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能有上午半天的时间，与大家畅谈智库发展，这是难得的机会。我2015年在《光明日报》发过《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与博弈的体制机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过关于智库建设的文章，在国经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在2016年上海全球智库论坛上，2016年清华大学举办的智库培训班上，都从不同角度谈过我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借今天的机会，与大家再次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今天与大家就智库发展谈几个方面的问题，以便大家对我国智库的发展，对当前智库存在的问题，对新时期中国智库的历史担当，智库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和发展方向，能有所裨益。
首先谈谈中国国家智库发展的重大战略价值。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智库的大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选择和战略举措，智库的健康快速发展对我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和意义。
对智库的战略价值，我想概括四句话:一是现代智库发展培育，是大国博弈的迫切需要，是国家在世界大国博弈中的软竞争力；二是智库的整体谋略水平和能力，是国家战略设计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三是智库创造思想品和智慧创意的累积效能，是国家创造以无形资产，是形成国家品牌、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的软资源；四是智库资政启民、引导舆论向着国家整体利用与战略取向相向而行、保障国家治国理政有效有序的软生态。我归纳为这四个方面，便于大家记录和理解，一个叫软竞争力，一个叫软实力，一个叫软资源，一个叫软生态。
第一个问题，具体谈谈我对中国智库发展重大战略价值的理解。中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确立。但是要真正创造一个大国的软竞争力，可以在大国博弈中能够胜出的智慧与能力，不可忽视的是智库的培育和发展，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能否智库先行，思想先于行动。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第一个方面，从整体看中国在现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正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我国现在GDP总量占到世界的第二位，我们处在坐二望一的位置。2016年美国GDP总量是18.4万亿，我国是1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接近65%，2030年左右我国GDP总量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个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现在我们的贸易占到全球贸易规模的14.2%，GDP总量也占到全球的14%。我国国际贸易现在已经发展到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体，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有120多个国家，我们是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是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已经确立。
第三个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从2010年开始，连续六年排在第一位，现在接近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达30%。
第四个方面，我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金融大国，人民币成为准国际货币，现在M2累积量已经超过160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里的比占到了10.92%。中国在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比重已经占到了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0%，我们和30多个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的关系，货币直兑现在也达到30多个国家。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非常快，我国已成为一个准金融大国。所以美国非常担忧，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虽然我们认为人民币与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美国仍感到不安。2013年基辛格来中中心国参加国经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全球智库峰会，是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先生创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从2009年开始，至今已经是第五届了。基辛格当时在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他就讲了一个主题，就是说美元替代英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历经了几十年。我理解言外之意就是人民币替代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毕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第五个方面，中国正在成为创新型大国，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在创新发展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梯队，比如说我们的高铁，比如说我们的核电，比如说我们的智能电网等，比如说大型计算机，比如说我们的光伏产业，这些产业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所以中国具有了和世界上一些大国博弈、抗衡、合作的硬实力。
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软的竞争力，软的竞争力包括我们战略的抗衡，战略博弈的能力，包括我们对舆论的影响能力，对舆论的制导能力，理论的创造创新能力，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解释中国道路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还都是我们的一个软肋，和我们的硬实力发展极其不相应。
