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世界的“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无序化状态加剧。这种状况不仅引起人们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质疑，而且也使人们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就连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说：“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詹得雄，2012）一直自诩为“民主国家”、占据着“民主神坛”并在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西方国家，如今却陷入了深重的民主危机。
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本来，民主强调的是公民在政治中的平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同时受到实现净剩余最大化的资本逻辑的制约，从而造成民主与资本的紧张关系。当民主与资本发生冲突时，民主往往会离开公民，转化成一种落入资本股掌之中而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的特殊形态的资本化民主。
在当今西方世界，俨然存在着一个“民主市场”，民主被当作商品在这个市场上买卖。这个市场中的少数精英通过买卖获得进入政治议程的机会，获得影响媒体、选举、决策的机会，也获得影响法院和警察的机会（换言之，就是购买了公民的自由），他们成为事实上的国家主人和民主的享有者。西方所谓的“民主”就这样被分配掉了、售卖掉了，民主作为“虚构商品”或“商品化的非商品”，成为资本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同时就是一个权力作为资本不断积累和重建的过程。在美国，进入政治系统是需要“资本审核”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大概仅有1/10的美国人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制定他们需要的政策。（张哲、郑讴，2013）美国的政策进程是市场竞争的延伸。谷歌、微软、雅虎、IBM、Sun和甲骨文等大公司每年都要给华盛顿送去数千万美元。尽管这种做法不能带来直接的利润，但却能带来新的法律法规。一般来说，哪一方资本更为雄厚，哪一方政治上就会更为强势，那些法律法规就对哪一方更有利。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的呼声被淹没了。正如罗伯特·赖克所说：“政治领域的情形一如商品市场，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作为公民的我们却几乎无法进入这一领域。”（《西方民主怎么了Ⅱ》，2014）
西方民主不仅是权力集团的合法化工具，而且它还通过为资本提供合法性，达到为资本服务的目的。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天平进一步向资本倾斜。美国通过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进一步放松了对金钱在美国选举中的作用的限制。该判决是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年1月21日做出的，它认定，限制公司法人资助候选人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相关条款违反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一判决导致大量金钱介入竞选活动，使竞选费用螺旋式上升。在美国最高法院看来，花钱方式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观，如何花钱是言论自由的延伸。这样，民主使资本介入竞选活动合法化，而资本对民主的干预又进一步破坏了民主。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金钱介入民主的质疑和担忧非常普遍。在2012年美国全国选举调查中，当问及“富人是否买卖选举”时，有2/3的美国人认同这一点。（Pippa Norris, 2016）2015年6月，《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金钱对选举的影响过大，有更多的人认为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或彻底重建竞选经费制度，但同时，有近60％的受访者对此并不乐观。（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16）对金钱介入民主的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也在年轻人中间蔓延。一位高中生在写给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信中说到：“美国人正在失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能力。对我来说，这是对言论自由的真正侵犯。每当我看到竞选资金，我的政治效能感就会渐渐消失。一个普通美国人该如何与之竞争？目前，他们不能。我不能和候选人一起购买时间。我不能靠捐款给自己办一个私人见面会。仅就我的财富来说，我就已经失去了像别人那样表达自己的机会。99％的美国人就是我这样的情况，渴望被人听到，但却无法绕过金钱关口。不约而同地，我们沉默下来。”（Colby Itkowitz, 2015）
本来，在民主制度下，资本主义是一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但现在的资本主义却视金钱为唯一的宗教，通过制度设计使民主臣服于资本，不仅民主越来越难以限制资本带来的弊端，而且，资本更加严格地限制了民主的范围，侵蚀了民主的空间，扭曲了民主的规则。如何解决民主与资本的矛盾呢？这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适应民主显示出来的社会意志，要么使民主虚无化、空洞化。但西方国家似乎只能选择后者，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社会越是受到私有财产制的支配，就越会走向民主的反面。
西方民主的形式化突出表现为将复杂的民主政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或两党）竞争。从制度安排看，西方民主就是熊彼特式的竞争性民主，侧重强调民主的形式要件而忽视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使人们满足于一种简单化的政治行动，并将民主政治变成市场中一个新的行当而不是保障社会的力量。对于这种民主，罗伯特·达尔的评价是：“即使你相信民主程序是正义的，你还是可能会合情合理地声称，一个完全由民主程序决定的决策有时可能在实质上是非正义的。”（Robert Dahl, 1985）
