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地民众度长假的这些日子里，全世界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屠杀震翻了好几轮。各国的评论连篇累牍，美国国内的评论更是没完没了。中国大陆多半是因为大家正在度假，评论较少，舍弃了一个国际事务公共教育的重要话题，挺可惜的，因为里面有几多恐惧，几多伪善，几多荒唐，几多悲哀，几多愤懑，几多无奈。
竖比加横比才最具有启发性
笔者最关注的，不是国际上如洪水般的评论文字，而是夹杂在这些洪水般评论里面的各色各样的统计数据。笔者不太关注那些评论文字，倒不是对这场大屠杀造成的惨痛人道后果没有恻隐之心，而是类似的评论过去读得太多了。稍微浏览了眼下西方几大主流媒体上的言论，目前新发表的文章也没有石破天惊的新见解。笔者把33年前在美国上“美国社会结构”课程时的阅读资料翻出来，其中一本老教材的开场白就是：“本书基于详细的经验调查和历史案例，旨在挖掘美国社会的暴力根源，力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全球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竟然变成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David Abrahamsen，Our Violent Society，New York: Funk & Wagnalls，front flap，1970）。
言下之意，是美国竟然没有被自身内部持续多年的频发暴力给拖烂搞垮，还发展成了一个综合国力超过所有竞争对手的世界强权大国。笔者当年作学生时就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具有自我批判的反思力度，如今看来，半个世纪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继续具有激发读者独立思考的高水平。
在眼下各色各样的关于美国暴力后果的统计数据里面，有几组特别能把非美国人的读者震翻几个跟头，因为它们是竖比（拿不同时期的美国对比）加横比（拿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程度大体相同的西方国家和美国对比），是最能揭示真相的比较方法。一组是：美国民间有多少支枪？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去年初引用国会研究处（CRS）的统计，美国民间有将近3亿支枪。纽约《今日美国》日报引述，全世界的民间武器总数是6.5亿件，美国占了42%，而其人口只占全球的4.27%，遥遥领先他国。第二名是也门，民间平均持枪率是美国的一半稍多（61%）。然而也门正处于血腥的内战之中，是阿拉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是幼儿染病率最高的国家，是被美国界定为“失败国家”的人间地狱。如果我们把不满15岁的年幼者和超过80岁的年迈者以及严重残障者除外，平均每个美国人拥有两支枪，这是1968年时的两倍。除了进口枪支外，十几年来美国本土一直在制造更多的枪支。与2000年相比，2016年美国的枪支制造商产量增加了190%。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这场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枪案，在美国国内引发对枪支问题的激烈争论。盖洛普最新调查称，55%的人说想要更严格的枪支法律，仅10%的人拒绝，三分之一的人更倾向于维持现行法律不变（图表源于界面： 销售枪支法律应该更严还是更松或保持现状？）。
还有一组综合统计数据：哈佛大学教授 David Hemenway 引用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资料表明，美国和武器相关的凶杀死亡率超过其它高收入国家（奥地利、法国、芬兰等）的25倍；在15-24岁年龄组，美国的凶杀死亡率比这些国家高49倍。阿拉巴马大学教授Adam Lankford 比较171个国家的上规模（即每次受害者有四人以上）的枪击案，发现从1966年到2012年，全球这类案件的至少三分之一爆发在美国。
偷天换月转移焦点，把公共政策引至另一方向
从拉斯维加斯大屠杀刚一发生到今天，充斥美国国内政坛和媒体大辩论的，有两条经典说词又被搬出来为枪支泛滥作辩解。其一是：枪支本身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什么样的人持枪用枪。所以，政界及公众不应该呼吁和推动普遍限制私人持枪的立法，而是要找到有效办法来防止“不应该持有枪支的人拥有枪”，比如那些有严重心理挫伤和精神病患的人、有犯罪前科的人。就在拉斯维加斯大屠杀引发美国国会最新一波有关枪支管控的争论之际，参议院多数派共和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麦康尼尔表示：现在讨论枪支管控的立法还为时过早，有关的调查尚未完成，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应该看看最后结果是什么。”
