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围绕是否拆除美国内战期间南部邦联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塑和相关公园的改名问题，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骚乱，保护雕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与之对峙的自由派群众爆发冲突。期间一名极右分子驾车冲撞自由派人群造成1死19伤，加之两名警察因巡逻直升机坠毁丧生，骚乱共造成3死35伤。
表面上是围绕历史问题，实则是种族主义者借尸还魂引发纷争。参与保护雕塑的游行人员，不管是理查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另类右翼、还是前3K党领导人大卫·杜克及其追随者，亦或新纳粹分子，不管被称为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本质上都是种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城市中公开与自由派对峙，标志着美国种族主义抬头。年初以来，这一群体的活动日益猖獗，不断制造事端。他们推倒犹太人墓碑、在自由派色彩浓厚的大学校园挑起冲突、在多个城市公开集会反对拆除邦联雕塑。长期以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处在社会边缘的种族主义分子如今公开表达诉求、招摇过市，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息息相关。
首先，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鼓舞了白人至上主义者。2016年大选期间右翼民粹主义声势高涨，成功改写美国政治版图。这一过程中，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另类右翼”表现抢眼：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视特朗普为自己人，他们借助网络平台，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主义政策，散布反移民、反多元文化、反犹、反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反“政治正确”等理念，在动员白人选民，尤其是中心层白人选民中发挥重要作用。“另类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执行总裁斯蒂芬·班农，还被特朗普聘为竞选顾问，为后者胜选立下汗马功劳。特朗普执政后更任命班农为首席战略师，并依仗其推行一系列具有浓厚排外色彩的社会政策，如严厉打击非法移民、颁布“禁穆令”、计划削减合法移民等。这些政策给美国带来一定混乱，另类右翼对此却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在舆论不断质疑特朗普和另类右翼关系的情况下，特朗普态度暧昧，不仅没有主动与其划清界限，在压力下的表态也十分勉强。
其次，男性白人地位的相对下降加剧其危机感。与特朗普及其右翼民粹的崛起类似，白人至上组织的猖獗是中下层白人集体焦虑的反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就业层面，美国白人蓝领在国际上面临日本、欧洲、“四小龙”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在国内面临少数族群和女性的竞争，还要承受科技进步和产业外迁的冲击，收入水平相对下降，逐渐告别五十年的“黄金时代”。在社会文化层面，受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少数族群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提升，白人男性自感空间持续被压缩。非法移民的涌入、“肯定性行动”的矫枉过正、“政治正确”带来的困扰，则加剧了该群体的困境。如果说中下层白人的危机感体现在经济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危机感则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
从数量上看，中下层白人规模庞大，绝大多数珍视通过勤奋工作获得成功的价值观，他们要求好工作和高收入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白人至上主义者人数少，但其终极目标是建立“白人国家”。他们对两党精英奉为窠臼的自由主义极为不满忧心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遭侵蚀，主张维护美国甚至西方白人的种族纯洁性，降低移民、少数族群和异质文明的影响。特朗普“夺回美国”的口号，暗合了这些种族主义者对白人生活富足、地位优越、人口膨胀的美好时代的向往，唤起了他们的“心魔”。
种族主义早已臭名昭著、遭人唾弃，但生命力极强。美国奴隶制随着林肯废奴宣言和南北战争而终结，但种族隔离制度延续近百年，直到民权运动和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相关立法才全面废止。显性的种族歧视因“政治不正确”被主流社会所抛弃，但各种隐性种族歧视从未消失。白人警察执法时对黑人的“种族归类”，就饱受非洲裔和自由派白人的诟病。种族主义不会消失，但谴责和遏制种族主义不仅是美国国内的共识，也是全人类的共识。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向好，中下层白人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蛊惑性就会大幅下降。即便美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和出现大规模种族冲突，美国也不会回到民权运动之前，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和显性的种族歧视更不会卷土重来。在与种族主义的斗争中，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处在绝对有利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