经济社会矛盾是根本原因，愤懑情绪是直接原因，文化矛盾与科技革命是重要原因，外来影响是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