从全球的陆权、海权之争来看，美国显然是占领了霸主的地位。现在美国在抢占网络空间的制导权。在国际舆论制导权方面，美国也在全世界具有非常独特的舆论主导能力。所以，现在作为全球第四大力量，就是智库的力量，作为第五种权力，就是智库参与国际治理的谋划设计能力，就是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的资政能力和智力支持能力，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总的看我国智库还没有真正形成这种能力，还处在一个初始的发展阶段，虽然数量已经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能力的培育和建设，还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所以，我想智库建设的重大战略价值，就是要建立一个智库生态体系，形成智库整体竞争力，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谈的智库第一个重大价值，就是它是国家的软竞争力。
第二，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我刚才讲了，我国的硬实力迅速提高，但是我们的软实力还没有真正形成。在全球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智库作用越来越重要。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他在2013年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个关于智库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第一句话就是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国家的软竞争力。国家的软实力如果转化不成硬实力，硬实力就在一定的阶段，或者在一定时点上，转向它的反面，比如说经济上遇到的问题，包括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问题，还有中国现在若干的战略选择，诸如如何参与、引领和推进新型全球化？如何处理中国和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大国关系？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诠释，我们就没有这种和国际社会对话并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所以，这种软实力是很多国家都很关注的。
大家说现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也不用智库了，他就用了三种人，第一是军人，第二是家人，第三是富人，智库还有什么用？但是大家可以往下看，我不是说他一定会回归到奥巴马的道路上，但是一定会回归到必须有智库和智者划谋的道路上，他一定要有整体谋划，才能找到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战略，找到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找到制定符合大国地位的谋略的途径。如果仅是靠这种冲动式的治理方式，那么我觉得他的道路一定不会特别顺利。但是他有他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他通过他自己的积累，从商的积累，从影的积累，从文的积累，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个人的行政方式，可能在有些方面，当他这个总统说了算的情况下，他会解决一些问题，也可能会迅速的解决一些问题。但也会迅速产生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些方面的博弈中，在一定情况下，智库仍然还是软实力，还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2月15日央视做了一个节目，让我来解释美元的走势。前天刚刚发生了美国的加息，从0.75加到1，那么在这之前特朗普明确的提出来，认为美元太强势了，他希望是要实行弱势美元，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的逆差，有利于恢复传统的制造业。但是，美联储主席耶伦发出了明确信号，一些智库也发出了明确信号，说美国应该升息，使美元在美国经济增长和复苏强劲、内需强劲、通胀达到预期目标这样一个形势下，走入加息的轨道，建议年内三次加息。在特朗普和耶伦之间的博弈中，现在显然是耶伦胜出。美国前天加息，美联储又明确发出来信息，说今年还要三次加息。大家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体制下，在总统和现有建制的这种决策体系下，在美国和国际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一定还要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但是他依靠班农，白邦瑞和纳瓦罗，只能说是个别专家或者智库型的人物，但是还不能说是一个智库的生态体系。关于智库的生态体系，美国麦甘组织的全球智库评价，已经连续多年，近几年上海社科院也参与了评价。中国也有不少机构在做智库评价。在全球智库评价里面，美国传统的智库，包括布鲁金斯，连续多年排在全球第一位。美国彼得森研究室所，连续多年排在经济研究类智库的第一位。这些评价是否科学还有待讨论，但是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智库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和付出，智库在研究中国道路、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中国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应肯于深刻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维维，我拜读过他写的三部曲，《中国震动》、《中国震撼》和《中国超越》，我觉得这三部著作是具有很宽视野的智者对中国道路的诠释。还有一位是经济学家林毅夫，他近几年出版了《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我也拜读了他的几部著作，他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对中国经济崛起和发展进行了理论诠释，他还进行了东西方比较研究。我觉得这两位学者，一位是从理论方面上滋滋不断探索，一位是从实证研究入手进行研究，大跨度地进行比较研究，这两个学者是令我敬佩的，他们研究中国理论，做中国理论的创造者虽然有非议，观点也有争论，但我认为为了国家无畏无惧地研究，是值得尊敬的。当前很多学者都在做理论研究，但是和外国学者比起来，我们原创性的研究还不够，基础理论创新不够，真正立论的观点，能够管很多年的理论，能够解释经济社会新现象的，能够站在理论创新的高点上，让世界的学者都能为之赞叹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少的。
