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2-26日，长期主张“脚底板下做学问”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先后密集走访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芬兰赫尔辛基、俄罗斯圣彼得堡、爱沙尼亚塔林、拉脱维亚里加、丹麦哥本哈根、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布鲁日、英国伦敦、意大利罗马等地，参加了第三届东西方经济文化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沿途还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等多位政治人物、多位企业家和多位著名学者深度交流沟通，对中国崛起、企业国际化、全球社会发展等有了全新感悟。7月28日晚，王文回京后力邀同行的徐二明教授、谢耘教授第一时间将相关体会与公众分享，现整理王文讲座内容精华部分编发如下。
各位朋友周末好，感谢各位周末光临人大重阳，一起与我们探讨实地调研十个欧洲国家后的一些感悟式的结论。
我一直主张“脚底板下做学问”。现在这个年代可谓是“知识贬值，见识增值”的时代，因为获得知识的成本几乎为零，要想获得知识，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当然，百度不能做学问，不过，很多学者以Google做学问。相比之下，获得见识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有时候，知识和见识之间有很大区别，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知识层面看，一提到我们这次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百度或者Google上搜，一搜“北欧”基本上都是“北欧模式”，基本的内容是小国寡民、福利高、收入高、幸福国度等等，但我去了以后感受却比百度谷歌上更丰富、更多元、更复杂。
不过，知识层面对北欧的正面是有现实基础的。25年前，著名美籍日裔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写过一本书《历史的终结》，就把把历史终结点的榜样国家视为是北欧的丹麦。去年，差点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也曾经讲过，我们美国未来发展就要像丹麦、挪威、瑞典那样看齐。前年盖勒普调查，155个国家眼里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北欧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与我们一路走过看到的表面现象也是一致的，街景很平静，天空很蓝，郊区很美，老百姓安居乐业，一幅中国古代道家所言的“小国寡民”状态。但深刻思考，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
在我眼里，大概有三点特殊的感受：
第一，满大街看到相当多老人，显示了非常严重的老龄化现象。无论是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哥本哈根，服务生、售货员、司机、教堂礼拜者、广场步行者，五六十岁以上的比例相当高。回想一下，的确，原来北欧国家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等北欧五国共计2600万人口左右，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近550万，约占20%。这什么概念呢？按联合国的标准，如果65岁人口超过7%，算“老龄化社会”，14%就是“老龄社会”，超过20%就是“超老龄社会”。
当然，有媒体也夸挪威、瑞典等的平均寿命在85岁左右，都是正面报道，但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寿命增加，退休人员领取养老、医保以及其他服务的时间拉长，使得国家财政承受的压力陡增，国家不堪重负，发展成本加大，北欧国家的债务上限屡创新高。2011年欧债危机，第一个破产的国家就是北欧国家冰岛。芬兰等国家的债务也已超过了欧盟的警戒线。从这个角度看，恐怕我们要更全面地看“幸福国家”的定义了。
第二，因为老龄化的严重，整个社会福利体系近乎终结。我一路上买了一些东西，在最后一国退税，发现北欧国家的税率是最高的。再核实，发现北欧国家税收在50%-60%。对此，我们知识体系中认为，税率高是社会保障高的表现，的确，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社会保障费用占GDP比例达到40%以上，其他国家像日本约25%，美国约18%，中国可能在10%。税负比较高的确是福利社会高的基础，但理论上看，这种模式并不能持久，而会产生竞争力的下降、社会活力不足。
根本原因是，诱使相当大一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工作，养了许多懒汉，有人把他称为“30％的人养活了70％的人”。我在赫尔辛基、里加、塔林街头，的确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做街头表演，提琴、舞蹈、古乐器等，但有一搭没一搭的，表情轻松，目光却是空洞，这实际上是社会慵懒症。数据显示，在瑞典一度有年均400万雇员没上班，占人口40%的国民靠休“病假”、领取各种社会福利金生活。病假补贴占到瑞典公共总支出的16%，失业率持续上升。由此再审视知识层面的“福利社会”概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更糟糕的是，如瑞典对收入最高阶层的征税率达到84%，资本外流严重，企业成本上升，人才流失严重，创新能力下降。近十年来，北欧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在2%上下徘徊，低迷不前。北欧最著名的三个企业品牌：诺基亚、爱立信、沃尔沃。前两个最新年报显示，2016年同比收入均下降了14-17%。一度垄断手机市场的诺基亚，未能跟上智能手机创新大潮，已退出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沃尔沃的利润增长了66%，沃尔沃人透露，主要原因是2011年被中国公司收购了。
