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把冷战结束看作“历史终结”，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自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展证明了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严重偏差。
西方民主制度不仅没有获得所谓胜利，而且次贷危机、美国在中东移植民主带来的中东乱局、2016年美国大选等一系列事件，还进一步引发了西方社会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民主的广泛质疑与反思。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发出由衷赞叹，也有一些人开始关注、探寻“中国奇迹”背后政治制度的原因。
事实上，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后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民主政治是适合工业化、现代化社会进程的政治制度。在普遍趋势之下，各个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多种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选择和建构适合自身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的深刻影响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形成了既体现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和普遍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中国的探索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提供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西方民主制度弊端显现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然而，无论是小布什总统的“大中东民主计划”，还是奥巴马未执行即已夭折的所谓“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声称的“民主”只落得把中东化作满目疮痍。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反而处处水土不服。这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自己也在反思。尤其是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长期的选举政治造成西方政策短期化和功利化，政客选前被利益集团捆绑，为了眼前利益开出空头支票，很难顾及一个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即使是福山自己，在2014年也曾在美国双月刊杂志《外交》上撰写《美国正在腐朽中》。福山不得不承认，利益集团深入把控决策过程，美国两党为否决而否决，已令美国民主政治制度陷入僵化。
2016年的美国大选更是引发了美国国内尖锐政治分歧与争拗，大选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刻揭示了西方政治制度中选举与民主的内在矛盾，即金钱政治、派阀政治和民粹政治对人民主权原则的颠覆与否定。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
在反思西方民主的同时，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及其所蕴含的重要理念和重大意义。
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既是对人类有益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政治制度。
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探索，中国已经形成适应发展阶段、符合发展要求的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体系，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相统一
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基本权益得到了普遍保障。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广泛保障人民权利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机制，这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集中资源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
相比之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权利保障的功能，但同时开放竞争性选举，造成了扩大社会分歧以及政党、利益集团相互排斥攻讦的“否决政治”的困境。在富裕稳定的西方国家，这些弊端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多发期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政治制度的缺陷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矛盾多发期，以竞争性选举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许多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导致了频繁的政治冲突，有的使社会陷入长期动荡。
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八大把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正是以协商民主作为实施和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中国的协商民主是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群体，运行于政党、国家、社会、公民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体系。
中国在工业化阶段重点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协商民主的本质是寻求社会利益的交集和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妥协和共同利益形成。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多数决定的民主机制不是对立的，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在交流讨论中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趋于一致，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协商民主是求同存异，有利于达成妥协和共识，降低达成妥协的交易成本。
循序渐进扩大人民权利
西方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是先验、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天赋人权”；或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自身政治发展的经验证明，权利的实现是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的确立仅仅是权利的起点而非终点，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奉行和倡导自由平等精神立国，但在美国宪法中却保留了奴隶制。在美国建国80多年之后，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方式才在宪法层面否定了奴隶制。而在美国被宪法确认的公民平等原则全面转化为各个联邦主体即美国各州的法律时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这意味着美国的宪法原则落实为法律走过了上百年的道路。
美国历史表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当今世界上，许多照搬西方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遭遇了“民主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中，从未把权利神圣化、绝对化，从未以先验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人民权利问题。权利是伴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而非与生俱来或单纯靠政治斗争争取来的。中国发展人民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造条件，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之一。
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策略
中国根据自身实践和长期探索，形成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策略：
一是“问题推动”。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解决了现实问题，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是“试点推进”。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的方法，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是出现设计错误，甚至改革的失败，也会把风险和损失控制在试点范围内，而避免了更大的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
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建设的局部成功未必具有很大的价值，有些政治建设与改革可以带来某一方面的效益，但却可能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因此，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通过不断的局部实验与试点，可以观察和评估其整体效果，最终形成全局性的稳妥的解决方案，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政治发展策略，保证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平稳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对比西方历史上以及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因工业化引发的灾难性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为当今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历史阶段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也为困于内在缺陷和面临重重问题，引发重要争执的西方社会提供了启示与参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不仅具有中国价值，也具有世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