我个人认为，智库仍然是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有2800多个智库，集聚了一批智力型的人才，它是美国不可多得的软实力，美国这么多年在世界保持一个大国地位，很多方面来自智库的设计，如马歇尔计划，当时是由布鲁金斯设计的，像这种谋划还有很多，智库绝对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第三，智库是国家创造无形资产和品牌的软资源。我觉得这个软资源哪个国家越丰厚，哪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越高，比如像美国，现在发了禁穆令，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不能进入美国，美国指责德国解决难民问题的方式。但是大家从来就没有反思，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正是美国策划这些国家发生问题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或者是阿拉伯之春，或者是颠覆一些国家政变，或者制造问题导致分裂，或者是局部战争，导火索点火的幕后策划者都是美国。但美国为什么就没有受到全世界的遣责，就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舆论制导能力太弱了，这种软资源远远不如美国。伊拉克这个国家被灭掉，但是事后证明灭掉这个国家的证据是假的，欧洲提供的证据说伊拉克有化学武器，结果这个情报是谎言。有人谴责美国吗？各国智库有对此做出分析的吗？没有！包括俄罗斯在内，也没有，我们的智库也没有。所以美国想进就进，想退就退，进也有理，退也有理，扇风点火，导致了问题，然后熄火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家门关上，把难民包括就业者都关在门外。所前以，我觉得这种软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得了。对于美元的霸权，我十几年第一次看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所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名字叫《美元是张纸》，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了美元是一张纸，还是很受震动的。这篇文章好就好揭露了美元的实质。过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货币与黄金或银价值是等量的。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是“双盯住”，是间接的金本位制，或者是银本位制，它也有等价的关系。后来到了1971年，美国经济出了点问题，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美国把法国和美元兑换的这一部分货币换成黄金用轮船运回了法国，当准备第二次全部拉回法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宣布废除美元和黄金挂钩。这样的话就使”双盯住“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导致形成后来的”牙买加体系”，各国货币汇率自行决定，不再和美元挂钩。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还习惯货币和美元挂钩，比如说像泰国，像中国香港，像俄罗斯，还有中国。后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金融大鳄索罗斯袭击一些国家金融市场，泰国株等货币遭到重创，只有中国香港在内地支持下打败了索罗斯，中国人民币保持货币稳定，维护了国际金融秩序。其他受到索罗斯炒作的货币都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受损失的国家并没有对国际金融规则提出质疑，也没有形成多索罗斯的任何道义上的谴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的这种软资源，它对舆论的这种引导能力，使你认为他天然就是正确的，而忘了历史。认为他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而忘了他做这个事的本身没有道理。
我们为什么输出了那么多利益，发达国家并不领情呢？包括我们出口了低价的商品，但是我们也是被谴责的，我们进口也被谴责，我们发展快了被谴责，我们经济增速降了被谴责，但是美国经济增长下降到2008年以后的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时候，全世界为什么不谴责美国呢？美国为什么下降这么多呢，你是世界增长的火车头，现在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次贷风波开始，然后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然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直到现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彻底走出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双双陷入低谷，2008年以前10年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是7%，近10年平均速度3%，2016年1.6%，今年（世行）预计正1.8-3.1%区间。导致经济这么长周期的演化，它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美国向全球转嫁了金融危机。但是美国形象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他是全球的护卫者，全球的建设者，全球规则的引导者、制定者，他是全球的一个指挥棒。因为舆论的引导权在他的手里，而美国的经济学家，美国的智库也做了很多为美国利益造势的工作。长期以来，美国智库在为美国创造了国家品牌，国家形象，连续不断在向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方面作了大量谋划和舆论引导。长期以来输出普世价值，美国的价值观似乎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观。所以，他们用一个国家品牌，国家的形象，国家的无形资产，赢得了更多的有形资产，使全世界为他打工，而且他获利了以后，还不讲你好。因为你在舆论的下风，他在舆论的上风。现在出来一个特朗普，他正总统竞选时说中国的高铁，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机场，修得非常好，而我们美国像第三世界，而且说美国现在三亿多人口，5千万处在贫困之中，5千万处在相对贫困之中，30%在贫困之中。他说的情况，比我们国家的比重高多了。我们是13亿人，“十三五”时期我们要解除贫困人口是5115万，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十三五”规划说明提出，政府每年是消除一千万贫困人口，最后剩下部分政府来兜底，到2020年实现零贫困。当然按照人均水平我们与美国差距仍然很大。