就西方的选举来看，竞选的形式没有带来实质的民主，反而不断滋生出一种依赖性的文化。西方竞选表现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营销，整个竞选行当就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通过这台机器，人们拼资源、拼谋略、拼演技，个人和公司收买候选人，候选人再去收买公民选票。在选举活动中，复杂的问题被化约为简单的口号，热烈的炒作和公开的辩论给人造成政治参与的假象和错觉，而在完成选举义务之后，选民便将政治或行政行为交给自己的代理人，使得政治精英开始操纵整个政治过程。从这点来说，西方竞选程序掩盖了寡头精英式统治的实质。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时曾经说道：“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卢梭，1997）面对这种民主政治，选民们越来越感到审美疲劳，对不断重复的现实深感失望。他们渴望和依赖民主，但却又厌倦和反抗民主。尽管西方的选举制度常常被当作公民影响和参与政治的最后途径，但事实上，这种制度经过精心设计，最终却加剧了公民的无力感，因为选票限制了公民对影响日常生活的各种政治议程的有效参与，扼杀了他们的民主热情和理想。一项针对49个民主国家的研究显示，选民数量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下降了10个百分点（《西方民主怎么了Ⅲ》，2015）。西方选举的程序化和形式化创造的不是积极的公民文化，而是一种消极的以政治冷漠为特征的依赖性文化。
就西方两党或多党政治来看，它们并没有如有些人期望的那样促进民主的发展。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只有两党或多党竞争才是民主的，两党或多党民主会自动阻断权力的滥用。诚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和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它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在政党制度产生之后，不仅民主力量、革命力量运用它从事斗争，就是某些反动的、反民主的势力也会利用政党制度作为斗争的手段。因此，政党制度之于民主，只是一种机制性工具，而不能作为评价民主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
在理论上，作为民主形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本意是为了制约权力集中和权力腐败，但在西方民主实践中，它们却以“党争民主”的形式出现，退化为“否决政体”和恶意竞争的劣质民主制度。西方各政党间的博弈和争论表面看似“民主”，实际上是以党派利益裹挟了多数人的利益。近些年来，欧美国家政治反叛现象频发，说明两党制和多党制不一定能够反映民意，其“民主”的有效性遭到民众广泛质疑，出现了所谓的“政党危机”。在美国，只有13%的人认为两党制的总统选举还没有失灵，而38%的人则认为它已严重崩溃；人们认为两党都不太愿意接受新思想，只有17％的民众认为民主党愿意接受有关国家问题的新观点，而只有10％的人对共和党持这种看法；多数美国人认为，两党都不会考虑普通选民的意见。（Staff, 2016）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并非典型共和党人的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胜出，说明美国民众对传统的两大政党已经失去信任。在欧洲，传统的主流政党正在全面退却，主宰国家政治60年的中左社会民主党和中右基督教民主党正在衰落。在澳大利亚，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之低令人吃惊，仅有14%的人信任政党，居于16种机构的最后一位。（John Menadue, 2016 ）
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具备一些共同的原则的，如人民主权原则、协商讨论原则等。离开民主的根本原则和民主要义，无视民主的质量而仅仅以是否存在民主的形式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是不科学的。对于这个道理，西方的精英们未必不明白。或许，他们想要的正是“民主”的标签，有了这个标签，他们就可以高举道义大旗，党同伐异，为己谋利，至于民主的要义与内容，他们是不屑考虑的。一种只注重形式而丢掉了实际内容、只耗费公共资源而不能增进人民福祉的民主，其出现合法性危机是必然的。
在西方民主政体中，个人主义泛滥，社会责任缺失，政党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权力制衡导致权力无法进行必要的集中，民主受到短期和特殊利益群体的挟持，民主的短视化现象突出。
首先，西方民主只考虑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由于西方国家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而每个选民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面前，都更加侧重于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所以，哪位候选人许诺的眼前利益更多更大，选民就会支持哪位候选人。同时，候选人在参加竞选时，为了取悦选民，争取选票，只会许诺和倾向于制定符合选民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政策，而忽略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形成了西方政治学所谓的“猪肉桶”（Pork Barrel）现象，即损害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分肥。正如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帕斯夸里·帕斯奎诺指出的：“尽管自由的、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既给政府行为以限制，也向政府授权；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天然地为了赢得再次选举而讨好多数人，这就形成了短视和缺乏自身独立性”。（王琎，2013）事实上，贫穷、犯罪、环境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长期的战略和持续的努力，而创造经济机会、培养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等也非一日之功。然而，选举周期的竞争压力往往会使执政党和政府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它们的目光至多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票的计算上。
