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的实业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的世界级成就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界应该自省，因为只有社会科学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最不匹配，至今我们还没有拿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概念和理论。结果，我们习惯于拿“世界的”概念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至于政治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重要问题都让我们感到困惑。比如，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这一政治发展道路又将会如何？再比如，如何认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常见的答案都来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真的能够揭示真相吗？又比如，历史终结论为什么是错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爱国主义）应该受到谴责吗？凡此种种，都需要在理论上澄清，但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很好的解释。
当实证研究开始主导美国社会科学时，1975年当选的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在就职演说中说：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论必然导致“对重大的和根本性问题的忽视。然而，判断我们学科的最高标准将是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进程的社会结构的理解提供实质性启示。”眼下，实证（the world of the becoming）研究（量化方法）的流行，使得我们离真相（实存，the world of the being）越来越近了还是越来越远了？要知道实证研究是为了验证既有的命题或者概念。如果命题和概念错了，量化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美国精英阶层一边倒地认为希拉里会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她却落选了，这就是概念错误前提下无比发达的量化工具失效的最有力证明。因此，如果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逻辑严重背离，就需要修正乃至抛弃那种理论；理论解释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是产生新理论、新视野的节点。在对很多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认知上，研究者必须转换观察问题的视角，把一些大问题置于世界政治结构（世界政治体系）之下去认知，这样做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而对世界政治体系的叙述又是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本文研究属于建立新结构主义政治学的工作。
一、国际社会科学中世界政治史的学科现状
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体系演化的历史。但是，是否有一个关于世界政治体系演化的世界政治史学科？通过图书馆文献检索发现，只有一本60多年前出版的《近代世界政治史》，其内容基本上是对各主要国家重要事件的描述，算不上世界政治史。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类的教材和著作至少有10个以上的版本。国际关系史的上层或者说知识源头还应该有世界政治史，它是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尤其是理解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前提。如果没有世界政治史作为知识背景而陷于各种观念、理论范式去看各国政治，尤其是观察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道路，必然陷于观念误区。
西方也没有系统的关于世界政治体系演化的世界政治史著作。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著作中甚至说“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这种判断显然有违世界大历史的实际。被称为第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大师的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有点“世界政治原理”的味道，但还不能算是世界政治史，因为它讲的主要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核心是如何建构权力均衡。近年翻译过来的芬纳（Samuel E. Finer)的三卷本《统治史》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其实是讲各国政府的演化史，但各国政府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则付诸阙如。沃勒斯坦（Immauel Wallerstein）的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讲的是以资本主义为线索而形成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演化过程，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扩张史。该书无疑与世界政治史有交叉，甚至有点世界政治史的韵味，但各主要国家的政制，以及文化主义上的世界政治结构却不是沃勒斯坦所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世界体系绝不是单线条的经济主义所能理解的，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在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却一夜之间“蒸发”了，比如苏联；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处于所谓半边缘、边缘地区的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即进入核心区。在笔者看来，沃勒斯坦所讲的世界经济体系只是半个世界政治体系，因为世界政治体系是由经济主义、文化主义的互动所构成的制度主义式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与体系。更重要的是，世界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因“玩家”（players）的不同而改变，比如中国的崛起就促使世界体系发生变迁。
也许是因为国外没有专门的世界政治史，中国国内才也没有这个学科。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并没有“中国”，几乎完全是“拿来主义”的思想，所以有人才说中国没有思想市场。建构一个社会体系性质的史学新学科，无疑要冒着巨大的知识风险，也有一些难以掌控的因素，比如世界政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世界政治史是学科性的，具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世界政治史的学科资源是什么呢？就规范性学科而言，最高一层的无疑是世界历史或者世界文明史，无所不包；第二个层次就是世界政治史（包括了世界经济史），其学科资源至少有国内政治、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等是第三个层次的学科。在这三个层次中，层次最高的属于元学科，是理解较低层次学科的思想与历史资源，失去第一、二层次的视野，关于第三层次学科的知识将可能是碎片化的、没有方向性的。比如，不认识世界政治结构及其性质，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元学科不能建立于空中楼阁，只能从提炼低层次学科的资源而来。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第三层次的学科都能成为元学科的资源，这里的时间性，即时间顺序至关重要。一旦元科学依据特定的资源建立起来，其他的学科资源就很难进入元学科的结构之中，因为特定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元学科的话语权。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学者在泛滥的西方理论、范式面前充满无力感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后发国家还是得利用自己的“低层次”本土资源而推进自己的元学科建设，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他人话语权的掌控之中。