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当时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使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比重达到了95%以上，克林顿总统用了8年时间推行医改，没有解决美国的医疗保险全覆盖。希拉里当时负责医疗改革，她要推进一项医疗改革，就是妇女生小孩住院的时候，要从免费住院24小时延长到48小时，推进的这个过程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到48个小时。所以她当时深有感慨的说，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世界的喜马拉雅山。但是世界的喜马拉雅山中国攻克了。美国奥巴马时期进行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这就是奥巴马政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解决4400万没有医改的人群，没有享受医疗保障的人群。因为这个方法减少了中等收入的水平，所以特朗普上台了以后，第一天就废除了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到现在美国还有三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障。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说美国你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有问题，美国现在整个医疗总支出占GDP的比重17.5%，而我们国家不到6%，我们用不到6%的钱解决了13亿人的这种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但是中国没有去系统宣传，没有用好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上推荐，没有很好地发挥智库的作用。我们这么多的成就，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来了很多成就，但是我们没有系统地宣传中国的理论和成就，没有形成舆论导向。所以美国折腾来折腾去，大家都还认为它是天堂，还是向美国跑。中国有这么大的进步，蓦然回首觉得中国和十几年前比，不要说和30年前比，那就已经是今非昔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包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到中国以后，他为什么感觉你也是发达国家呢，你的道路，机场，港口，城市建设，的确是不逊与这些发达国家，甚至有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发展和建设原来已经定型，一些方面如硬的基础设施已经远远逊于中国。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要创造国家的品牌形象，这种软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情况下，你付出和他付出同样多的情况下，谁的软资源多，创造舆论能力强，谁就在世界上可以称霸，而且称霸还不会谴责，兄弟国家还跟着走。
我们现在其实是应该深入地进行反思，就是我们这么多年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我们有很多的成就，就是在世界上横向比较，都是很伟大的成就。但是多年来我们一直处在世界舆论的下风，这和我们取得成就确实是不相称的。近几年来，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开始通过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主动进行中国道路的诠释，这些已经开始发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现在的软资源正在培育。
第四，我觉得智库是国家治国理政的软生态。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确实需要战略升级，战略研究、决策研究，政策研究，我觉得这三大研究，是支撑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智力支撑体系。从我国现在智库发展看，体制内智库从一开始建国初期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央党校等，真正的所谓体制外的新一轮智库发展历程是很短的。短短的几年，我国智库发展也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党中央在2015年12月份确定了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除了体制内的十家以外，还有12家学校教育机构的智库，有一家是企业的智库，还有两家是社会智库。两家社会智库，一个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个是深圳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2009年成立的，曾培炎副总理退下来之后，成立了一个智库。这个智库把国家的战略研究，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这三个方面，确立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工作主要的目标就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智力支持，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中心2009年创办了全世界都没有的，包括美国也没有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到今年开始办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前四届峰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全球最知名的智库和最知名的智库人物，包括美国基辛格几次参加了会议，我国国家领导人都在会议上有重要的讲话，全球知名智库代表在会议上都有重要的发言。
我们创办了一个中美二轨对话，叫《中美工商领袖与前高官对话》，围绕中美战略对话进行中美之间民间的对话。在第七轮对话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与对话的美方代表，习主席提出，今后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前，首先要进行中美智库之间的对话，由双方智库提出方案，供两国政府在对话中参考，提出方案，提出议案。遵照习主席的指示，国经中心在2016年11月14日和15日，和美国三家智库进行了内部的闭门对话，中方是三家智库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牵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和金融40人论坛，这两个智库参加。美国是布鲁金斯，彼德森研究所，还有大西洋理事会三家智库，中美六家智库进行了闭门对话。当时因为是2017年11月14日和15日，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整个对话的聚焦点就围绕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以及中美关系的新走向开展，对话成果在服务决策方面发挥了作用。
但是总的来看，我国还没有形成软生态，就是形成整个智库的生态圈。众多智库到底怎么能形成一个智库生态体系，我觉得现在的方向还不太清楚，整个智库协调和协调体系还没有形成。现在智库的方向还不太清楚，整个智库生态体系还没有形成。2016年也是在上海，在2016年全球智库论坛上，还有在上海中国智库报告发布会上，我也有两个发言，现在网上也能看到。我概括了一下中国智库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生态圈，我概括的有四个“化”，还有四个“抢”，这四个“化”，第一个是趋同化，研究的问题都差不多，同一个问题发声也都差不多，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差不多，真正有见解的还是少。第二个是行政化，很多智库还是按着行政化的智库来办理，甚至比一些机关还行政化，还没有真正找到办智库的规律。第三个是趋利化，包括一些社会上比较散乱的智库，还是太过商业化，没有公益性的政策设计能力，只是瞄准了市场的利益，或者是利润。第四个是应景化，就是做应景文章，说应景的话。这四个化是当前智库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
