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被称为“国家学”，即讲授和研究国家权力的学问。什么是国家权力？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性问题。政治学基本上都是沿着韦伯式国家观而展开，把国家视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力的政治组织”。 〔1〕这只是国家的一种组织属性，其实韦伯还讲了国家的精神属性，那就是其著名的合法性概念，合法性理论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理论。韦伯更注重文化主义路径，即合法性有无至关重要。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都是被经济基础即经济权力所决定的，但是起着不同程度的反作用。对这些关系的看法，取决于研究的对象，比如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权力的重要性无处不在，可以说是主宰所有其他权力的权力；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或者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制社会里，精神权力都是支柱性质的。这是就国别政治而言的，而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政治，尤其是“冷战”时期，“世界”变成了论说的对象，变成了“观念的世界”，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霸权最终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国家因此被颠覆，从而更彰显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上升到国家权力原理的高度去认识意识形态。
关于国家权力的认识在知识论上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突破，只不过尚未变成普遍化的知识或曰常识。比如，在被称为韦伯之后最伟大的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那里，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要素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其中政治权力代表着国家权力。也就是说，研究国家权力，不但要研究传统的政治权力，还要研究政治权力的基础性权力即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因为西方教科书中未有这样的内容安排，很多学者也未知这种已经存在多年的新成果，以至于很多国内读者一碰到意识形态权力这样的字眼就条件反射性地反弹，认为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极左”的那一套，就是在搞政治大批判。这种认识水平严重滞后世界政治现实，甚至连政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都未能把握，殊不知，美国政治学被称为“冷战学”，因此流行于世的权力学说就是经过科学主义包裹的意识形态权力。更重要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很多出了大问题的国家，不是因为军事权力出了问题，也不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受制于人的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出了问题。这就是从国家权力“原理”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权力。
一、国家权力的结构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告诉我们，政治权力即我们常说的政权，是阶级冲突和军事战争的产物，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只不过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结局而已。弗兰克·梯利也早就告诉我们，“战争制造了国家”，其实这里面就包括了军事实力与经济权力两大要素。进而，军事力量的基础又是什么？军事制度、组织水平以及战略战术固然很重要，但离了征税系统和军粮供给系统，组织得再好的军队也难以运转，也就是说，军事权力的基础是经济权力。历史上，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权力并非都是有形的，信仰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或国家权力的基础，中世纪宗教战争如此，冷战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体系之间的较量。因此，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被忽视掉。那么，到底如何认识这四种权力呢？
在迈克尔·曼那里，按照权力发生的时代性或次序，依次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通过语言、文化学习、宗教而传播并影响人心的观念、学说。前现代社会，因为识字率不高，官方语言就很重要，比如殷商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真人的占卜。在官僚制形成之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并不是韦伯所谈的欧洲国家的两个支柱即军队和官僚制，在中国则是儒学和官僚制，即国家的基本秩序从来不是靠军队维系的，军队只是对外，国内则是一种基于“文教”的生活方式或自发秩序。无论是农民起义而取得的政权，还是其他形式的改朝换代，都传承了儒家思想，而官僚队伍也是依靠儒家学说组织起来而运转，其中最核心的统治思想就是民本，是一支民本主义化的官僚队伍。在欧洲中世纪，思想控制权而形成的等级、地位更为突出，即地位稳固不但来自对财富的占有，更来自专业技能如军事才干和知识垄断权如僧侣和寺院。也正因如此，在韦伯看来，推动社会变迁的不仅是技术、生产力，还有文化即思想观念。这是韦伯对马克思的补充，即在承认唯物论的基础上而突出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
工业革命让人们的思维更加结构主义化，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去思考世界。而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也就是一种力量，是以机械唯物主义去看世界，还是之前以破除神权思想的笛卡尔式的唯心主义去看世界，对现实国家的影响力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在滚滚向前的工业革命的浪潮里，思想的力量也从未停止过作用，很多时候还是权威式的支配作用，比如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之后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表达了穷人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意识形态权力都被掩盖在一路掘进的物质主义运动中。