不过，据《经济学人》报道，瑞典已在改革，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2013年49%。个税、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下降或被废除，种种最新的事实已说明，传统知识层面上的“北欧模式”正在终结或被改革，不再是当年人们内心的拥趸。
第三点感悟是，这一路十个国家，我们有不同的向导，但特别有意思的是，每一国都有向导提醒我们，要小心扒手，社会治安令人堪忧。在圣彼得堡，曾发生了挂在胸前的照相机大镜头盖被人不知不觉间顺走的案例。在罗马，“扒手”更是重灾区，听说中国人每两三人里就有一个在罗马被人割了口袋、偷抢了包的事例。过去，我去巴黎、维也纳，都曾被提醒要小心扒手。
当地人把这种社会治理的失效归因于“全球化冲击”。难民和中东欧的移民（如吉普赛人）大量涌入北欧、西欧国家，产生了大量社会问题，进而导致了主张极端排外的北欧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上升。目前，瑞典极右翼的政党已是议会的第三大党，丹麦极右翼政党已是第二大党。
极右翼政党有很强的民意基础。比如，这次我们在丹麦参观某城堡，走错了路，从出口进去了，看门的一位大妈就相当不友好，对我们吹鼻子瞪眼睛，好像欠他们什么似的。多年前，在北欧另一个富国挪威，乘坐公交车，我与同行的中国朋友坐在最后一排，当时刚放学，几个高中生，人高马大上车，看到后座有几个外国人，就一边看我们一边窃窃私语。下了车以后，集体朝我们座位边的窗户上吐唾沫，场面较为惊恐，行为相当粗鲁。据说对中国人还算好一些的，对穆斯林就更受歧视。所以，欧洲正在面临非常强烈的“伊斯兰报复”。一些城市如布鲁塞尔、伦敦等穆斯林人口极剧上升，甚至有的区域90%人口都是穆斯林。有一本书中曾记述把欧洲称为叫“欧拉伯”（Eurab），是Europe和Arab的词合在一块儿，意指欧洲的阿拉伯化。
最后一点感悟是，一路见证了中国影响力在欧洲的提升。在圣彼得堡冬宫门前、彼得大帝像下，中国旅行者是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东西的，这说明背后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清算与汇兑体系挂钩的。在北欧、西欧等每个人多的地方，都会有当地人用“你好”、“谢谢”、“再见”与你打招呼。这些年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明显的。
这次还非常有幸见到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和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卡梅伦在英国脱欧后辞职，很少见到他的消息。这次他公开讲解了许多看法，包括要向中国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反思民主政治等等。
但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是萨科齐总统。他公开有一场大的讲座，我向他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2008年你当总统的时候，也没有保护好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还见了达赖喇嘛，后面几年中法关系特别好。是什么原因让您对后面几年中法关系做了调整和扭转？”他一看有些挑衅性，立刻来劲了，说“不要以为2008年我对中国不好，2008年我是第一个表示来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许多欧洲大国都没来。”“为什么巴黎没保护好火炬？因为巴黎市长是我的反对派，他是在反对我。你应该去问他。”“为什么我要见达赖喇嘛，因为没有任何人决定我见谁和不见谁，但我也很顾及中国的感受，我没有在巴黎总统府见他，而是在波兰见他”等等。他很坦诚，给我很直率的印象。第二天早上，有机会与他早餐，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问题我很享受，我喜欢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也说，是啊，那么多的人，给了您一个机会回应。
后来，在伦敦，萨科齐还与卡梅伦做了一场对话。他对中国的看法也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要向中国学习最重要的事情是，愿景！他特别欣赏中国领导人每五年、每十年给国民的许诺，让国民能够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生活愿景。而这些愿景正是国家发展的希望。另外，他还讲到，全世界最大的问题和挑战是不确定性，但中国很确定。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极其难以驾驭，非常佩服中国领导人的驾驭能力。
互动环节：
问：大家好！我来自清华大学，我有个问题想提给王文老师。您这次见到了萨科齐总统，也见到了卡梅伦，这都让我们感觉很高大上，去年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也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我的问题是，刚才你已经点评了对其他大国元首的印象，特别想知道您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印象。
王文：这个问题还是蛮敏感的。（众笑）不过，人大重阳受到过三十多个国家总统、总理接见。坐在现在这个会议室位置上的总统总理就有近10位，如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等等。中国学者越来越自信了，能够与各国总统、总理侃侃而谈。比如，这次主持萨科齐与卡梅伦对话的是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他坐中间，很自信，非常值得学习。国家崛起伴随着中国学者的崛起。
随着自信心的恢复，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也变了。过去，我们老说中国制度有劣势，现在反过来看中国制度的优势。长期以来，在知识层面受西方人影响很大，一提起美国，书上就写着“美国三权分立多么棒”，政治课、马哲课老师课堂上也会这样讲，说美国总统要是干不好，四年以后就会被选下来，显得很有制度优势性的。现在反过来看，他是制度劣势，因为干得再好，8年后也得下来，管他洪水滔天呢。最典型的，是小布什总统8年两场战争，耗干了国库。