我概括了一下还有四个抢，第一就是抢红包，好像微信抢红包似的，抛出一个问题大家抢答，抢答得很快，没有深度。第二个是抢眼球，包括一些媒体型智库做这种抢眼球的东西比较多，缺少那种深入研究成果的发布。第三个是抢市场，就是把智库领域当成一个市场，然后抢市场份额。第四是抢名次，因为现在智库的评价机构很多了，全国现在差不多有20家，都在做智库的评价，都在排名次，比如说有上海社科院、中国与全球化和美国麦甘合作的中国智库评价体系，有国家行政学院的智库评价体系，有中国社科院的评价体系，有南京社科院的评价体系等，所以大家都在排名次，名次排得到底怎么样，合理不合理，有待于研究，但是就像指挥棒一样，很多智库也很在乎名次，因为很多机构都在评，不在乎也不行，所以做抢名次的事就比较多，围绕抢名次发表的文章比较多。
我在2015年7月2日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建立与国际一流智库合作交流博弈的体制机制”，对于智库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咱们现在也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当前智库的问题是存在着阶段性缺陷，阶段性的缺陷是七个方面的缺乏，具体的论述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主要是:一个是缺乏非常清晰的智库定位。第二缺乏有影响力的，有震撼力的智库议题和方案。第三是缺乏新型智库的运营模式和宽松的外部环境。第四是缺乏跨领域，跨区域，跨国界合作的体制机制。第五是缺乏可以与国际一流智库争夺话语权、主导权的对话平台。第六是缺乏一流的智库人才。第七是缺乏新型智库筹资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对这些阶段性的缺陷的分析，也是当时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国经视察的时候，在确定第一批高端智库试点过程中，到国经中心去调研和考察工作，在会议上除了中心领导向中宣部部长汇报之外，两位专家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我是其中一位，根据会议上的发言，整理出来了这篇文章。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智库整体形成治国理政的智力支持体系。国家很重视智库培育和发展，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会议都有明确对智库的论述，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指出 要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在2013年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智库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闻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深改办又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12月份启动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大力推动和描绘的智库发展蓝图，看到实行智库发展的整体战略，在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国务院的全力的推动下，中国智库取得了超常的发展。但能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智库软生态体系呢？我认为还差很远。当前我们做当前问题研究多，做长远研究少；做技术层面的研究多，做战略层面的研究少；看表象的多，深入机理，由此及彼地深刻分析少；做实证研究多，做战略研究和政策设计少。所以，智库整个软生态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对智库的智力劳动者的种种约束，还没有真正解除。比如说具有研究能力的智者人还没有真正成为智库的主体，也还没有形成旋转门制度。我们中心最近一位研究人员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现在也安排一些研究人员到地方政府挂职。中宣部领导在有关智库工作会议上也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旋转门方面，开启了政府的决策研究部门老同志——智库型的领导干部到智库来，有的退休以后到智库来工作这样的旋转门。但是还没有真正形成智库向决策研究机构的旋转这个门，那一扇门口还没有打开。只是部分打开了一扇门，这是中宣部领导在今年1月份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
我想因为中心背景比较特殊，袁鹏所长的那个智库可能也是顺畅的，因为他是体制内的智库，但是其他很多智库还真不具备旋转门的条件。第一，已经具备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旋转不出去；第二，政府和企业需要深入研究战略和政策的人旋转不进来。美国的智库就是两党储备人才的大本营，总统以及总统决策班子，由于不断的竞选，下野党的人才大部分储备在智库做研究，作再次执政的战略和政策储备，所以可以旋转起来。我觉得我们第一是人没有解决，第二是钱没有解决，三是筹资机制没有解决，第四是旋转机制没有解决。对智库管理哪里是合理的，哪些是合法的，政府怎么支持智库发展，企业怎么支持智库，企业给智库经费支持在税收上有什么样的设计，目前没有一整套的政策设计，尤其在筹钱这一方面。在用钱方面，智库受到约束的就更多了，上次几家智库代表参加中央深改办关于智库的发展会议，我们包括汇报了智库的工作，重点汇报了约束智库发展的问题，其中这些智库都一致反映，包括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大家都一致反映，当前对智库的资金管理方式，用钱的方式有很大的问题。使这些智库的专家，把大量时间和智慧放在找发票上，放在报销上，这怎么可能全部精力去为国家献计献策，资政启民呢？他连自己的思想品报酬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自己在智库的尊严都解决不了，还为此经常受到各种审查甚至呵斥，制度问题不解决，还会有更多人在这方面出问题。我说的可能是一个普遍问题，但是却非常极端，可能各家智库都遇到此类问题。中心去年承担一个部委的8个课题，已经完成了研究成果并已经提交，但是按照部委的规定必须重新竞标，还要有陪着竞标的单位。实际上财政资金就是为国家决策服务，国家采购智库公共服务的资金。但是这个国家部委按照规定就要招投标，等到招投标把所有的手续完备之后，已经到当年的10月份，经费11月份到账，12月份按照财务规定收回了，结果几个完成的课题经费全部落空，还办了无数手续。
