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系的稳定与结构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世界性意义。然而，回顾中美关系历史，可清楚看到，中美关系一直充满不确定性并潜伏危机，这种危机会因人因事不时发生，有的一度导致中美走到冲突的边缘。从 1981 年里根总统执意对台进行高性能武器军售，1989 年美国领导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对华制裁，1996 年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使中美在台湾海峡发生严重军事对峙，1999 年美国导弹“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致使中美敌对情绪高涨，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挫折，2016 年因国际仲裁庭做出南海问题非法裁决引发中美南海高强度对抗，到 2018 年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技术阻隔，每次危机都使中美关系走到危险境地甚至出现冲突前景，特别是在 1996 年的台海危机中，中国在东南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遏制“台独”，美国则派出两个航母舰队陈兵海峡，这几乎使中美走到战争的边缘。
历史走到今天，中美之间潜伏危机的基本关系形态没有因为世界格局的演变和时局的变化而改变，反而因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在美国仍奉行全球霸权战略和固守冷战思维作用下，中美有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西方一些战略学家甚至设想中美发生战争的场景。实际上，这是当代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学者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美国影响的结果。如果按照沃尔兹的“安全困境”之说，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的长期冲突和对抗是必然的，因为大国实力分布的变化让中国成为唯一可以取代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国家。显然，“结构现实主义”忽视了其国家权力和利益追求受到核武器这种毁灭性力量的强制性制约，本文将对此做出分析并给出结论。结构现实主义还认为，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动力，观念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种观念并不符合现代国际政治运行现实，国家间通过政治外交的沟通机制，仍可消减在观念、思维、战略、政策等方面的误读、误判，从而降低冲突风险。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之间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新时期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不仅是为中美两国人民谋福祉，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在中美关系史上，中国一直在谋求建立稳定、良好的双边关系，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中国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而美国
则不断就中美关系制造事端，现在更将对中国发展崛起的战略遏制提升到新高度。
历史表明，只是凭借良好愿望、依靠一些技术性措施或安排，无法长期稳固中美关系，也不能建立所期待的新型中美关系。其内在原因是中美关系存在深刻结构性矛盾，这就是意识形态相左、国家战略相抵和文化理念不同，这三个结构性矛盾就决定了中美间难以建立真正战略合作关系，要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仅仅从意愿、政策、人脉等方面进行努力难以实现目的。那么，在世界战略格局和政治形态的客观现实中，中美能否以及如何构筑稳定的大国关系呢？
事物的结构决定着事物的功能，这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根据这一原理，构筑稳定的中美关系需要从中美间自然关系结构上寻找答案，需建立一种制约性的关系结构来规范、约束和稳定中美关系，在客观理性而非主观意识上实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
结构的意思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世界上分有形结构体和无形结构体，前者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形式，如建筑、物品等，而后者则是指看不见或摸不着的存在形式，如组织、机制等。结构决定功能，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将决定其呈现出怎样的功能、作用。对中美关系而言，中美关系的结构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格局，规范着中美关系的形态，规定着中美关系的边界。基于建立长远稳定的中美关系的考虑，必须从关系结构上着手，构筑相应的中美关系结构。为此，本文提出建立三层次结构的中美关系，即外交上建立“通畅及时释压”机制，经济上建立“确保相互重创”关系，军事上建立“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这三层次结构对中美关系而言，其深度和制约力是逐次递增的，在不同层次起到稳定中美关系的防波堤作用，制约中美关系由浅层危机向深度危机进演，避免中美走到最后的“摊牌”境地，进而避免中美关系“破局”，保障长远中美关系大局稳定。
二、 “通畅及时释压”的外交机制
政治外交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具时效性的一种关系，它使两国能进行及时的信息送达、意愿表达，能在第一时间达到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和危机的目的，对发展、稳定两国关系特别是防止意外发生或因意外事件导致出现严重后果具有第一防波堤的作用。