但是，“冷战”把世界政治拉回到中世纪式的神权政治之中，一切以“主义”为标准。意识形态之争是诱发冷战的根源，因此形成于冷战之中的思想、社会科学无不为意识形态权力服务，无不是追求以观念打败对手。两极对立的阵营是这样，在各自阵营内部也是如此，如哈耶克追求的就是“以观念打败观念”，即新自由主义打败凯恩斯主义。这其实是阵营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追求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 在观念战争中，不得不承认，西方国家做得更好，因而“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政治学而言，一直充满着张力的“自由”（财产权）与“民主”（平等权）被建构成“自由主义民主”，萨托利直言这是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确实，信奉“自由主义民主”成为世界上普遍化政治。
在学科意义，已经有研究指出，包括学科范式的建构者也不讳言，从影响美国比较政治学20年的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到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转型学”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最终都美国化，最终都是以研究范式之名而内嵌的观念、思想、制度，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了，就是西方制度模板的意识形态学。遗憾的是，国内不少读者居然视之为“政治科学”。没有比这更有成就的意识形态建构了。 一句话，“世界”不仅仅是物化的，而是观念化的建构，是一种“观念镜像”，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看，取决于人们用什么观念去分析。没有什么权力比能操纵人的观念、思想和意念的那种权力更有力量了。
2.经济权力。
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看得见的来源和基础。经济权力的表象是GDP总量，背后则是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又是意识形态权力）。
经济制度不但包括我们熟悉的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还有这些制度背后的工具性形态。不同时代，工具性形态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运输系统（比如中国的大运河）、城市、水利系统，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关键，大运河彻底把中国统一起来了，中国也因此殷实起来了。在工业社会，组织化企业就是经济权力的直接来源，格申克龙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经典地描述了企业的组织形态、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到了现代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外加交易系统的互联网化，资本市场就成为经济权力的核心。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西方金融海啸，都证明了资本市场之于经济权力的重要性。今天，中国正在上演资本市场考验中国经济安全的剧目（2015年连续三个星期的股市暴跌导致市值蒸发21万亿）。在互联网金融时代，失控的资本市场一夜之间让中产阶级变为穷人，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夜之间被掳走。
如果说经济权力的表象层次是GDP财富总和，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制度，第三个层次是工具形态，第四个层次则是经济思想。虽然2008年金融海啸已经证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失效，但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则依然主宰着经济学界，甚至经济主管部门。如何评估经济思想对于经济权力、其实是国家安全的直接影响，依然是个开放性的问题。比如，一个政府可以很快地控制看得见的军事权力、经济部门，但难以很快掌控经济部门的实际管理者的思想和观念。此次中国股市风云，其实就是一次市场化观念与政权之间的“游戏”。2015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权威人士”明确宣布中国必须、也有信心繁荣资本市场，让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却是股市暴跌。也就是说，市场化观念中的自动均衡原则在资本市场并不管用，但很多人对此却深信不疑。〔2〕因此，离开了经济思想而去简单地以制度、工具、财富总和去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权力，是一种貌似科学的、但实际上并不能反映客观效果的做法。
3.军事权力。
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权力是由军事权力直接缔造的，正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梯利也接着说“战争制造了国家”。军事权力如何强大？欧洲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因士兵“爱国”而强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军队则依靠骑士的忠诚，而日本武士的尚武文化则为人称道，靠当兵吃饭的雇佣军则靠不住。所以，中外历史上，“士气”都是不输于“兵器”的重要力量。除了士气和兵器，军队的组织形式或军事制度之于“士气”的组织和充分发挥作用很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天才的军事组织家，“三湾改编”确立了军队的民主主义原则和“支部建在连上”的首创，从而使同一个军人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之后，“古田会议”又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思想上彻底武装红军。正因为如此，在兵器现代化程度远不及国军的共产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军队居然打败了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同样，在朝鲜战场上，美军的“绞杀战略”制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德军，但却不能阻吓志愿军，在长达三个月的“绞杀战”中保证了铁路、公路的畅通，这同样是“士气”与“兵器”的较量。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四辆坦克居然能长驱直入巴格达，如入无人之境，足见失去了灵魂的萨达姆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卫队”多么不堪一击。总之，士气、兵器、组织形式，是中外历史上强大军事权力均不可或缺的有机性要素。
4.政治权力。