我带着课题组作的研究是在11月份以前就完成了，而且课题成果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是接受部委的任务，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批示，落实俞正声同志在一封信中提出的长江经济带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这个课题也是我带着做的，课题已经做完了，也呈送了有关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后课题费十月底转到中心，11月底上缴，按照财政部规定经费收回。在座的智库也许好一些，可能我们这个智库比较特殊一点，你们是不是钱比较好用，上海好像比较好用。而且围绕着智库的筹资机制，还有财务管理问题，各家智库都提出不少意见。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在接见中科院院士的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提出，要把科研人员解放出来。现在两办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这些文件非常正确，方向明确，但是在审查你的时候，仍然按照原来的规定办理，审查的方法也是原来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影响智库生态的重要问题，形成智库竞争力和活力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再一个比较突出的是出国问题，在座的智库也可能好一点，我们中心智库研究人员现在出国按照规定必须是一个国家5天，两个国家不能超过8天，三个国家不能超过10天。中心2011年参加董建华先生主持的中美未来十年经贸关系的课题，2013年5月在美国发布，原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三个地方发布，我随中心春正主任一起参加这次发布和徐宣传工作，结果到纽约后就到了规定时间，就直接返回北京，剩下洛杉矶董建华先生和香港的学者单独工作。
中国体制内的智库，这些非常活跃，也走出了新的道路。比如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召开中国发展论坛，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社科院成立了李扬为首席专家的金融研究所，对中国资产进行了系统的盘点，对金融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主张。樊纲作为首席专家的改革发展研究院，他们对粤港澳问题，以及中国宏观问题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企业智库像中国石油的石油研究所，据我了解他们也做了很多专业化的研究，技术含量和专业含量的研究，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体制内的十家智库，积累的时间长，人才多，队伍庞大，只要转成国家高端智库，只要按照智库发展规律办，就有很强的爆发力。还有高校的智库，我觉得后劲也很大，在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高校智库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社会智库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樊纲领导的深圳改革发展研究院，可能体制机制更加灵活。我国各类智库是特殊时代产生的一批智库，所以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教育系统的，还是企业的，还是社会的，不管它什么出身，我认为，我们都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都有历史的责任和历史的担当，都需要积极探索构建中国新型现代智库，构建中国的智库生态体系。
谢谢大家！
提问：我是吉林省委战略研究室的，我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作为省一级的智库重点在哪，应该怎么建设？第二个问题，作为省一级智库怎么与国家级的高端智库建立一种机制，或者是什么形式？
陈文玲：我觉得地方智库也非常重要，也是国家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省里面的智库，还有国家智库，我觉得都应该相应的有作为，比如说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如果所有的人都是研究大的战略构想，如果你会发现在具体的领域就有空白。现在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按照古丝绸之路的路线是65个国家，如果按照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那它除了亚欧板块以外，将来非洲地区、或者是北美、南美地区，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加入其中。用这样一个平台来凝聚全世界目光和共识，推进共享经济发展的规模，我觉得对全球都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但是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对很多国家的研究是空白。
如果是一个整体的智库体系，我想应该有大致分工，比如说大学的智库，比如说省里的智库，像中蒙俄走廊，内蒙和东三省应该研究得比较透彻。比如说和东盟的关系，广西省的智库应该研究得比较透彻，比如说和缅甸的关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云南省智库应该研究得比较透彻。相反来说，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智库分工协作体系，有很多省里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研究，有些研究有成就，但得不到支持就自生自灭了。实际上云南省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连续十几年在研究孟中印缅四个国家的经济联系，现在新一轮改革把这个机构撤销了，所以积累的研究成果就灰飞烟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能够形成一个智库的生态体系，形成一个有分工与合作的国家智库、省级智库协同机制，来共同支撑国家大的战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省里面还有省委省政府对于智库的要求，要求智库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决策服务。这肯定也是省里智库的一个责任，也是义务，所以省市的智库可能和国家层面的智库不太一样，可能你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更多的是支持本级政府的科学决策，使之看得更长远，决策更科学。省里的智库虽然研究省里的问题，但是省里的问题必须放眼到中国大的历史转型，放眼到世界大的历史转型的背景下看。因为不可能把省里作为一个单独的体系。
提问：陈教授，今天您的课听了很有启发，我想借这个机会有两个问题，一是两办关于新型智库的意见发表以来，首先搞了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但是随着智库的发展，智库一拥而上的，人民日报有内参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我想问一个问题，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2017年或者是今年、明年，它是一个什么走势，这个口子是越收越紧，还是常态化的申报机制有没有什么按？