西方社会科学搞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却没有发展出一套世界政治史，为什么呢？原因很多，至少学科性质上的“冷战政治学”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西方很多学者不愿意面对文化主义上的白人优越论和经济主义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这两条线索的历史事实——这对讲究“政治正确”（包括种族、宗教、性别三大禁区）的西方人而言确实有些尴尬，因此他们抛开世界政治本质论而搞起了形式主义的三大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理论的逻辑起点符合历史逻辑吗？笔者认为，这三大主义只是从既定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出发，论证结果性结构（或现状性结构）合理性的一些形式主义学说。这些学说刻意回避了“国际制度何以如此？”这样的本体论性质的问题，不涉及来源性结构（或过程性结构），或者说，这些学说经不起历史逻辑的追问。
所谓过程性结构是演化性变量，即政治演化过程中的主导性力量。研究结果性结构是如何发生的，属于发生学；结果性结构指演化的结构性变量，是一种关于现状的结构。西方人这样做是自然的，其目的就是要论述现状性结构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让全世界人民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结果。但是，西方人并不愿意在发生学意义上追问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他们所不愿面对的，正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要建立的话语权的出发点。
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其发展或者说演进过程必然要涉及太多的要素，除了前述的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还有地缘政治等因素。地缘政治虽然重要，但在现代世界政治结构下，地缘政治也只是结构下的一个变量。考虑到前述的文化主义、经济主义和制度主义（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三大线索，建构世界政治史，不得不选择性过滤一些哪怕看起来很重要的因素或者学科，比如地缘政治学，而直接寻找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资源。据此，要对经济主义、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做一体化的论述。涉及的最重要的学科至少有：世界经济史（资本主义史）、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其中，文化主义中的种族主义必然离不开思想史的脉络。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则是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关系演绎出国际制度。因此，世界政治史包含在国内政治发展中形成而直接影响着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的思想与观念。限于篇幅，本文不就世界政治与上述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展开论述。
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以这些学科为基础，但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定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结果，而非分支学科的拼图。对于世界政治结构演化这样的社会体系性质的研究，任何单一的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拼接都是无效的。借用沃勒斯坦的话说，“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 approach）”。不得不说，所有取得了重大成就的问题研究或者学科性研究，都采取了典型的一体化研究路径。
世界政治包括但不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包括但也不仅限于地区政治，而是一种全球政治。把整个世界政治联系起来的事件无疑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全球化”。也就是说，有了工业革命才有现代性政治，才有世界政治。因此，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史主要限定在近代300年来的世界历史。
现代性政治基于由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个人权利）推动而形成的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政治，其主宰者300年来一直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这样，现代性政治的基本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资本主义（个人权利）、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现代性不等于西方性，但现代性起源于西方并由西方主宰的事实，决定了现代性政治中充满了西方性。更重要的是，现代性也是冲突性政治，即资本主义（个人权利）与大众民主之间的与生俱来的冲突。尽管要把握世界政治的基本脉络难上加难，但也并非无章可循。
既然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起源于西方（西欧），这就决定了主体的优先性及其演绎而来的种族主义，说白了就是白人优越论。西方人把西方在现代性上的优先性论述为人种的优越论。与此相关，白人优越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优越感，因而另外一条主线索就是资本主义——这是现代性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的最重要的要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及其所实行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推动了种族主义，并由此而演化为资本主义和白人主宰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制度。抓住了资本主义，只是抓住了理解世界体系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就是西方或者说白人这个行为主体。有了现代性秩序即民族国家的西方白人，通过资本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来各种以国际法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这里的世界体系不但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在政治上也由白人所主宰的，因此世界体系实质上应该是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体系既包括旨在保护体系制定者的各种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s），也包括体系制定者所处的非正式的世界结构或世界秩序。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萨克森人）和国际制度。