在逻辑关系上，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权力的最直接表征形式或国家权力的行使形式。因此，和国家权力的性质一样，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强制性，是对特定疆域的人和事的排他性管制性，是暴力机器的唯一垄断者，因而是有天然的暴力潜能。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韦伯式国家观或权力观。但是，正如米格代尔的研究所发现，韦伯的强国家只是根据欧洲经验而来的观念的国家权力，而在欧洲国家之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及其他非洲国家，尤其是塞拉利昂这样的部落式国家，事实上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封建地主、部落领主、商人、军阀、土匪盘踞在碎片化的社会里，不是强国家，而是强社会。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国家”与韦伯式“观念式国家”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不存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碎片化，经济权力只是“生存政治”即不择手段生存的方式而已。
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是对韦伯式国家观的突破，同时迈克尔·曼关于政治权力的“专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划分，更是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权力的知识和观念。所谓“专制性权力”，就是统治者不与社会协商而主观武断地或强制性地推行自己意志的权力；“基础性权力”则是权力渗透到社会结构、统治者与社会协商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权力。在迈克尔·曼看来，很多国家只有专制性权力而缺乏基础性权力。
综合而言，政治权力的强弱并不是简单地视其强制力、对暴力的垄断程度，而是看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相互赋权，相互传递正能量的程度。一方面，要看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渗透社会结构的能力，反过来，也看社会支持、配合政治权力的程度，这些都离不开作为“网络”的意识形态权力。
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研究，让我们在观念上突破了政治—经济关系二维分类或韦伯式文化主义论。国家权力不是简单的整体，而是“同盟的、重叠的、交叉的网络”，即“互动的制度化网络”。〔3〕国家权力有分工，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功能性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是由彼此孤立的若干领域组成的——虽然每一领域都有若干组织、功能、目标和手段所构成——它们彼此的联系是那些关乎外部目的的联系，〔4〕或者说人类并不是要追求四种权力形式本身，而是在人类演化中这些权力形式是实现人类目标的组织、制度手段。〔5〕这是就起源而言的。但是，在历史演化中，这些组织、制度、手段却反过来制约、影响着人类目标。
作为“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国家权力的评估就变得更加复杂化，我们很难以单项领域的组织或制度去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否则就无法解释历史上的国家兴衰与政治组织或军事集团的命运。在四种权力形式中，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是可见性权力，也就是可以测量的，而意识形态权力则是在看得见状态与看不见状态之间的、又无处不在的“弥散性权力”（the diffused power）。四种权力关系是无比复杂的，而所有其他权力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权力的论述或者牵引性作用。
意识形态权力是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看上去是政治权力主体制造的副产品，即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是，这个“副产品”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直接制造，而是以与统治阶级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界、教育界为主体的。文化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经济权力主体的关系，在有些国家是显性的，而在有些国家是隐性的，以独立主体的面目出现，比如西方的新闻与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独立的，但离开特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就难以存续。因此，意识形态权力必然是有“弥散性”。弥散性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以一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方式渗透到整个人口之中，直接影响着每个权力形式，从而构成“互动的制度化网络”之魂。
首先，观念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流行的概念是政治权力合法性，即人民对权力的自愿接受和认同，从而产生权威。这是理想类型界定，即模式化概念。合法性如何形成的？ “冷战政治学”严重偏离了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从老一代的行为主义者拉斯韦尔，到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都专门研究了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拉斯韦尔把二战战场上的心理战，直接嫁接到政治心理学。而在《现代政治分析》中，达尔则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操纵性权力，即政治支配者知道让被支配者该知道的东西，掩去被支配者“不该知道”的东西。其实，这就验证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一切思想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如果说作为权力载体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可视的硬件，而硬件的运行原则则离不开思想观念的规范与推动。世界上没有无“灵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只不过这个“魂”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借来的或外生性的，甚至是“叫魂”的结果。外生性的“魂”很难真正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规范力或推动力。