第二，关于智库的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价问题，领导的批示，决策层的影响是不是智库唯一的，或者说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因为我是搞科研管理的，我们在给系统单位搞科研评价的时候，其中就是发了多少论文，再就是领导有多少批示，后面搞下来，有的地方就给我们告状，说某某单位批示是找领导出具批示的，下一步怎么搞，现在对我们是一个难题。智库到底怎么评价，关系批示，突击批示，在地方可能还是存在的，这样一些情况怎么避免呢？
陈文玲：对不起，第一个问题要请中宣部回答，第二个问题要请智库评价机构回答。我对智库评价体系，特别像您说的批示，据我了解，有多少批示，批示内容，目前还没有告诉具体智库，所以几乎所有的智库评价，肯定就没有涵盖这个内容，也没有把这个内容作为评价的标准。现在中国社科院的评价，南京社科院的评价，上海社科院和全球化的评价，还有行政学院的评价，各有各的体系，它们之间没有沟通过，到底谁的体系是评价重在什么地方，信息怎么获得，具体问题还要问他们。
至于未来是什么样的高端智库审批程序，作为突击批示智库作为高端智库试点，我没有听说过，中央领导也不可能突击批示。习近平主席突击给谁批示，李克强总理突击给谁批示，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地方的突击批示，你们是怎么换来的呢？我还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查一查，地方领导要能突击批示，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有的话，应该要高度关注并认真解决。如果智库评价体系发生突击审批的话，你这个指挥棒就会出误差。
提问：听了陈文玲老师讲智库发展的各方面内容非常受启发，针对智库是国家战略中的软实力，想请您再谈谈看法。
陈文玲：我们当前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要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强国。我们能够走到这一天，来之不易。从历史上看，元代这个朝代寿命最短是97年，没有走过百年，那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走到第二个一百年，真正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现在来说这几十年是非常关键的，这是从纵向的角度来说。
那么从横向这个维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解体时是69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8年了，68年我们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与此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深刻的社会矛盾，有些是不可回避的社会矛盾。可以说我们也到了一个临界点，一个是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拉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一个是我们积累的社会矛盾，能不能有效的化解？我觉得这几年正在加大力度化解这些矛盾，包括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腐败问题，包括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审批层次过多、流程过长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化解。
但是一些新的问题又在产生，比如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比如说城乡之间发展失衡的问题，比如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失衡的问题，比如说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生态遭到破坏中国的雾霾圈，最大的时候已经覆盖到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可能比微信的朋友圈还要大。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化学品的污染，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的污染问题，也并没有解决。虽然我国现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76.1岁了，这么多的污染也没有影响寿命延长，生命长度还不断在提升，但是如果是环境好，中国人生前就会更幸福，幸福指数就会更高。当你看到在北京蓝天白云变成奢侈品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他的幸福感和指数顿时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横向看，现在我们和当年苏联解体的时间差不多，也是在一个临界点上，我们怎么吸收苏联解体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跟得上历史的脚步，站在时代的前沿，使它保持生机活力，使这个国家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这是智库的责任与担当。
第二，在大国关系调整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大国之间的博弈加剧了，中国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更加重要。我觉得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因素是在中美关系的博弈上，中国现在和美国博弈的筹码加大了，比如说我们2013年和彼德森研究所，做关于中美FTA的研究，彼德森研究所同步做了FTA的研究，他用模型计算提出了最终的结论，如果是中美能够启动FTA，那么将增加5000亿的贸易额。当时2013年的时候，中美贸易额总量才4800亿，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接近5000亿美元，2016年是5196亿美元，可以看到如果说中美两个国家合作，那么贸易增加的量，相当于我们40多年形成的中美贸易总额。
彼德森研究所还有一项预测，如果是中美打贸易战，会影响美国480万人就业。我们在中央电视台解析特朗普新政打贸易战的时候，用了这个个数字。在2016年11月14-15日中美六家智库对话的时候，我发言的时候也用了我们共同研究的一系列数字。特朗普计划未来10年，要解决新增就业人口2500万，如果是贸易战开打，直接影响500万，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就没有了。从就业给美国如果带来的好处来看，我们的筹码就加大了。
另一个因素是我国从美国进口数量很大。我国去年进口8000多万吨大豆，其中80%是从美国进口的，美国的农产品出口主要市场是中国，包括现在双汇在美国收购的企业，就是全球最大的生猪企业而主要的猪肉市场还是在中国。美国波音飞机集团预计未来十年中国会从波音采购4000架飞机。
我们从美国进口的数量比重非常大，在今年两会期间，商务部长钟山有一个发言，说我国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来自美国的进口占我们的多少，占美国的多少，而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市场的多少，这个份额有一个最主要的商品份额，这也是现在和过去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所不同的。