选举制上台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执政者思想准备得不充分。半年多前，有张特朗普胜选后低头沉思的照片在微信里流传，配图文字大体是“原来只是想玩一下，现在竟被选上了，怎么办”。结果显而易见，他毫无准备被选上，半年多后的今天，他内阁主要岗位还有约一半没有填满。被填满的，还辞职、被炒鱿鱼得不少。前段时间，特朗普高调地说，美国愿意加入“一带一路”。我问几位美国官员什么意思，他们几乎一致回复是，“哎呀，千万不要相信我们总统的话，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见美国高层政治有多么地无序。
刚才几位老师也都提过萨科齐和卡梅伦都在反思民主、反思制度。的确，中国制度当然还是需要大量的改革，但从领导人的素质上看，中国还是要比纯民主制下的欧美国家强得多。其实，大多数人都与我有相似的感觉，在中国体制下，要干到正司局、副部级以上，那真是需要相当相当强的能力，非一般人能及。
我一直主张国与国平等，但从体量上看，我这次去多数国家都只有几百万人口，大量相当于咱们一个地级市。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处理过几千万人口的省份一把手履历。萨科齐总统这次也明确说，中国领导人太厉害了，那么多复杂的矛盾要处理，这里体现了极强的政治优势。
问：今天听了王文兄的介绍收获很大，因为我们也准备带着中国大的品牌走出去，所以这个活动对我们也很重要，我想请教一下诸位老师，现在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情况，丹麦、瑞典、挪威总体情况怎么样，走出去有什么问题，怎么样走出去会方便？因为我们后面会有2000多个大的品牌随着我们走出去，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
王文：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展很快，但过程很不容易。比如，近些年海航成为德意志银行最大股东，并购了希尔顿酒店，这相当于是中国工商银行、长安街沿线的酒店都被外国人并购了，中国人会怎么想？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的狙击、国外舆论的怀疑是必然的。中国引领的全球化，实际上是由中国企业为重要载体的，但这个中国往外走的过程相当漫长，也很艰难，但我相信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问：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介绍，知识的盛宴，我来自环保部，也是人大的毕业生，我提个问题，这次我们到欧洲访问之后，感觉到欧洲和中国在未来在全球治理领导力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文：我再补充一下，刚才谢老师讲的特别好。美国前总统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写过一本书，讲全球进入觉醒时代，不只是西方国家，1500年以来，技术、制度、经济、政治都是西方文明在领先全世界。21世纪以后，全球觉醒，一是西方从过去的傲慢中觉醒，正在深刻反思，二是发展中国家在觉醒，从盲目崇拜西方到发现自我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来要真的感谢秦始皇，欧洲版图和中国差不多，现在却分成了二三十个国家，因为中国大一统制，有统一文化、文字、语言。欧洲却是持续分裂，直到二战后才逐渐走向统一进程，但这个进程比中国晚了两千年，且未来命运未卜。欧洲一体化对全球治理的示范作用，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是被我们崇拜出来的。
这里我用一个有意思的亲历故事来说明，三年前去巴黎，发现有越来越多拉三轮的，像北京胡同的那种，我坐上一次感受，从凯旋门到卢浮宫5美元。我于是与拉三轮的那位年轻人攀谈。他说自己25岁，匈牙利乡下人，巴黎第四大学毕业，会德语、英语、法语，现在正在学中文。我问，为什么学中文？他说，在网络上找到一个中国女友，在上海工作，是一位公司总监，准备去找她。我问，中国女朋友知不知道你在拉三轮？他说，当然不会让她知道。现在一个月能挣1500欧元，500欧元是饭钱，500欧元住巴黎地下室租金，存下来500欧元正在攒机票钱飞到上海，然后就不用自己花钱了。我实在无意取笑上海或者任何女性，只是讲述了我的亲历。背后是中国人看待外国人的某种社会现象。（笑）我当然支持自由恋爱，老外有许多特别优秀，我只是说，中国女孩要警惕外国男帅哥是不是屌丝。（笑）
这段亲历让我思考，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到巴黎、伦敦等地打工越来越多，这是英国要脱欧的重要背景。许多英国人都说，英国摆脱了欧洲，但拥抱了世界。而这种移民的现象，事实有点像20、30年来甘肃、四川、安徽、重庆等地农民工跑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打工。中国优势在于，在大一统体制下采取“先富带动后富”的区域递进发展战略，一步步解决贫困，走向小康。现在，重庆就脱掉了“农民工输出比例最多省份”的帽子，因为重庆产业发展，如PC机制造等，农民可就近找到工作，收入递增。但在欧盟却很难解决，文化分散，政策分权，政治分化。如果说15年前欧盟因为一体化进程，还对全球治理有着示范性作用、典范性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欧盟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恐怕在极剧衰弱。现在英国脱欧了，马上可能荷兰想脱、意大利想脱，西班牙也想脱，不光西班牙想脱，西班牙内部也想独立。如果解决不了集权统一等政治改革问题，我对欧盟是看低的。
再说远一些，过去很多人都在鼓吹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现在看来，改革开放才是普世价值，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欧洲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美国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欧洲需要开放，美国也需要开放。近期有一部纪录片叫《将改革进行到底》，我上周还在《人民日报》还对此发了评论文章，明确讲“不改革，死路一条”。中国有很多不足与缺陷，但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它的特征是“具有可改革性”。而只有不断改革，中国才真正有未来，才会对全球治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