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变得是有高度的“同一性”了，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但这个“魂”是没法改变各自的文明基因的，结果只是形似而已，借来的“魂”并不能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预期的牛肉和福祉。不仅如此，更多的国家因此而再也难以有回头的希望之日。但是，意识形态权力却能起到“安魂”的作用。比如，印度人与中国人交流时，谈到治理、民众福利时很仰慕中国，但一谈到民主就马上骄傲起来。其实，这也不过是安了一部分精英分子的魂，如果问一般大众印度民主如何，态度与精英是不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中国既得利益阶层因为得到而更不满，总是在用“合法性”之类的概念套中国政治，而普通民众则安于现状，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绝不是夸大之词。这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联合调查的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言，他们更容易以特定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观照中国”，中国变成了“观念的世界”的研究案例。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之魂，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可以称之为专制制度）运转得如此之长，长达两千年！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中国古代官僚制的主体都完整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科举制更是将思想与制度浑然一体。因此，晚清之前的中国社会秩序在很大意义上具有“自发性”，是一种自我维持、自我修复的状态。不是靠“捕快”这样的警察，而是靠官僚制维持大秩序下的家庭伦理本位的小秩序，要知道古代中国的“官”基本是不与“民”接触的。可以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主要依靠一种信仰和规范而自我存续下来。比较而言，甚至连自由主义故乡英国的“自发秩序”都难以比拟。
在迈克尔·曼看来，在前现代社会里，意识形态权力相对于经济权力、甚至军事权力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就逊色了。要知道，“现代性”并不是一个自发到来的过程，而是靠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催生的。无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后来被称为“大革命”即社会革命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无不以“主义”优先，无不靠“主义”引领。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也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双重奏的产物。更别说把世界分为两极的“冷战”，活脱脱的一幅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再现。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之争并没有降温。
可以说，我们“生”在当下，“活”在过去。从古到今，从他国到中国，意识形态权力都与政治权力如影随形。正因如此，政治学一直是研究观念和“主义”的学问，即所谓的政治哲学，只是行为主义兴起之后，“政治”才被冠以“科学”的符号，名曰“政治科学”。“科学”了就没有“主义”了？在美国依然大行其道的理性选择主义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人的选择是没有历史时空，没有规范、制度约束的唯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吗？显然不是。第二，作为家族概念的理性选择主义假设，因为个人的偏好不同，最终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阿罗不可能定理”），因而不存在多数人的公共福利。这种假设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吗？难道大多数美国人不支持控枪以寻求生命安全这个最大公约数？难道那么多的穷人不需要医疗保障？就是这样一个有违常识的理论，居然能在美国流行，一方面说明个人主义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思想支配者是多么聪明，一切成败都是个人的事，与社会无关，更别怪政府，别怪国家。因此，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失业、还不起房贷而成为无家可归者，甚至因事业失败而自杀，都是你个人无能，不是国家的责任，与政治制度无关。意识形态权力运用到这个份上，堪比神权政治还成功。要知道，为宗教牺牲是建立在识字率不高的前现代社会，而现代意识形态则是建立在科学知识普及程度极高的现代社会。社会条件更不同，挑战更大了，但意识形态却是毫不逊色，甚至更成功，只能说明整个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投入更大了，更体系化、更制度化了。在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意识形态权力占有者只有僧侣、寺院，而现代，除了若干政府部门、民间外交，更有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研究，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生产支持政治制度的文化产品，即与“经济再生产”相呼应的“文化再生产”。
在知识论的脉络里，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话语，基本上传承了既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即掌握意识形态权力的教授大多数秉承了特定的“身份意识”。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上是论述既定政体合法性的历史，而马克思这样的批判家则是当时的非主流。法国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有些异类，异类者也是凤毛麟角。比较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总是更复杂。这里面既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有外来因素而刺激了自己的传统。自宋明理学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以指责“皇帝”而骄傲，以“帝王师”自居，程颐指责宋真宗的故事流传下来成为美谈，从此之后，知识分子就高大上了。而当20世纪革命风潮开启之后，知识分子是极端思潮的引领者，不满意各种现状。一千年的“老传统”，加一个世纪的“新传统”，塑就了知识分子与政权的特殊关系。在这个关系中，知识分子其实一直充当着意识形态权力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角色。胡适所谓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无疑是个伪命题。因为，如何解决“问题”，都是“主义”的范畴。就是这样一个伪命题，居然能流传下来。其实，流传下来本身，就说明知识分子是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忘记常识：国家权力从来离不开意识形态权力，而意识形态权力的主体，就是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
