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来自《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城市报道，直接关乎海外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日渐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有两个层面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是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追求；其二是建立地方特色城市的设想。这两个层面之间的互相渗透，成为目前中国城市形象设计的特色——或许也是症结所在。截至目前，中国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建设目标的城市已经超过200个。面对这种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大潮，专家学者表示忧虑，并指出：“城市建设应多些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少些盲目决策和浮躁心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不能遍地开花”。
来自学者与媒体的研究报道恰恰提示我们，中国城市对自身的“城市形象”建构缺乏系统的理解与理论思考，往往成为大跃进式的盲目运动。根据美国社会哲学家和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定义，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主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更具体地讲，它又可以被分为“自形象”与“它形象”这两重概念。前者是指由城市管理者所主导乃至设计的对城市的认识与构想，后者则是指来自他者的，对城市的媒体报道、文学书写乃至集体与个人记忆。在本文中，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中建立的中国城市的“它形象”，并借由对“它形象”的统计与分析，反观中国自身城市形象建构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我们查阅了三个月内（2016年6月至8月）《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145篇报道文章，其中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28篇（占总报道数量的19%），中国政治27篇（19%），中国外交32篇（22%），其它社会文化新闻58篇（40%），其中43篇文章涉及中国城市。北京与上海成为城市新闻的首选，其次新闻报道涉及深圳、哈尔滨、宁波、成都、连云港以及重庆。
以上述统计为基础，我们继而对《纽约时报》登载的中国城市新闻进行分类，根据报道内容将其分为五大类：大型文化活动、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社会生活以及城市历史等。在大型活动方面，上海迪士尼的建设与运营成为重中之重，例如“55亿美元的华丽梦想：米老鼠来到中国”，“迪士尼的魔法在中国失灵（上）：挫败与妥协”，“迪士尼的魔法在中国失灵（下）：同床异梦”等三篇。报道的重点并非迪士尼主题公园本身，而是以迪士尼在华业务谈判与发展为例，深入讨论了中西之间的政治关系对商业发展的多重影响，以及围绕美国流行文化引发的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除此之外，哈尔滨的音乐节、施坦威国际少年钢琴赛等也引起了《纽约时报》记者的兴趣。
在城市管理方面，《纽约时报》涉及了当今中国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诸多市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如交通拥挤、性病防治、环境保护、城中村及外来人口管理、大众娱乐引发的城市噪音控制、房屋与土地产权等。其中一些议题，如汽车摇号、雾霾、广场舞等同样是中国本土媒体关注的公共议题。另外，城市底层居住者——包括农民工、性工作者、搬运工等——的生活困境，也往往成为西方记者切入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着力所在。
与之相比，公共安全的议题则更多地与突发事件相关，包括上海浦东机场爆炸案、学校“毒跑道”事件、深圳的山体滑坡事件、连云港的抗议核废料处理场事件等，均进入了《纽约时报》的报道视野。除了还原事件本身，这些报道中不同程度地将重点放在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公共安全事件的反应与处理上。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调查、反应与解读，以及在事件前后与民众的交流互动和结果，往往成为公共安全议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生活方面，《纽约时报》广泛涉及了咖啡馆、婚外情、饮食文化、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与之前的类别相比，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显得更为松散与多元，并未呈现出特定的倾向与写作方式，既有“山城重庆最后的棒棒军”这种关注底层问题的报道，又有“披萨让中国人吃下了‘臭’奶酪”这样讨论中外文化交汇之下城市居民餐饮习惯变迁的文章。
上述分类描述粗略地勾勒了《纽约时报》中国城市报道的大致内容与侧重点。这些报道中所呈现出的中国城市的整体形象具有三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城市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第二，城市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的焦点；第三，城市是转型期体制矛盾的集中体现。
以底层人物的感受为报道中心
细读《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城市的报道，尤其是将其与国内类似新闻相比较，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纽约时报》对待中国官方消息和官方声音的态度与本地媒体极其不同。唐佳梅在分析国外主流媒体对广州的报道时曾指出，“传播主体中的政府消息来源相对缺失，……中国对外新闻发布渠道有待提高，信息针对性与受众分析有待提升。就传播主体而言，它表现在政府声音过于微弱。除新闻当事人以外，学者与专业人士高居海外媒体消息来源榜首，国际组织和外籍人士也是重要的消息源，在新闻事件中主动传播自己的声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官方的声音在西方媒体中的彻底消失。