笔者读到这篇报道时很想问问这位老爷子：您已经跨越古稀之年了，见过此前大半个世纪里美国枪支泛滥导致的千百起大中型屠杀。到了此时还觉得为时过早，还说尚不成熟，您要等到阁下庆祝150岁诞辰时再着手这类解决方案？您真是眼看着别人被枪杀，眼不眨心不慌潇洒话说起来不腰疼。看着这样的资深政客表演，笔者觉得好莱坞得奖演员也算是业余戏子了。
麦老爷子要等什么调查？他的同党战友、众议院议长Paul Ryan瑞安的说词基本上摆明了他们这个党派的战术：“我们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一件事，许多枪击事件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
我们能看到问题和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我们避免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就是我们国会能做的，确保我们能防患于未然“（以上引文均摘自 Capitol Hill Reporting，Guncontrol Debate，3 Oct.2017）。
这个战术就是把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枪械杀人”转移到“精神病患者杀人”，从管控枪支转移到治理精神病患者，而治理病人是很少引起争议的。在美国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钱用于治理精神病人的同时，枪支制造、销售、保养、用枪训练、枪械进出口的庞大产业链继续赚更多的钱，这些钱饱含着更多无辜者的血泪，这些钱的一部分更顺畅地输入到反对枪支管控的政客和团体的口袋里，支持他们的成功竞选和操作。
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州纽敦镇的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年轻人Adam Lanza兰扎开枪杀害了26人，其中22名是学童。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地球的另一边，名叫闵应军的男子持刀在河南光山县文殊乡的一间小学门口，砍伤学生22人和民众一人，幸好受伤学童均无生命危险。这两个同时段袭击事件引起美国媒体的极大关注。
笔者应约作分析对比，要点是：“这两个暴力袭击事件最大的区别，不在于袭击者——二者都有精神病患的嫌疑，也不在于事态场景——二者都发生在小学校区，而在于袭击的工具：一个有军用枪械，一个只有8寸长的刀具”（Kevin Voigt，“China Attack Illustrates US Gun Law Divide”，CNN，18 Dec.2012）。假如闵应军也像兰扎那样持有军用枪械，后果完全可能是一般的可怖。美国法律界立刻有人以此为鲜活实例，突出“枪械确实杀人！”的简单常识（Michael Shammmas，“Guns Do Kill People”，HuffPost，16 Feb.2013），力图借鉴中国的枪械管控机制，来说服他们本国的反对枪支管控派。
美国的另类原教旨主义者
当然说服不了，因为这派人是持枪权原教旨主义者，和其它宗教团体里的原教旨主义者同样地不可理喻。把美国枪支暴力的社会问题归根于人群里有一些精神病人，是表面上讲道理而实际上对抗科学事实的歪门邪说——在经济社会发达条件基本相同的国家里，精神病患者的平均比例应该是相差不大的，除非这个国家属于大面积的近亲繁殖型。美国当然不是，可是它的枪支暴力导致的死伤率比欧洲高出几十倍，你怎么能脸皮坚硬到声称“枪支不危险，精神病人才危险”？若是接受这种说词，就等于是接受“美国被上帝惩罚，该国具有与全世界其它发达地区的精神病患者完全不同的另类患者”。
对于美国持枪权原教旨主义者说来很不方便的是，这次拉斯维加斯大屠杀的枪手所有的涉案信息表明，他是一个到肇事的最后时刻都显示出具备精于算计、有谋有略、冷静周到的专业素质，心智能力完全不在老练稳妥的工程技术师之下，只是运用在大肆屠杀平民的作业上了。
声称“枪支不危险”的美国党派和团体，有时遭受鼓吹枪支管控人士（包括笔者这个外部鼓吹手）的讥讽驳斥，说他们的“至理名言”千万不能让试图和正在试验核武器及导弹的国家或恐怖主义组织听到。如果“枪支不危险”，你美国政府干嘛长年累月软硬兼施地运用压力、推动制裁、乃至扬言动武，极尽全力要阻止这些国家和组织生产或取得核武器及导弹？假如这些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提供一份医生证明，说他们“不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没有危险，你美国政府就会解除压力、放弃制裁、对他们的核武器导弹项目不闻不问了？这个讥讽驳斥真是绝妙之极！可见同样是美国人，管控枪械派对持枪权原教旨主义者论调的虚伪荒谬，洞察得尤其透彻。毕竟，美国枪支泛滥的最主要受害者，还是美国居民自己。
美国持枪权原教旨主义者的第二条经典说词，其虚伪荒谬和误导的浓厚度，与以上的第一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留待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