其次，意识形态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互动。如前，经济权力由工具（如运输方式）、组织（如企业）、制度（如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经济思想构成。在不同的经济思想支配下，工具、组织和制度的组合方式和运行机制是有区别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而经济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权力。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济思想的竞争从未停止，或者说国家权力之间的较量很多时候也就是经济思想的较量。第一次将一种经济思想普遍化的工作便是斯密的《国富论》之“看不见的手”假说与德国李斯特的“国民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看不见之手”纯是防止后来者居上的“踢开梯子”的行为，因为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真正开始了自由市场，而此前，尤其是在18世纪之前，奉行的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这一争论事实上延续到二战结束。第二波的较量则是冷战时期凯恩斯主义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之争，前者陷入滞涨之中，后者也导致经济体制的僵化。第三波则是兴盛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以新古典主义学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独霸天下，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而崩盘。 所有的争论，核心命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又加上了一个私有化程度，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依旧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所建立的市场自动均衡模式，而这一观点也在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专业经济部门盛行，对官员的思想起支配作用。但是，中国的“六月股灾”（2015年）再次证明，资本市场是难以实现自动均衡的，美国政府不救雷曼兄弟而使之破产、挽救高盛公司而使之存活，“均衡的市场”离不开政府的干预。 比较政治研究的结论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因信奉自动均衡思想而国家权力被掏空，国家之败不是败于军事竞争，不是失之政治体制，而是败于经济思想下的经济权力较量。在经济权力上，中国的优势在于，即使在过去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之中，尽管有学者认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受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脉）所支配，为什么没有变成学说中所期许的市场化与私有化？为何依然保留强大的国有企业，政府为何依然发挥强大的作用？奥妙就在于，其中既有文明基因的智慧，也有政治体制的作用。在文明基因意义上，和东亚地区的其他共同体一样，当其他国家放手于市场和私有化时，“以民为本”即民本思想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任不管，因此东亚创造的是“发展型国家”模式，而邓小平创造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转型，不但有交易上的市场机制，还有鼓励私有产权的企业。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理念上的指导原则是社会主义，在政策过程中则是国家、政府对产业的调整，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即使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时，仍然也不忘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这是从思想而言的经济权力。
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经济权力中的工具要素变得空前复杂，技术专业化程度空前之高，挑战空前之大，突出表现在金融系统和资本市场这种工具上。比较而言，从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的兴起，到今天的高盛、美林，西方的金融市场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在这两百年里，不但对世界金融资本的控制力难以想象，其资本手段的成熟也不是短期内能学习到、能掌握的。比较而言，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20年的时间，无论是实力还是金融杠杆手段，中国都是小学生，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学徒。因此，索罗斯们自由返往于国际资本市场，不少国家被掏空，从印尼、泰国，到南美的阿根廷、巴西，莫不如此。
这样，到了这个时代，经济权力的来源已经不再单单是经济思想，对经济权力的更直接的威胁则是作为工具的资本市场。
再次，意识形态权力与军事权力的互动。如果意识形态权力能直接影响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也当然能直接影响到军事权力，而且，受错误意识形态影响的军事权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和政权基础，危害性更大。 军事权力由士气、武器和组织化程度构成，其中的“士气”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权力。人们常把军队比作国家的柱石、“国家长城”，显然“士气”与“爱国”直接关联。“国家”是何物？抽象的概念其实是特定语境下的象征物。保卫“祖国”之国家，包括对一个国家历史文明的认同、对大地的热爱以及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为“共和国”而战，指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自豪感，这里的政治制度就是国家；为“天皇”战死，天皇就代表着或象征着日本国；在党国同构的国度，党代表着国家，党亡则国亡，如前苏联苏共解体引发的国家失败。凡此种种，作为军事权力构成部分的“士气”都与“爱国”有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近代中国以来的现代军队兴衰史，是研究军事权力的最好样本和案例。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败给日本的原因固然有政治权力上的即政治制度上的，但政治制度则是相对不那么直接，直接的原因是军事权力本身。就军事权力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即武器而言，中国的铁甲舰以及大口径炮弹，都胜过日本，输在组织形态上，即北洋海军与其说是国家的，不如说是北洋派系即李鸿章的。当时北洋舰队的征兵方式是事实上的雇佣军制度，即北洋海军总部把钱打包给舰长，由舰长雇兵，而雇来的兵士也难免不了沾亲带故的。结果，在作战中，就出现了舰长为保护本舰官兵的生命而不配合其他战舰的现象。这样的组织形态必然会影响到官兵的士气。虽然有邓世昌这样不怕死的，但怕死的也不少。不但战舰上有怕死的“管带”，陆军、官府也胆小怕死，以至于日军还没有打到威海，守城官兵人去城空。甲午战争是典型的组织形态决定士气，士气决定输赢的一场国家权力的较量。