就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包括后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文化上的种族主义，以及由此最终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制度，就是能够被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国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而且，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从来不是二元化的，而是互相证成的，文化主义为经济主义证明（提供合法性），经济主义强化白人优越论，并以此而构成了白人主宰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
先看资本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经济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18世纪是西方国家国内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标志有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内政治资本主义化的副产品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诞生，世界政治产生了新的政治主体。19世纪则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化，即通过帝国主义扩张而建立起殖民地体系，这一过程的标志是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对非洲的大瓜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运动，新兴国家加入到世界政治体系之中。不能忽视的是，帝国主义不但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还直接导致白人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即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帝国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所演绎的世界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尽管催生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具有主宰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这种主宰性的标志。
再看种族主义的过程性结构。在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上，伴随着白人资本主义统治全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白人优越论盛行。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能单独成功的话，就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很多著名人物都有种族主义色彩。比如，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John Mill，又翻译为“穆勒”），曾作为东印度公司职位最高的官员——审查员主管印度事务十几年，写下了著名的《英属印度史》，该书将人种划分为高级的西方白人、次等的亚洲黄种人、只会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为英国统治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寻找理论借口，即所谓的实现殖民统治的合法化。在1857年印度大暴动之后，密尔宣布放弃自己的《论自由》，认为自由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其实在其著名的《代议制政府》中，密尔也同样说虽然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它并不适合所有民族，只是英国人的政府形式。自由主义理论家是这样，更别说当时的政治人物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士兵做了所谓的“匈奴人演讲”（HUN SPEECH）。“匈奴人演讲”的流行版本就是：杀、杀、杀，杀得中国人再也不敢抬起头来！这是何等丧心病狂的白人优越论。
值得指出的是，19世纪流行的白人优越论因为民族自决权运动而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是它转而被包装成自由主义民主。白人优越论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联系是基督教文明。面对经济帝国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羞辱，殖民地国家的精英和大众曾同仇敌忾，但面对变换了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非西方国家的很多精英则臣服了，苏联因此不战而败。因此，对西方赢得冷战胜利贡献最大的是意识形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中，都存在一种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双向运动”。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二者相互博弈；白人优越论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二者相互博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白人优越论与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双向运动，酿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扩张与战争等主题，而以这些为主题的故事又被各种主义推动着，包括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
这样，可以初步对能够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近代）世界政治史作一个简单的界定：世界政治史是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及其所建构的由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其中既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制度的演化，也包括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观念对全球性秩序的影响。这一界定包含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作为现状性结构的国际制度。这里的国际制度不但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包括约束这些组织的国际法和各种规范与道德（非正式制度），更包括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组织背后的政治结构，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无政府状态”、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世界政治结构是国际制度之锚，国际制度的性质依赖于世界政治结构，没有世界政治结构视野的国际制度研究也只能步西方人后尘。