第二，在大国关系方面，我国与俄罗斯形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美国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如果说美国不出现（通俄事件，也可能像很多分析的那样联俄制华也有可能出现，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这些年建立的友谊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不会轻易地遭到破坏，这是大的关系和问题的主流，俄罗斯是一个战略大国，不会那么短视。所以，我觉得这种大国之间的博弈、平衡和筹码，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是从世界上横向看的第二点。
从世界横向看的第三点，我认为是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2008年一直到201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速是1.8%，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速是4.8%，2017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速度是4.5%，发达国家不到2%。从2011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现在这种趋势还正在继续发展，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降低了增速，放缓了，但可以说，去年从全球的大型经济体经济增长来看，美、日、欧、俄罗斯、印度，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体比较，中国去年GDP增长6.7%，仍然在世界上排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印度，印度GDP增速是6.6%。按照IMF的预测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印度去年预测要达到7.7%和7.6%，都高于中国。开始的时候印度在欢呼雀跃，觉得印度一定要超过中国了，但是到2016年底它的增速低于中国0.1个百分点。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去年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印度总统莫迪在一夜之间废除500和1000面额的大额货币。印度软件的发展本来走在我们前面，但是现在国家电子化和信息化的程度比中国差的太远了，信息系统不灵，导致了很多人钱取不出来报废，导致了印度几十个人自杀，对印度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影响，产生了动荡。
但是，我们可以说新兴经济体现在整体在向好发展，俄罗斯从2015年的负3.8%，到2016年的正0.8%，2017年会到正1.6%。巴西也走出了负增长。印度今年预计是7.6%，未来十年它的预计都在7%以上，甚至8%以上。为什么印度现在在做印度梦，莫迪的想法也要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国，现在印度人口平均年龄是28岁，比中国低十几岁，我们接近40岁。印度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劳动力支付为主的这种人口红利，至少还能释放10年到20年。
除了印度之外，还有一批新兴经济体闪亮登场，这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都会保持一个长周期的中高速增长，包括印度尼西亚，包括孟加拉国这些国家，也包括越南、缅甸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未来10年都在6%以上，甚至7、8%。
所以，从横向维度来看，无论从中美的关系看，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看，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关系看，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世界都对中国给予了很大的期待，希望中国能够站在经济全球化前列引领发展。我国长期以来是韬光用晦，绝不当头，现在我觉得进入有所作为、奋发有为的阶段。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时代把中国推向了前沿，历史把中国推向了前沿，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内在的要求，把中国推向了世界的前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历史担当，就应该是五句话，哪五句话？第一，做提出中国方案的设计者，或者中国方案的提供者。现在中国方案其实说得很多，真正提供中国方案的，我觉得智库也在不断发展，有的被领导批示和采纳，这些方案确实需要有大思路，大视野，大手笔。我听袁鹏所长说他们一年有几百件呈送件会被批示，成果转化率很高。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经中心等都在努力。国经中心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金融机构——亚投行的建议，2013年的4月份，曾培炎理事长提出了这个设想，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名义呈送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当时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做了重要的批示。2013年的9月，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学院讲话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十月份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这个建议，在2015年12月份之前，整个社会都没人知道，培炎理事长要求不让宣传，低调做事，要低调，不宣传，但是要把为党中央国务院咨询服务的工作做扎实。所以中心很多研究成果，包括我刚才说的中美未来十年经贸关系的研究，在美国发布了，在中国也发布了一次，但是这个书一直到去年才出版。
还有培炎理事长2010年就亲自带着课题组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自机制研究》，实际上是改革的方案设计，研究成果接近50万字，其中近5万字的总报告被作为十八大文件起草参考研究报告之一。但是这些工作中心在社会上也都从来没有宣传过，也没有公开过。直到2015年12月，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央有关领导，还有中宣部有关领导说，智库要为国家出大主意，要出大战略，并举了国经中心的例子。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才不胫而走。我觉得对于智库来说，这本来就是智库的历史担当，就是智库应该做的事。中国最应该做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中国理论的提供者、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