在中美外交关系史上，两国建立的政治外交交流机制特别是高层领导人的直接沟通渠道，在关键时间点上对防止严重事态、稳定双边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1989 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危机，是对中美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两国领导人当时的直接沟通与协调，对避免中美关系出现更大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1989 年 1 月，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他曾于 20 世纪 70 年代就任美驻华联络处主任，那段经历使他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他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也建立了良好关系。老布什一上任就访问了中国，并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分真诚友好的谈话，老布什向邓小平表示要加强中美关系。但是，整个西方掀起了反华狂潮，发起对中国的严厉制裁，老布什面临巨大压力，但从两国长远利益出发仍想维护两国关系大局。在这种情况下老布什希望通过与邓小平直接通话的方式进行直接沟通，以让中国领导人对美方处境理解、对中美关系放心。老布什后又以写信的方式向邓小平表达此意，并随后派出特使 — —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对北京进行访问，向邓小平当面表达了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决心，但同时顾忌形势特别是美国国内舆论，不得不对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制裁，但这种制裁不会是长久的，请中方予以理解。果然，美国在对中国实施一段时间的制裁后取消了制裁，老布什动用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关于取消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提案。可以说，如果不是老布什与邓小平的及时沟通与协调，在严重危机、高度对抗气氛下，两国将对对方产生严重误解、曲解。事实说明，中美领导人保持直接顺畅沟通，在中美发生严重矛盾特别是在出现重大危机的关键节点上，对化解危机、稳定关系大局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和中美关系特点，为及时缓解矛盾、控制压力和化解危机，在外交层面中美应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和直接热线联系机制。目前，中美建立了 100多个对话机制，几乎涵盖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建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对话”这三大机制，成为中美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对话交流的主体和主渠道。“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在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上进行沟通和交流，起着缓解两个异质国家战略性矛盾的作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重在军事安全领域进行沟通，以减小双方误解、误判，降低安全对抗和军事冲突概率；“中美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则就中美文化和人民各层次的交流做出规划，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培育和夯实中美友好基础。
目前，这三大机制从内容上基本涵盖了中美间主要矛盾，也在行政上囊括了双方的主要最高权力机构，但仍要根据两国结构性矛盾和权力构架变化而需进一步完善。实际上，政治外交关系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两国在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等深层次观念上的相互理解、认可与支持，这是解决两国矛盾、建立长期稳定友好关系的基础，因此，中美政治外交机制上应在战略对话中加入意识形态内容，这是中美不可回避而又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本质性问题。中国尊重美国拥有的价值观、理念和制度、道路，不对美国内政有任何干预意愿和行动。同样，中国也希望美国同中国一样，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所取得巨大成功的现实角度，认识、理解和尊重中国的价值观和所选择的制度、道路，希望与美国“和而不同、和平相处”，一起为人类社会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成功之路。在中美战略对话的机构组成上，应将对双方安全战略有重大影响的各自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纳入中美政治、安全的对话机制中，发挥国家安全最高智囊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作用。总之，这三大对话机制应充分发挥“解压阀”作用，定期为中美矛盾和压力解压，稳定中美关系大局。
除了以上中美常态化沟通与交流机制外，中美领导人和要害部门的直接沟通渠道，即全天候的直接热线联系必不可少，这对中美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避免和控制危机特别是防止由意外事件导致严重危机、由小问题导致大麻烦特别重要，这个即时热线沟通机制能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目前，中美两国建立了元首直通电话热线和国防部直通保密电话热线，从国家和军队层面建立了直通即时联系渠道，但基于避免不可预料严重事故发生目的，特别是在非常时期、特定地域发生不测事件，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件也能得以及时妥善处理，不使意外事件升级为严重事态，中美应在战区层面建立直接联系渠道，特别是应在中美可能发生重大意外的空海域战区机关，即在中国各海军舰队和有关战区与美国太平洋舰队间建立这种机制，这种战区级直接联系机制可发挥防止意外、控制危机的实际效果。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是中美关系史上因一次意外事件导致严重危机的案例。回顾危机产生和演变过程，双方在发生危机时缺少直接沟通机制，特别是在中国南海舰队与美太平洋舰队之间没有直接信息通达渠道，致使双方对对方信息不清、情况不明、意图误解，从而失去了第一时间控制危机升级的机会。2001 年 4 月 1 日，美国 EP-3 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 70 海里（110 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进行抵近侦察，中国随即派出战机进行监视，但发生了中国战机与美方侦察机相撞事件，造成中方飞机坠海、飞行员牺牲的严重后果。美军侦察机机则在未经中方许可情况下迫降在中国海南岛陵水机场。本来对这一美国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是非责权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双方没有在第一时间及随后一段时间进行直接沟通，美方对中方已对迫降美军人员给予妥善安置，并需按国际惯例依法对美机进行调查取证这些信息没有知晓，致使美方误认为中方将美方人员扣留作为“人质”，致使美国民众情绪激烈，在美国媒体煽动下，美国内出现反华浪潮。在这种形势下，美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对美侵犯中国主权行为和致使飞行员牺牲严重事件只字不提，反而强硬要求美人员尽快返回美国，甚至提出傲慢无礼要求，并派出军舰在南海一带游弋对中国施压。此举更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愤慨，致使中美对抗进一步升级，危机进一步加剧。如果当时中美建立了战区级直接联系机制，对这一突发事件能直接进行沟通、及时送达信息，本可以避免因信息不明产生的曲解和随后导致的危机升级。