其次，西方民主只考虑选举范围内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其他人的利益。西方民主的短视化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空间上。这种民主在很多政策领域都存在问题。例如，现代环境问题的超国家性质（如臭氧减少、全球变暖、酸雨、水污染等的治理）对全球合作与协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然而，西方的政客们为了迎合选民的需要，急于把长期的生态资本转化为短期的政治资本，结果造成民族国家间的无政府主义竞争。社会经济问题同样如此。贫困、犯罪、恐怖主义、种族冲突、非法移民和难民潮等问题也超越了国界，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特点，不能单靠某个国家的政府解决。然而，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竞争破坏了国家间的有效协调，政客们只关注本国选民的利益和诉求，而将非选民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排除在视线之外。不仅如此，一些富裕国家的政客们还想方设法地将一些问题转移到贫穷国家，如为了缓解本国经济压力，不惜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制造动荡，使资本回流西方，通过危机转移维护本国选民利益。而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的不断恶化会最终威胁到富裕国家的利益。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本土化、有效的全球治理的缺位使得短期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再次，西方民主难以为理解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西方民主是一种竞争性民主，政治竞争会形成对抗性辩论模式，其默认的前提是，从某个单一的视角就可以充分理解复杂的问题，如果一种观点正确，那么另一种观点就必然是错误的。然而事实上，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复杂的问题，往往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站在对立的一面思考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的观点、集思广益，才能形成认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思路。然而，西方政治竞争将复杂的问题变为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是说，不管有多少种不同的观点，最终只有一种观点可以胜出。这就是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所说的“过度简单化的魔咒”（the curse of oversimplification）。（Jean Blondel, 1978）简单化的政治魔咒否定了西方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加剧了党派分歧，致使民主治理缺乏稳定的战略框架，在实践中形成“一届隔着一届干”“一届对着一届干”的民主“怪相”“乱相”。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要解决任何复杂的、多维的社会问题都必然是困难重重，这不仅会使本国错失发展的良机，同时也会给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社会增添许多不确定因素。
西方民主的短视化削弱了西方国家促进公众长远利益的能力，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发展的大局。对此，美国政策研究所“焦点外交政策”项目联合主任约翰·费夫不无忧虑地指出：“1989年，我们还在得意地想象着‘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正是由于一种感染了短期主义病症的模式取得了胜利，我们不得不设想一种更加糟糕的命运了。”（John Feffer, 2013）尽管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改变这种现状的建议和思路，但施行的难度可想而知，用沃伦·巴菲特的话说，就是“当人类的政治家们在下一届选举和下一代人之间进行选择时，很明显通常会发生什么。”（Warren Buffett, 1977）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汹涌，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德国互联网上种族主义言论泛滥成灾等，都表明西方民主政治出现了反主流、反建制、排外、反全球化、反精英的民粹化态势。这是西方民意政治的畸变，是民主光环下政治交易所造成的民主的“价值性”与“功能性”之间发生断裂产生的后果。
一方面，西方民主使被选为代表的少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层，造成政治阶层的固化。今天，在西方社会，政治领袖往往具有精英背景。美国国会中有许多毕业于常春藤盟校的人和众多的老年白人，其组成与美国社会的结构完全不同。英国和法国也是如此，那里的政治领袖和强大的官僚阶层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等少数精英学校。这种民主制度导致了一个“职业政客”阶层的产生。当民众将这个阶层视为排他性俱乐部时，西方民主就丧失了合法性，其结果，就是“沉默的多数”在选举或公投时变成“愤怒的多数”，用手中的选票反对那些背叛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