第二，世界政治体系的性质：不平等与霸权。图1展示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性质。首先，过程性结构的性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白人优越论，都是典型的扩张性理论，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不平等性。资本主义扩张所形成的世界体系，自然呈现出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很多后发国家只能作为依附型国家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过程性结构产生的结果是话语霸权，把西方的利益说成是普世主义的；而非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空白或者滞后性，又使得非西方国家学者对此信以为真。这是一种最成功的殖民主义。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曾极力反抗经济帝国主义，也反抗那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论；但是当这种固有的殖民主义以普世价值面目而出现的时候，非西方国家的很多读书人臣服了，成为“观念战士”，以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本国的一切，包括政治选择。然而，300年世界经济史表明，没有哪个大国是按照所谓主流理论而跻身于强国之列的。
过程性结构的不平等性必然是结果性结构即现状性结构的不平等性即霸权性。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扩张性过程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必然是霸权性质的。“霸权稳定论”的实质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学说认为，霸权性制度才是稳定的，并可以相互依存，这就是看起来很讲究和平的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
第三，世界政治体系的意义。弄清楚了过程性结构的扩张性质和现状性结构的霸权—不平等性质，即世界政治史中的资本主义与白人优越论（行为主体）所进行的扩张、战争、贸易等（时代主题）演绎出了国际制度（结果），有助于生存于其中的我们中国人理解自己选择的政治道路，以及政治过程中时常出现的爱国主义情绪（不能随意地称之为民族主义）。大致可以说，美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为维护这种过程性结构的不平等和现状性结构的霸权而展开的论述。遗憾的是，生活在这一意义之网（世界政治结构）的中国人，因为封闭所导致的学术停顿，在社会科学上必然出现“拿来主义”的做法，进而其思维方式也被改变。
三、世界政治体系下社会科学的性质：以政治学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例
人类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但社会科学体系则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尤其是冷战的产物。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又被称为冷战政治学。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更别说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大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或美国其他政府部门服务过。
195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这项指令事实上成为建构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指导文件，要求建构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政治学家擅长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其研究经费也根据这项指令比1950年的3400万美元增加了四倍。按照1950年7月10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均可称为宣传工作，核心是心理战。
研究表明，美国社会科学其实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心理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被称为“冷战社会科学”，政治学更是典型的冷战政治学。说到底，冷战政治学就是为了维护不平等性的过程性结构和霸权性的现状性结构作辩护，其核心是被论述为普世主义的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主义是19世纪白人优越论的一种更加隐晦的政治表达。要理解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居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科学的性质，就必须了解这一世界政治体系的背景，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本来是文化沙漠的国度，二战后十几年内就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研究范式，一跃成为全球思想集散地和文化输出国。下文简要梳理既定世界政治体系下的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揭示美国社会科学服务于冷战的指向。
（一）政治学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到转型学
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学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叶的民主化研究。看起来这是两个主题（现代化和民主化），但其实就是一个主题，那就是西方化——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何变成西方国家，而且这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都是自由主义民主——一种维护不平等过程性结构的学说，在经济主义上维护资本主义的优势，在文化主义上以普世价值的面目维护事实上的白人优越论。
现代化研究的主导性范式是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1955年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这种学说看来，非西方国家只要具备了西方国家所具有的7种政治功能，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政治结构也就现代化了。这完全是非历史的政治设计，甚至变成了美国国务院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手册。实行西方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没有形成民主，反而出现了“政治衰败”。这样，这种现代化理论才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衰败而慢慢衰败。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取代现代化理论的是民主转型学。西方政治学者相信，不管非西方国家的政体是什么样的，终点都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到了21世纪初，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发出“转型范式的终结”的感叹，他认为绝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现状都不符合转型学的预设：转型范式由5个核心假设界定着，第一条假设是其他四条的总纲，即任何一个摆脱独裁统治的国家都被认为是在向民主过渡；第二个假设是，民主化倾向于按照一个有序的过程展开；第三个假设是，相信选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四个假设是构成转型国家基础条件的经济水平、政治历史、制度遗产、民族构成、社会文化传统或其他结构性特性，在民主转型的开始或结果中都不是主要因素；第五个假设是，构成第三波的民主化转型是建立在一个团结一致、运转正常的国家之中。但是现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转型范式已丧失解释力。被美国国会和援助人员们坚持称为是转型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向民主转型，那些所谓正在展开民主转型的国家，许多都没有沿着转型假设前进。坚持使用已经失去生命的范式，只会拖延民主援助领域的前进，让政策制定者误入歧途。现在是时候认识到，转型范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应该寻找一个更好的路径了。