首先要澄清的是，官方的声音并非在所有新闻报道中都是必要的。譬如“在北京的‘老友记’咖啡馆逃离现实”这一报道，讲述了一家开设在北京金融区的咖啡馆如何复制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中的中央公园咖啡馆，由此展示都市白领如何在嘈杂的工作和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归宿。类似报道还有“成都‘世界最吵公园’安装噪声检测器显成效”，讲述成都一家公园在降噪方面的努力，并借用人类学家斯尼亚代茨基（J.P.Sniadecki）的说法，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对“公园”这一公共空间的不同期待。这样的新闻本身并不需要官方的出场，因而官方缺席也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当官方声音成为必要，同时也事实上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时，它往往不是决定性或主导性的声音，而是与当事人和专家学者意见并列。记者根据报道的方向与意图，根据三种声音背后各自的需求与资源，在这三者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与侧重。
在某些新闻中，官方的声音与影响得到了更多的体现。譬如“55亿美元的华丽梦想：米老鼠来到中国”一文，除了一些基本信息的介绍（如投资额、园区规划等）外，还引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贺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致辞。“深圳滑坡调查归罪于玩忽职守，惩罚大批官员”则大量引述了国务院安全主管部门的声音。而在“浦东机场爆炸案”的报道中，官方声音不仅是新闻引述的众多声音中的一种，甚至往往是被边缘化、被质疑的声音。在“中国官员承诺拆除学校‘毒跑道’”一文中，教育部仅仅承担了事件信息发布的职能，文中主要意见来自于对市民的电话采访，其中不乏对政府官员和教育部门行政管理人员的质疑与指责。在上述报道中，民间与官方的声音往往充当故事中的冲突两方，而最终的权威评判则往往源自对专家学者的采访。对于这一采编原则与策略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媒体的报道文本，认识官方声音在其中的功能，更可用于思考如何调整自身城市形象的建构，尤其是如何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
在具体报道中，西方记者习惯于以具体底层人物的生活体验与感受为中心，而非直接进入政策层面进行宏大叙事，他们的书写意在营造事件发生的现场感，侧重于事件与政策的效果与影响，而非其设计初衷和意图。换句话说，西方媒体的城市报道意在书写一个具体的政策，在一个具体的城市空间中，对具体的生活主体的影响，以及后者对此的切身感受。
构筑交流的桥梁：破解
我们要客观认识西方媒体的政治立场和新闻选材，秉持有所辨析的“去政治化”的态度看待西方媒体的新闻选材。这就好比我们经常要求西方国家放弃冷战思维，客观看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我们也不应该总是用敌我关系、或“西方反华势力”这样的政治框架去解读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对于对用“肯定”与“否定”的简单标签加以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打造自身的完美城市形象以“平衡”甚至“对抗”西方的“负面”报道，我们更愿意首先去审慎地分析、理解西方媒体自身的逻辑与思路，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我们的工作方式。
“信息供需错置”
我们认为，目前的城市形象宣传工作中存在着某种亟待纠正的“供需错置”的现象。具体而言，“供需错置”指的是以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形象推介的重点，与美国媒体报道突出底层的倾向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与错位。实际上，《纽约时报》对中国城市的报道，不论其为“正面”或“负面”，始终关注具体时空中的个体人物及其生活世界。换句话说，以一些形象工程作为外宣工作的重点这一做法本身，就已经误解了西方媒体运作方式的基本逻辑，更不可能达到期待的效果。在我们看来，中国城市形象的建构，首先必须打破“正面／负面”这个二元对立的理解框架，打破“它形象”＝负面，“自形象”＝正面这种思路的束缚，正如唐佳梅所说，海外媒体塑造的广州形象和实际形象的对比表明，将“自塑”与“他塑”对立，试图“自塑”正面区域形象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很难具备良好传播效果。
“工作环境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媒体中出现负面报道是源于官方信息的缺失。在华外国记者协会曾列出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时所面对的六项主要限制，其中就包括政府信息的难以获取。即便要获取一些并不敏感的信息，也存在诸多困难。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无法联系到，政府机关通常对记者的问询反应迟缓，各级政府代表或相关组织对外国媒体怀有偏见，而刻意隐藏数据或相关历史信息。在华外国记者协会所提出的问题，源于西方记者在中国的实际工作经验。依据这些问题，在改善城市形象的过程中，与其花大力气进行“正面”城市形象的“自塑”，不如致力于城市基本信息的公开发布机制，乃至建立面向外国媒体的信息提供与交流平台，使得西方记者能够及时获取完整准确的必要信息。
建立“互动型交流”
近些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花费巨资开办的各种地方性文化节庆活动，或承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展览、赛会等，是更大规模的“展示型交流”。政府为这些交流活动设立详尽的预案，布置周密的活动计划，规划细致的参观路线，安排专人代表接待。“展示型交流”的“优点”在于接待一方可以尽量将优势的、正面的、积极的信息准备完备，充分展现，有很强的可控性；但“展示型交流”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它过分突出了展示，极大地压缩了信息双向流动的交流空间。“互动型交流”可能面临一些风险，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质疑，没有事先准备的文案工作，直面一些负面的事件和景象等，但直面问题要胜于回避和掩盖问题，要习惯于倾听问题而不是否定问题，仓促的回答也许不那么完美，但是在西方记者眼中，这远比口若悬河的宣讲更能让人接近事实的真相。“互动型交流”需要从事外宣的工作人员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习惯，也需要外宣机构建立一套训练与培养沟通能力的机制，而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正因此，许多外国媒体缺席“展示型交流”活动，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从其他渠道获取那些或许不那么准确的信息，也意味着国家管理者失去了与外界互动的机会。换句话说，要消灭“负面”新闻，建立互动交流的平台要比拍摄宣传片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