三、 “确保相互重创”的经济关系
中美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和直接热线机制属于政治外交范畴，从国家关系结构看仍属于浅层的一种关系，它虽对中美通过直接沟通联系防止因意外事件和重大问题导致危机出现和控制危机能起到较大作用，但基于中美间结构性矛盾，这种机制仍不足以框住中美关系，仍不足以避免中美出现严重危机，不足以在关键时刻控制危机升级、防止危机向更严重的后果方向发展。比如美对台军售问题，这是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问题，只在外交层面建立中美“通畅及时释压”的外交直接交流与沟通机制，不足以制约美对台出售武器，特别是阻止美违反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大规模军售。要制约美国采取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的行为，控制中美危机烈度，必须要建立更深入的双边关系结构。
根据目前中美关系格局形态，应在“通畅及时释压”的外交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构筑中美“确保相互重创”的经济关系，用重大而深入的利益关系钳住中美关系，即双方确保拥有使用经济手段重创对方经济的能力，在重大危机发生时使用这种能力能迫使对方慑于巨大经济利益损失而不会采取严重损害各自核心或重大利益的行动，或即使对方采取这种行动也可导致其得不偿失的后果，从而迫使其收手或妥协。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提出的“确保相互重创”经济关系，是从战略角度提出的，而非仅从经济角度提出的，也就是说是从两国关系整体大局和核心利益角度提出的，而非只是为经济利益目的提出的。对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而言，国家战略安全和两国关系稳定大局，超越了其他某一单方面的利益，这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
（一）“确保相互重创”经济关系的内涵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在国家战略、政策决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特别随着全球化日益发展，国家间经济依存度也日益加深。目前，经济相互依存已成为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支柱，互为依存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冲突的作用，这是中美战略稳定与美俄战略稳定的不同。相互依存使得中美两国都有动力化解那些损害双方获益或者损害双边、地区以及全球稳定安排的分歧。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中美相互依存的深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展。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或金融战的行为都可能引起两败俱伤，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两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将逐渐显现。国家对经济体系崩溃或资产流失的担忧，使得经济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击对手在传统军事领域的铤而走险，甚至能够作为威慑的一种补充力量。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技术创新水平，都在推动中国在经济领域逐渐缩小与美国优势地位的差距，中国经济地位的加强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确保相互重创”经济关系的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中美具有高度的经济依存度；二是双方拥有在关键时刻动用经济手段打击对方或应对打击而进行反击的决心。从概念上讲，经济依存度是指本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经济或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各国广泛采用以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即经济对外依存度。从中美经济关系格局和影响中美战略决策因素看，我们应将中美经济关系中对经济发展、安全和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要素纳入考虑范畴，这样不仅应将中美进出口总额这一经贸指标作为中美经济依存度的主要因素，也要将中美相互投资额和双方持有对方国债额这两个因素纳入中美经济依存度范畴。因为，中美在对方的投资规模能极大影响对方的就业机会，国债因素能对对方金融稳定产生较大影响，这两个因素都能深刻影响对方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是国家领导人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时，像稀土等稀缺金属是大国必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对其控制也是制约对方的重要手段。因此，根据两国经济依存度和对方经济结构形态，在特殊时期使用经济手段威慑和打击对方，以追求实现政治目的，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
（二）中美经济依存度