现代化研究范式和民主化研究方式，最终为什么都失效了？看起来很科学的实证主义为什么失灵？关键就在于，这些范式对西方国家本身结构的认知都存在巨大偏差。比如，结构功能主义只是对美国政治结构的抽象，但是这种结构是怎么来的，完全不在阿尔蒙德等人的考量范围。结果发展中国家即便是移植来这些结构，依然是政治衰败。更不可思议的是民主转型学。美国民主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hal）关于民主政体定义的7个要素中，4个有关自由，3个有关选举，然而主宰自由、选举的资本权力居然不在其考量之列。在这种对现状性结构认知存在巨大偏差的前提下，实证主义研究意味着什么呢？其结果只能是离实存越来越远。这就是转型范式失效的原因所在。70年来两大范式都失效了，与之有密切联系的西方治理理论的命运又将如何？西方人谈治理必然是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权利主义的，这种范式在“强社会中的弱国家”行得通吗？
改革开放之后恢复的中国政治学，受影响最大的先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接着就是跟着西方政治学的节拍而研究民主转型与巩固。中国政治学的“拿来主义”的味道很重，很多研究主题都是假问题。学科的非自主性，必然导致在重大思想上的问题意识殖民化现象，比如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普世价值，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对错。事实上，自由主义民主就是典型的基督教文明的现代政治转化，和白人优越论一脉相承。一种文明的价值怎么可以代替其他文明的价值？自由主义民主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糟糕实践不正是否定了所谓的普世价值？
来源于一种文明体系的制度文明为何变成了普世价值、普世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强大的物质文明自然会助推其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传播。如果说19世纪伴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而传播的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白人优越论，那么，20世纪伴随着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是其刻意输出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论”，即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其实，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早就说过，“普世主义”都是“民族主义化”的。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不承认有所谓普世价值，认为那只不过是强势民族的价值体系而已，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强加于人的价值体系；在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是错误的、非道德的，在实践上必然是有害的。
（二）国际关系理论：从权力现实主义到自由制度主义
有机构根据谷歌（google）学术的检索发现，在国际关系研究被引用最高的前11部著作中，除了两本一般理论作品上榜，只有两本过程性结构的作品被高度重视，即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其他7本引用次数最多的居然都是现状性结构作品。具体信息参见表1。
这些“经典”到底都在讲什么问题？有多少著作是在探讨世界政治的真问题——世界政治体系的过程与来源？改革开放之后，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而又善于学习的中国学术界，必然要向美国人学习，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绕不开的过程。今天，我们则需要认识到，美国人围绕现状性结构的“三大主义”，只不过是修饰现状性结构的种种形式主义作品，而形式主义背后的实质，即作为历史逻辑的过程性结构的资本主义和白人优越论，则以“普世主义”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其理论逻辑起点与现实历史逻辑严重脱节。不但如此，美国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研究假问题——这是形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例如修饰现状性结构的作品，比如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引用率是如此之高。
具体而言，传统的讲究权力均势的现实主义主要基于欧陆政治的俾斯麦式战略而来，主要是为理解一个地区的政治而产生的理论。冷战之后，这种权力均势从一个地区拓展至全球。现实主义需要升级，于是便出现了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这一理论的底版来自美国-苏联两极之下的北约-华约结构，因而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理论。但是，苏联解体给这种理论致命打击。一极突然坍塌了，结构均势荡然无存，这无疑是理论的重大失败，于是结构现实主义又被演绎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其实是解释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单极霸权结构。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版本就是对“欧陆均势—全球均势—单极霸权”现状性结构的写照。
同理，自由制度主义是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制度主义表述，是维护白人资本主义主导现状的理论表述。我们不能不追问，谁和谁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不是只能他国依存于美国？如果西方国家依存于中国，自由制度主义还管用吗？强调共享信念的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关系结构来自观念而非利益，那么共享观念是怎么发生的呢？或者说从何而来？建构主义忽视了或者故意漠视了过程性结构，其理论来源和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一样，都是基于认同现状性结构的观念而发挥施动者的作用。
权力现实主义（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可通约吗？回答是肯定的，让我们以建构主义的视野观察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讲国际制度，只不过前者在讲事实性或非正式制度。比如20世纪头50年的群雄并起的无政府国际结构，冷战时期的两极国际结构，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单极霸权结构。在这些非正式制度之下，是各种正式制度，大家都得遵守这些制度，即所谓的相互依存。也就是说，二者只是关注的制度面不同而已，而连接这两者的就是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这里的霸权不单指主导性的霸权结构，还意味着在正式制度中居支配地位。无论如何，都是在讲如何保持支配地位即霸权，而这正是扩张性的过程性结构的产物。