另一方面，支撑西方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中产阶级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教育背景，热心公共事务，不盲从政治精英而是寻求自下而上的自主政治参与。但在今天，全球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大卫·哈维所谓的“时空压缩”，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近几十年来，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强大的机构投资比政府更容易影响经济结果，西方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被迫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并不得不面对以前主要由边缘国家所承受的各种经济危机的冲击。与此同时，技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取代了人力劳动。从零售、金融到医疗保健和教育行业，低技术人员能够获得的工作正在减少。2014年出版的牛津马丁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在未来20年中，所有工作中的49％都将受到技术破坏。（Alex Goerlach and Dawn Nakagawa, 2016）这种状况使得中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不断遭到碾压，而既有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又难以满足他们多元的利益诉求，于是，中产阶级逐渐丧失了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精神），民粹主义成了他们摆脱“实际政治”和既定规范的替代性选择。
显然，西方民主的民粹化表明西方精英和平民之间的互动出了问题，折射出自由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危机。但是，民粹主义不可能真正解决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因为民粹主义往往是非理性的，它虽然包含着民主的因素，但一旦脱离法治轨道，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分裂和动荡，最终破坏社会稳定与民主秩序。不仅如此，民粹主义还可能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势力为谋求政治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操控民意的政治策略。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利用民粹主义赢得了大选。特朗普政治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民粹主义者（尽管带有民粹主义色彩），或一种全新的范式的诞生，但他利用了人们对无法忍受的现制度的反抗，而希拉里则被视为这一制度的人格化。特朗普语言粗俗，谎话连篇，甚至许多观察家都宣告一个“后真相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但选民们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在竞选中一次次地说谎，他与精英政客及两大政党一贯政策主张的不同，恰恰成为他致胜的法宝。然而，在民主的危机中崛起的特朗普之流虽然说着“人民的语言”，但却与富人关系密切，他们是否真的热爱民主让人怀疑。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认为：“这种民粹主义动态是一种将会带来深刻反民主后果的民主现象。”（朱凡，2017）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数。《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主编大卫·罗斯科普夫针对特朗普当政以来的政治现实指出：“我们的领袖……完全无视国内外价值观，蔑视民主，极力想要遏制新闻自由，羡慕世界上的暴徒和强人。我们正在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David Pratt, 2017）尽管现在说美国正在走向“强人政治”或“暴君政治”还为时过早，但民粹主义显然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想要的民主，它最显著的后果，不过是以“民主”的名义成就了一个高举反建制大旗的政客。
从目前情况看，西方的政治民粹主义很难突破自由民主制度的坚硬外壳，也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可持续的民主补救办法，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仍然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情绪化和极端化，不仅可能使“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上台，损害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而且其开出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政策“药方”，最终也可能成为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不稳定的源泉。
西方民主的危机是结构性、制度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大厦是建立在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轴心之上的，它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民主越来越成为资本的民主，沦为缺乏民主内容的形式化民主和图谋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的狭隘的短视化民主，同时不断催生出非理性的民粹化民主形式。西方民主用资本专制代替了封建权力专制，但却变得更加凶恶和难以控制了。对西方民主构成真正威胁的不是什么新型威权主义或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外部冲击，而正是资本主义自身，要消除西方民主的种种危机，就必须推翻资本的统治而代之以真正的“人民的统治”。西方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它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种过渡性的民主形态。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社会思潮的经验和启示研究”和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影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主要西方思潮及其应对”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分别为：13BKS064、15JDSZK0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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