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保持着巨大双边贸易量。据美方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 5980.7 亿美元，中国已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提供的数字，2016 年在美国对外贸易量减少 2.9%的情况下，中美贸易额仍高达 5785.9 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发起对中国贸易战的 2018 年，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中美经贸额达到6300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也超过2400亿美元。同样，美国也是中国第一大双边贸易伙伴，中美贸易量总贸易量大幅度增长。目前，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 1/3，贸易总量超过世界 1/5，而且中美与其他国家经济总量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双边贸易量占比也越来越大，中美两国经贸相互依赖日趋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虽然目前美国挑起了贸易摩擦且对美经济发展的损害将逐渐显现，在全球化难以逆转而继续发展大趋势下，中美经济关系形态难以根本改变。
中美不仅保持巨大贸易量，而且双向投资保持快速增长，中国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国，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也显著提升。比如，从 2006 年到2014年的9年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增长了几十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占比也提高了若干倍。虽然始于 2018 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使中美双向投资受到较大影响，但从长远看，在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包括双向投资在内的中美经济关系还将在曲折中继续发展。
国债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果外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从而打击美国经济。中国一直持有美国的大量国债并占有较大份额，这是中国另一个制约美国经济的筹码。当然对中国来说，在抛售过程中，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外汇同样也会贬值，造成相当可观的财富损失。同时，美国也会实施反报复措施，打击中国经济。中国抛售美国债，也会影响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美元资产会大幅贬值，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大幅下跌，全世界经济会受到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若中国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在打击美国经济的同时自己经济也会受到不小的损失。
从历史上利用经济手段实现战略目标的案例和效果看，根据中美这两个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依存度关系，双方若动用包括贸易、投资反制措施和抛售对方国债等在内的经济手段，能对对方的经济形成重大打击，也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其社会的稳定。比如，中美贸易和中国对美投资将为美国创造近千万个就业岗位，若在关键时期中国对美实施贸易和投资反制，就会影响这近千万人的工作岗位，继而会影响近千万个家庭的收入和生活，影响面会波及几千万美国人，这会对美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抛售国债也会对美经济带来重大打击。当然，在打击美国经济、影响其社会的同时，中国也会遭受相应经济损失，但是无论如何，经济手段相比军事手段而言，其风险、损失要小得多，特别是在制止美国战争冒险的关键时期，作为一种遏制美国的手段，经济手段应是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战略选择。
当前，中美关系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将中国定位于“战略对手”，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并构筑技术壁垒，甚至美国内出现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论调。那么中美经济能真的“脱钩”吗？首先，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融合，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发展趋势，在这种历史发展大势下，中美经济不可能真正“脱钩”；其次，美国将负担不起与中国“脱钩”的代价。若美国硬要与中国“脱钩”，固然中国会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中国完全可以将原来对美国的技术、市场等依赖转向其他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对冲掉由此带来的损失。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发展，中国完全可以开辟出对外开放和国家发展的新天地。反而，美国会因中国“脱钩”，失去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将自己封闭孤立起来的美国由此将在衰落道路上越陷越深；最后，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要与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钩”，将对世界经济和其他各国利益造成重大消极影响，必然会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会面临巨大政治、经济压力。
四、 “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
在国家关系结构中，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能称得上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关系，不能反映两国关系的本质，且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不稳定性特点，只有安全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关系，也才能反映两国关系的本质，安全关系也具有稳定性特征。我们可选择中国与东面的韩国和西面的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作为例证，用国际政治现实来阐释、佐证这个机理。