中国军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国民革命军对北洋军阀。北伐成功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组织形态、作战系统的先进性，而是军队有了理想主义的追求，即救民于水火之中，而其他军阀更多的是流寇，或没有国家的“坐寇”。
第三个阶段，又是中日战争，即抗日战争时期。大好河山所以沦陷，不是日本有多强，而是中国人有多不团结，出现了几股伪军，满伪、南京伪政权以及华北一带的“皇协军”。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只认同眼下的利益。这里“爱国”的有无，决定了“士气”的有无，无国家观，别说抗日，甚至直接投敌。
第四阶段就是国共大较量。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共产党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远远落后于国军，但组织形态和士气远不是国军所能比拟的。共产党军队的优势直接延续到朝鲜战场，在敌我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这是中国军队一百年来第一次在境外取得的胜利战绩，由此确立了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
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中，比较而言，军队组织看上去是与意识形态相距相对较远的权力系统，似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直接依赖于思想和观念。但是，中国军事权力的历史则说明，相比于大多数为利益而战的军事组织，中国军队则是一支毛泽东所说的“怀有特殊理想的武装集团”，1929年的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使得这支军事组织根本性地不同于其他军事组织。
在国家权力的四种权力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没有必要赘言。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组织化、制度化的“硬权力”的互动，或者单个领域内各自的作用，均离不开无形的、又无处不在的“弥散性权力”的牵引，成为这些权力的无形之魂，因此也自然是国家权力的灵魂。因此，人们才把意识形态视为“立国价值”，“立国之本”。 这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权力与其他权力的关系。事实上，弥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还具有空间的超越性，从宗教的传播、其他思想的传播，都决定了意识形态的非局域性限制。比较而言，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都是特定领土上的制度化、集中化组织。问题就来了，特定疆域上的意识形态可能不止一种，甚至N种，呈相互竞争态势。意识形态权力的弥散性和超越性自然地影响其他形式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不但是制度，更是制度中的人。人的观念不但是一个被教育而习得的过程，更有一种自主性学习而形成的过程。而观念的被认可度，即观念的流行度，是直接衡量一种意识形态权力的最好标尺。这样，在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网络中，有形的制度网络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互动而显得更有力量，离不开意识形态权力这个无形的网络的牵引。而意识形态的整全性或分裂性，则是国家权力之为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明白了“国家权力原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可以理解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及其短板。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提升其超级经济权力，党指挥枪的军事权力也无可匹敌，以党管干部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有待完善但其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毋庸置疑，而意识形态权力即话语权，则与中国严重不匹配，这是公认的意识形态权力现状。如果把国家权力比喻为一张桌面，支撑这张桌子的四条腿则分别是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其中“短腿”则无疑是意识形态权力。
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传和组织别称为中共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事实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哲学观、历史观、政体论、战略学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体系，其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极大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新中国之后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思想既是意识形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或者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比如“继续革命论”，但“三大原理”变成了“注经学”而无创新。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打开国门之时，西方在“冷战”时期建构起来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冷战社会科学”，扑面而来，中国学者毫无招架之力，中国社会科学变成了一场新的“注经运动”。