不得不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学者是在用非常学术化的方式或者深奥的道理维护既有政治秩序，以至于变成了所谓的软权力而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让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自动地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这就是尼克松所说的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美国学者是在以学术形式搞政治，而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把美国式学术当成了学问，并以此（为捍卫美国政治而建构的各种研究范式）为标准而衡量本国的学术水平。
以世界政治体系的视野来看，中国学术界的一些言论更像美国学者之言，比如“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联俄抗美是愚蠢的，应该是联美日；美国对中国从来都没有遏制过。”
这些都是专业人士的建言和流传广泛的“名言”，主题都是中国利益就是美国利益，美国利益更是中国利益，中国利益的实现有赖于美国利益的实现。如果美国人也这样想倒是好事，问题是这种想法完全有违世界政治体系的真相。专业人士一般都是“观念人士”，即饱学之士。但“学”从何来？基本上来自西方社会科学，而且是实证意义而非实存意义的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理论），而实证理论与实存之间则有着巨大的张力，即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涉及过程性结果而只论证现状性结构。中国学术界受现状性结构知识的影响太重了，以至于有些专业人士关于国际问题的判断并不比没有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更接近问题真相，因为没有接受专业理论教育的人会依赖强大的直觉去感知问题。
四、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与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
中国学界终于普遍认识到得有自己的本土化理论，不能再跟风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前提是得搞清楚所谓“经典”是过程性结构还是现状性结构意义上的经典，这样才有可能摆脱既有的学科思维方式而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世界政治理论。道理在于，因为后面要讲到的“中国人来了”（新来源性结构），既定的现状性结构必将发生变革，产生新的现状性结构。弄清楚了新过程性结构所将导致的新现状性结构，才可能找到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否则“中国学派”的良好意愿就无从落地，可谓老虎咬天无处下口。诸如处理好古今关系、中外关系之类都是泛泛之谈。同政治学中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已经没有拓展空间一样，国际关系中的“三大主义”也没有多少理论创新的余地。在既定的空间内做点修补并不是理论创新，更谈不上形成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起点是新路径，只能在发生学意义上做文章。比如，当美国人说美国不能生活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时，其实是在维护既有的结果性结构的国际制度；当中国领导人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意味着既有的国际制度并不能形成公正的国际秩序，需要重构。而亚投行就是重构国际秩序的开端。
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首先要论述的是中国。
第一，要从历史文化上的“文明基因共同体”（中华文明基体论）的视角观察当代中国。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看来，中国由中国独自的现实和历史而展开，这体现于漫长的不同时代种种现象的缓慢而连续性的变化，所以应该在现代、近代、前近代的关联中来把握中国的现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支撑连续性的因素即基因有哪些？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不变的语言文字，国家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行政体制的郡县制、官僚制和选贤任能取向，文化上的包容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因而构成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强大文明，由此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及其对现时代中国的影响。
第二，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资源。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由政党来领导完成的。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并不能完成“以党领军、以党建国”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任务。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脉络来自各主要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道路，因而才有了以英国-美国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以法国-德国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这两个主义显然不能解释中国等很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国和苏俄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政党中心主义的历史版本。当然，中国政党也不同于俄国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以自己的民本主义为血脉的一种新型政治集团。显然，很难以社会中心主义或个人权利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第三，要认识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制度必然有着世界性政治意义。但是，对中国治理模式到底为何的问题，有不小的争论。笔者认为就是有将近百年历史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其中分为革命时期的1.0版、计划经济时期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
这些是理解新世界政治体系的原点。从原点出发，中国影响世界的经济主义方式就是列宁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今天学术界所用的词“发展型国家”，其核心就是国家主义。没有国家主义支配的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别指望摆脱依附国的地位。没有举国体制，中国就不可能有高铁网和各种领先世界的高科技项目，也不可能建成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独立的结算系统——而这只能依靠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企业去不计成本地在各国建立网点。这与欧美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成了双向运动。中国的举国体制在科技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与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的排斥性文化不同，中国奉行的是天下观之下的和而不同。这又与300年来的白人优越论和事实上的白人至上主义形成双向运动，实质上是民本主义的儒家文明与个人主义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双向运动，超越了表面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向运动。