中韩建交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韩关系发展迅速，中韩不仅保持了高水平的政治外交关系，而且发展了密切的经贸关系，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经贸合作伙伴，而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的韩国竟排在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经贸合作伙伴，两国年贸易额达 3000 亿美元左右，而且两国还保持着亲密的文化关系。2015 年 9 月，韩国总统朴槿惠顶住美日压力，毅然出席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更是将中韩关系推至高潮。然而，中韩关系这种高水平发展不符合美日利益，引起美日极大不满，在现有亚太安全格局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环境条件下，美国仅使用一个“萨德”反导系统部署问题，就成功逆转了中韩关系，不仅严重挫伤了中韩政治外交关系，也使中韩经贸、文化关系受挫。而中巴关系则是另一种例证，中巴民族、制度、宗教、文化等差异较大，因国情、条件所限，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受到较大制约，年贸易额不到 200 亿美元，不足中韩贸易额的1/15。但是，两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和地缘安全格局下建立起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与友谊十分牢固，两国关系历经美苏对抗格局、中印边境自卫反击、印巴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冷战结束、美国发动在阿反恐战争等世界格局和形势的各种变化而历久弥坚，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被写入巴基斯坦宪法，与巴关系在中国被称为“巴铁”，中巴建立的“全天候友谊”具有超越时代、跨越时局的强大稳定性。
由此可见，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能反映国家关系的本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国关系水平，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要受到安全关系的强大制约，具有一定不稳定性，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不能从根本上规范、约束和稳定住国家间关系，更不能在关键时刻遏制住一方冒险性战略选择，制止最严重危机特别是战争的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国家关系结构中的最深层部分寻找答案，这就是要建立能稳定住中美关系的安全结构，即用相互威慑的军事战略结构来钳住中美关系，而在当今时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核武器。在当今世界，对于中美这两个存在严重结构性矛盾的大国而言，一个是守成霸权国家，另一个是发展崛起大国，要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避免中美从对抗走向战争，必须发挥核武器的顶层战略遏制作用，遏制决策者发动战争和使用核武器的冲动，将战争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也就是说，必须用核力量的强制性给中美关系戴上一个“安全帽”，使中美的博弈、对抗不会越过一个红线，这就是战争红线。那么，一种怎样的中美核战略关系才能实现这种目标呢？
（一）“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
冷战历史证明，美苏之间拥有相近的庞大核武库和相互间的“超杀”能力，形成一种恐怖的核平衡，保证了处于高强度对抗中的美苏都因惧怕对方毁灭性的核报复打击而不敢首先发起核攻击，从而避免了美苏的核战争，确保了世界的整体和平。由此可见，美苏双方处于一个“对称战略平衡”状态，我们称美苏核战略关系为“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但中国一贯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始终坚守不参加核军备竞赛立场，一直将自己的核武库保持在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形成一种怎样的核战略关系，才能避免拥有强大核优势的美国首先发动核进攻，保证中美间形成相对安全平衡状态，最终保证中美间战略稳定呢？
由于核武器具有毁灭性特点，因此，只要具备对对手不可接受的核打击能力，就能迫使对手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欲望，从而避免核战争、实现相对战略平衡。即使中国今后发展崛起后，以中国的战略文化和民族特性，中国也不会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中美间的核力量或将是非对称的。为实现防止中美核战争，保持中美战略稳定，在中美核力量不对等情况下，需要建立中美“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
所谓“非对称战略平衡”，是指以中美不对等、非对称的核力量结构形态来实现安全平衡的战略态势，即虽然现阶段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的核力量特别是在数量规模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但中国仍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并能给美国以不可承受的核打击能力，具备与美国对对方同等效力的核威慑能力，从而构成相互间相对平衡的核威慑关系。
（二）中国核战略目标
在“非对称战略平衡”框架下，中国拥有何种规模的核力量，才能实现这种相对平衡的核威慑关系呢？从美苏经验看，美苏拥有相同庞大核武库，且都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在首次核打击中，不仅要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而且将对方支持战略力量的经济工业及人口目标也列入首次核打击目标范围。但对中等核国家而言，打击强大对手的军事目标，一是缺乏这种能力，二是也无太大战略价值。从威慑本质看，只要对对手包括城市在内的软目标作为核反击对象，就能沉重打击对手，起到事半功倍的威慑效果。