社会科学是地方知识的普遍化过程。按照“洋经典”，中国的巨大成就没法得到解释，据此很多人信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尽管这一概念的炮制者本人已经对此动摇，认为最多只有中国道路而无所谓的中国模式。即，中国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尺度下的一个研究对象，结果中国事实上做对的事情被视为过渡性或者错误的。危险莫过于此。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一个世纪“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已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脱贫的人权事业上，乃至对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和为世界生产中下阶层所需要的用品。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远远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而被“挨骂”。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它们的治理变得更好了吗？反事实法是，如果中国也加入到这个俱乐部，中国的治理会更好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治理上的优势是如此明显，是如此多“普世价值俱乐部”成员的模仿对象，可“普世价值论”硬是要否定中国的实践，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精神的世界”？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意识形态权力即话语权必须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基础，绝不是空洞的口号。中国社会科学已有100年的历史，第一个30年是“西学”的1.0版，第二个30年是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与“三大原理”一体化，第三个30年是新的“注经运动”。自主性社会科学尚未形成，意识形态权力远远滞后于其他权力对于中国的贡献。
完成这一任务并不容易。因为作为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权说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在中国，“人”有两个层次，一是在“注经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习惯于“注经”就很难进行自主性创造；二是推广思想产品的平台或者说渠道，即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新媒体分为官媒和“私媒”（不能笼统地说“民间媒体”，“民”是人民的“民”，谁代表人民？），很少有“私媒”主动地配合“官媒”的思想传播，相反其传播的基本上有助于自己利益的学说和思想，比如热衷于推广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新自由主义之类的思想产品。中国有大量的案例表明，对于同样一件事，“私媒”的角度几乎完全和“官媒”相反，这是常态，这是由其本身的利益所决定的。
问题是，资本权力不但是“私有”的，其权力性质还有“公共性”，即林德布诺姆在《政治与市场》中所分析的，资本权力可以通过操作公共舆论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公共政策议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媒体都卷入其中。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的限制房地产发展的规定的命运，规定土地转让金必须由公司自有资金缴纳。如果央行的规定得以执行，当时80%的房地产企业都会死掉，因为基本上都是空壳公司，拿地后凭权力关系到银行贷款缴纳土地转让金，这样中国的不动产市场事实上成了权钱交易市场。央行规定不到两个月，就被房地产企业动员起来的学者、媒体、各种论坛所废掉，当年的“博鳌论坛”年会主题临时改变为房地产问题，国务院法制办在当年8月份就出台了房地产产业是国民经济支柱的法规，各地银行和过去一样大规模向空壳房地产企业放贷。对此，当时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不无得意地宣示：这是第一次企业的声音大过政府。这话并不全对，如果不是政府行为，私有企业主所动员的力量并不能盖过作为政府力量的央行。
这样，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不仅有来自国际思潮上的巨大压力，更有内部的传播渠道上的主体性分歧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压力和挑战正是中国体制性建设必然要面对的。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中国坚持的是人民民主和人民主体性地位，其中共产党的人民代表性决定着人民民主能否坚持，因为组织不起来的人民不能算是“人民”，只是原子化个体。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性质尽管是社会主义的，但微观主体必然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私有企业。这样，私有企业主与普通百姓是什么关系？即便在理论上具有根本一致性的利益，比如国家安全问题，但在生活中毕竟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性，企业主所要坚持的就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而一般民众所要求的则是大众平等。既代表企业主又代表大众的人民代表性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因为现实中的政党也是由人、官员个体、由各级组织组成的，这样政党的非纯洁性就必然导致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党内会出现不同的声音，甚至出现派别政治。这是一党执政体制的最大危险。
话语权的短缺是综合性因素所决定。社会科学的历史就在那儿，很多学者还没有从“注经运动”中走出来，而且把“洋经”视为“天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能以时间换空间，话语权是一项“世代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来自体制性的，即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传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这种现状又不是几个政策文件所能改变的。尽管来自内在体制性张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只能有赖那些真正诠释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最终成为主流思想，让这种思想成为一种政治共识。这样的意识形态权力才能匹配中国的地位，才能让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更均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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