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主义和天下体系的文化主义所塑造的世界政治主题必然是以治理为核心的合作主义，这又与300年来流行的西方扩张主义形成了双向运动。
上述三重双向运动，最终的走向可能是新现状性结构的新型国际制度，但不再是那一种单一种族和文化所主导的国际制度，而是由重大利益攸关方共同主导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制度和国际政治结构），或许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见图2）。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在“蛮荒之地”之上的扩张性进取而建立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国人必须从既定的世界政治结构和世界政治体系出发，因而其建立过程性结构的方式与西方的经历完全不同，必然具有渐进性的和平主义、合作主义，而不是革命性的替换战略，因此我们才屡次强调不挑战现存秩序。但是，结果性结构很可能是替代性的，对此西方人并不傻。
这样，建构新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国方案一开始就面临重重挑战。西方到20世纪才遭遇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自决权的重大对冲，而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一开始就遭遇阻击战，比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当然更重大的限制性因素还是西方人主导的国际法、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机制。对此，中国人绝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鲁莽地开疆拓土。如何在既定的结构中搏出位，既需要政治勇气（战略决断性行动），也需要政治艺术（策略性行动），还需要政治定力。新世界政治体系非一代人乃至两代人可以成就的功业，需要久久为功，是一个积量变为质变的长周期。而中国的规模意味着，量变就有质变的性质。
在走向新世界政治体系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即研究主题。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如前所述，为了维护二战之后的格局——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白人主导的世界政治结构，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为此在国际关系理论上演绎出所谓的新范式：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但是，当“中国人来了”之后，这些范式的价值就应该得到反省，中国人不应该止步于这些所谓的科学范式。一个可能性假设是，以中国人为主导的或者合作博弈而形成的新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其过程性结构的性质与过去300年的过程性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中国人建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
就政治学理论而言，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说到底就是两大制度之争——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西方“打赢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这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不单单是政治学）的研究范式是转型学——非西方国家如何转型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研究路径。但是，“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自由民主在很多非西方国家的失败，比如其导致的乌克兰式的国家分裂和很多国家的长期动荡与无效治理，迫使美国主流学者宣布“转型范式的终结”。
西方赢得了与苏联的制度竞争，但效仿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善治。西方国家在治理上麻烦重重，出现了否决型政体，相反中国的治理一枝独秀。制度重要，但到底什么制度有助于治理？治理关乎政治的本质，政治形式重要，但那更多是读书人的焦点，而百姓关注的是政治的实质——良善的治理，这是自政治学诞生之后便不变的使命。谁实现善治，谁才能最终赢得制度之争。西方的治理理论基本上都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所以其治理方案在非西方国家处处碰壁，因为很多非西方国家本身都是“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去国家化的治理方案根本行不通。所以说，国际社会科学中并不存在统一性的治理理论。比较而言，在诸多主题中，中国最有可能在治理问题上提供研究范式，这一则是因为现在还没有统一性的治理理论，二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拥有丰富的治理思想。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所以中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成为引领世界政治话语权的学术概念。根据中国的治理经验而建构一般性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其中至少包括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体制吸纳力、关于国家权力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制度整合能力，以及作为政治产品的政策的执行力，据此可以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治理能力，为比较政治学贡献中国的研究视角乃至研究范式。
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经验总结，其理论逻辑必须符合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二战之后流行的国际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流行的实证主义，不但掩盖了应有的历史逻辑即过程性结构——实证的都是既定的现状性结构下的政治关系，而且其对现状性结构的认知本身就存在选择性偏差。这样的实证主义研究势必距离作为实存的真相越来越远，因此二战后70多年来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宰性范式才一次又一次失效，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关键词，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合法性，都需要在过程性结构的研究中被重新认识，即重述，重述后，其意义将会完全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现状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来了”，那些为现状性结构量身定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适用性也必须受到质疑。这样说不武断：善于学习的中国人从“拿来”各种主义和概念，再到今天“拿来”各种实证主义方法，很多都是步人后尘的非自主性行为，并不清楚为何而“主义”，为何而“实证”。学习是重要的，但是前提错位下的学习必然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从新的历史逻辑出发，即以“从中国出发的世界政治体系”为起点，建构一套反映新的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学说。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世代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