中国是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在被核打击后的核反击，这对在同样战争条件下确定核武器规模将产生影响。因为，若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政策，则在评估核力量效能时可不用考虑对此有重大影响的核武器系统生存能力问题，或生存能力指标在整个核武器系统作战效能中的比重较低，这样，核力量效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武器的可靠性、突防能力和打击能力。例如，对中美战略博弈而言，美国是无须考虑己核武器的生存能力的。但对中国而言，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是首要的指标，只有在对手核打击下能生存下来，才能谈得上核反击。同时，鉴于美国正在全球极力发展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期在自己首先使用核武器后不受核报复，谋求使用核武器的“自由”，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这对保持最低核武器规模的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也将极大破坏全球的战略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发展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内在原因。
国家间关系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军事安全三个方面。本文主要是从现实主义出发，以国家间这三个主要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形态才能稳定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而非从国际政治理论关于政治结构概念出发研究这个问题。上面提出外交上的“通畅及时释压”机制、经济上的“确保相互重创”关系和军事上的“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三层次结构，其涉中美关系深度和对中美关系的约束力度是梯度型逐次递增的。按照中美间出现问题的性质和程度，这三层次结构关系会可在不同层次上起到约束和稳定中美关系的防波堤作用，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善谋运用，我们可在我国谋略家和军事家孙子之兵法中寻找答案。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我们可结合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和中美关系实际，来理解和阐释这三层次结构关系的运用：在中美关系初现危机或发生重大意外事件时，应以中美间建立的直接、实时的“通畅及时释压”外交机制来控制和化解危机，这样中美即以较小的代价或不必付出实际代价，就可防止危机向深度发展，稳定双边关系；若事态严重而外交手段和方式不能产生作用时，被动一方就可以建立的“确保相互重创”的经济关系，运用经济手段打击影响对方，迫使其放弃危险性举措，控制局面向更严重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经济手段的一方自己也要做好承受经济损失的准备，但无论如何也比发生更严重的事态 — —战争的结果好得多；经济利益及手段毕竟是有限的，且中国对美存在一定劣势，当事态严重到经济手段也不能奏效时，中国就需以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果断对美进行核威慑，使双方达成妥协以化解危机。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从理念、政策看，中国不可能是主动侵害美国核心利益的一方，只能是被美国所侵害的一方，中国是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防御方。因此，在维护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和关键时刻，中国应以坚定的战略决心，与美国开展博弈。
五、结语
基于对中国发展崛起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担心，目前美国已不再掩饰地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遏制，采取技术封锁等对华强硬行为（今后还可能向军事安全领域演进），企图锁住中国前进的步伐，阻止中国的崛起。美国是一个深具战略思维和意识的国家，但客观地说，由于美国建国时间不太长，其在很短的发展崛起历史中也没有遭受过太多的羁绊、阻碍，美国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思维较弱，这导致美国精英阶层大都长于战略思维而短于历史思维，最多了解世界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大多专注于欧美历史而缺乏对世界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导致美国精英善于从战略层面认识事物，而缺乏从人类宏大历史的角度认知、把握事物。一个国家是否能成为强大国家和保持强大国家的能力，取决于国家所具有的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
即国家的文化文明和物理条件（人口、面积、资源等）。在几千年世界历史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强大国家，是公认的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是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的基础和原动力。只是在近代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崛起后，由于西方的入侵、掠夺、殖民，中国才陷入沉沦、落后。但经过抗争、洗礼后，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汲取西方文明精华后，又重新展现出强大复兴之势。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一个意外甚至不是一个奇迹，而是历史正常发展轨迹，历史恢复常态而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美国应该多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客观理性认识、对待中国的重新崛起。美国正确的选择是，理解、支持中国的发展崛起和民族复兴，与中国一起紧密合作、协作，发挥中美在世界上共同的大国责任，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提供最大和更多的公共产品，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格局下构建一个新的良好世界秩序。这样，未来世界发展结果不仅可最大限度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一贯秉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理念的中国人民，会对美国的支持帮助感恩在心，以中国未来国力之强大和文明之复兴，与美国构筑良好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