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共同体
许多社群主义者已经提出，在一个真正公有的社会中，不存在对于规范与原则的需要，规范与原则已经被同情与关怀所取代。桑德尔对于理想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原则是多余的——的描述是对于这个倾向的很好阐述：
在多少是理想的家庭环境——在这里，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主要是由自发的情感支配的——中……很少包含个体权利以及公平的决策程序，这不是因为不公平的猖獗，而是因为它们的魅力已经被慷慨的精神所预先占取，在这种精神中，我们很少倾向于要求我们的平等份额。
在这种类型的理想共同体中，一个人得到的可能比法定应该得到的更少，但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样的生活方式组成的总体语境中，我得到什么以及我应该得到什么的问题并不显得突出”。
自由主义者也倾向于把社会关系理想化，把它们描述为“平等而有序的”。虽然其理论上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是这个描述扭曲了社会关系的结构。人类的情感从来不是平等分配的，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庭内部，个体也不是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处于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建立在错误的关于和谐的假设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必然忽视保护不怎么受到喜欢的人的必要性。假设在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同等程度地相爱，所有的关系都完美有序且互惠，这样的共同体想象与没有爱的共同体想象一样可怕。而且当共同关系被还原为互惠、公平、感恩之后，这种关系就完全失去了特殊性与吸引力。它们不能为我们的道德思考增加任何新的维度，只不过成为契约关系的一个特例而已。
但是，如果实际的情况是：情感并不是或不应该是平等地分配的，那么完全建立在情感上的人类共同体将只能导致恐惧与不确定性。一旦意识到人类情感的不平等与易变性，那么对于关注“没有得到应得之物”的成员而言，依赖于一套大家共同同意的原则而不是别人可能怀有的情感，就是合理的。只有那时他们才可能会同意出于关心与爱，与他人共享他们应得的东西。遵循原则产生的可能不是最丰富、最有意思或者道德上最有价值的生存方式，但是它们提供了“具有可靠的位置与保险的社会，假如社会关系的其他构成要素永远处于分离状态的话”。
社群主义的弊端
奇怪的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尝试把除国家之外的所有社群置于原则领域之外的时候，走到了一起。社群主义提供了一个视点，该视点赋予文化与传统以优先于正义的地位，而且由于他们的共同体观念过于协调和谐，它常常强化了这样一种幻觉：由于有了爱与相互关心，正义是多余的东西；而自由主义则忽视了指导公共行为的原则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倾向于低估特定共同体的重要性，并把国家视作政治领域中唯一起重要作用者。这样，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限制国家对于权力的滥用，而对于特定共同体内部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几乎漠不关心。自由主义者假定：结社自由需要赋予自愿的共同体以安排自己的事务的权利。比如，诺齐克辩称：“个别的共同体可能具有与整体框架之运作相协调的任何特征，不管是谁，只要发现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与自己的志趣不相投，他就可以不必选择生活在其中。”
这种取向似乎意味着：争取一个更加正义的共同体是多余的。这样的结论既是误导性的又是危险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通过比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要重要得多的方式影响个体，而且事实上其影响个体的方式可能还要重要。
正义的原则应该成为社群主义话语的突出特征，这种自决方法赋予每个共同体依据自己的传统与文化安排自己事务的权利。但是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自决权是否仅限于正义的共同体。回答是否定的。自决意味着对于每个民族界定自己的行为规范的权利的尊重，越少干涉越好。而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否能够提供一套连贯的、在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之间均有效的正义原则？我会尝试证明对这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
注：本文摘选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