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朝贡社会改变了社会关系的基础那样，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氏族社会没有常备军，也没有军事专家。氏族部落的真正领袖凭借个人才干脱颖而出。他们的命令在本质上具有私人性和临时性，只有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才会被人们接受。他们所缺乏的，是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力机构以及任何常设性的职业军事干部的支持。游牧部落也从未拥有过可供长期作战的资源。由于猎手要为部落源源不断地提供肉食，因此不能把他们找来参加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且，仅凭一个小部落，既无法供养那些投身于谋划和作战的军事专家，也无法为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常备军提供战士。
随着朝贡社会的出现，所有这些问题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由专门的武士阶层领导的规模庞大的常备军首次出现，这样一来，当然也就要从农民和工匠那里榨取贡品，才能供应长期作战所需的军事装备、交通工具、食物、工事及其他一些必需品。这种制度性转变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战争从一系列零散的单兵决斗、突袭、游击变成了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使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成为过去数千年中危及人类生存的大事。
朝贡社会不仅为新型战争提供了资源，还提供了必要的导火索，从而使战争常态化。对于大型中心城市的繁荣来说，新兴手工业的发展极为重要，这就需要经常从外地进口原料。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低地既无金属，又无良木，所以要从阿曼进口铜，从托罗斯山进口银和铅，从黎巴嫩的林区进口木材。为了购买这些进口货物，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要么必须确保各行各业扩大生产以换取外国产品，要么就得使用武力强行夺取盛产这些原料的地区。萨尔贡国王选择的是后面这种替代办法。他征服了一个“从近海到远海”即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大帝国。当时有一首名为“战争之王”（The King of Battle）的诗，讲述了萨尔贡如何率领军队穿越未知的沙口，以及如何在争夺商道控制权的战争中“无暇睡眠”。诗中写道：“港口忙碌，船舰云集；四方安宁，百姓富裕；……水道通畅，直达京畿。”
朝贡社会不仅会为追求财富而发动侵略，还会为了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不断袭击而作战，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制度化战争的出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黄河流域的富裕文明，对于那些身处大河流域中间的草原和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来说，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高产的良田，丰裕的粮仓，华美的庙堂，以及市场上充斥的丰富多彩的商品和货物，无不吸引着那些相对饥贫的游牧民族。
这些游牧民族最先出现在开阔的草原地带，那里雨水稀少，不足以发展农业，当地居民只好以放牧动物而非栽培植物为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在从撒哈拉到中国东北的广阔草原和沙漠地区一直以放牧牛、马、骆驼、绵羊和山羊为生。不过，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以前，他们的军事实力还不足以对那些文明中心构成严重威胁。只有当这些“蛮族”（barbarians，朝贡社会那些过着定居生活的人们对他们的称呼）掌握了驯马和冶铁技术之后，那种有利于朝贡社会的实力格局才被打破。有了这两项技术，野蛮的游牧民族就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机动性更佳，铁制兵器的质量和数量也与那些守卫中心城市的常备军旗鼓相当。
凭借着马匹和铁制兵器，游牧民族对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和西端的欧洲之间的所有文明中心发动了周期性的侵略。朝贡社会最早的文明国家曾经遭受游牧民族发起的两波冲击。第一波冲击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侵略者使用的是青铜兵器和马拉战车。第二波冲击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侵略者使用的是骑兵和铁制兵器。后来，古典时代的文明也曾遭受毁灭性的蛮族入侵，例如公元4-5世纪日耳曼人（the Germans）和匈奴人（the Huns）发动的侵略。进入中世纪，阿拉伯沙漠地区的穆斯林（the Moslems）开始兴起，征服了中东和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定居点。最为恐怖的侵略者，要数13世纪在中亚草原地区异军突起的蒙古人（the Mongols），他们征服了一个大帝国，其疆域北至波罗的海，南至东南亚，西至亚得里亚海，东到朝鲜。
发动侵略并建立一个大洲规模的帝国，需要修建大量的军事设施。以中国为例，就曾奇迹般地修建了西起内蒙东至辽东绵延4500里的长城。为了完成这项宏大的防御工程，他们使用了30万军民，并对其委以双重任务，既要维护好长城及相关的防御工事，也要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印度著名的阿育王（Emperor Ashoka，前273-前232年在位）建立了一支70万人规模的常备军，配有9000头大象和1万辆战车。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的鼎盛时期曾以40万军队驻守边疆，还修筑了诸如苏格兰边界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那样的大型防御工事，并以良好的公路网络将后勤补给站连接起来，同时也强化了部队的机动性。
罗马帝国的武力和人力动员规模如此巨大，以致先前缔造了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萨尔贡国王发动的那些战争显得黯然失色，更不用说食物采集者部落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争斗了。在萨尔贡帝国早期统治过的同一区域，大约16个世纪之后，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征服了巴比伦。他记述了自己对它的处置办法：“我把这座城市和它的房屋从上到下全部推倒，全部打烂，全部烧毁。我把它的外城和内城，还有砖砌的神庙和高塔全部拆毁，然后把破砖碎瓦全部倒进阿拉图运河。在摧毁巴比伦的建筑、打碎它的神像、屠杀它的居民之后，我把城里的土壤全部挖出，倒进幼发拉底河，让河水把它们冲进大海。”
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公元第二个千年，游牧民族（无论是征服过罗马的匈奴人，征服过印度的莫卧儿人，还是几乎征服过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给所有的文明世界都带来了灾难。这些蛮族的武器只要与守卫朝贡社会的文明国家的常备军相当，凭借骑兵的机动优势，他们就能突破任何一个因内部腐败和动乱而实力削弱的文明国家的防线，继而大肆抢掠。所有的文明迟早都要不可抗拒地经历这种由“盛”转“衰”的过程。新兴的强国可能会把游牧民族驱赶到草原的边缘地区，但在一两个世纪之后，当它陷入经济、政治和军事动荡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又被同一个或后续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在数千年里，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排斥-吸引”（push-pull）的矛盾关系成了人类历史的核心机制。
这些游牧民族的侵略者给当时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如此强烈，如此恐怖，以致远在伦敦附近的圣阿尔班斯的一位修士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在他的编年史中以下面这些惊悚的词汇对传说中的蒙古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席卷大地，对欧洲东部地区造成了可怕的破坏。他们到处烧杀，所过之处，皆成废墟。进入萨拉森人的领地之后，他们夷平了城市，砍倒了森林，拆除了城堡，把葡萄连根拔起，摧毁园林，杀掉了城市和乡村的居民。如果他们偶然放过一些求饶者，也会强迫这些人像奴隶一样接受底层的待遇，并在攻打其邻邦时使其充当前锋。那些敷衍作战，或是借机藏匿逃跑的人，会被鞑靼人追杀。即使有人［为他们］奋勇杀敌并且赢得胜利的话，也得不到任何酬谢。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虐待那些俘虏。他们惨无人道，充满兽性，与其说他们是人类，倒不如说是怪兽。他们嗜血成性，饮用鲜血，撕扯和吞食狗肉和人肉……外人不懂他们的语言，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去过他们那里，他们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因此无法通过正常的人际交往来了解他们的风俗或性格。他们带着妻子随同羊群四处游荡，他们的妻子也被教育得像男人一样英勇善战。因而，他们就像闪电一样进入了基督教王国的地界，肆意劫掠杀戮，使每一个人都心惊胆战，恐惧莫名。
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排斥-吸引”关系，直到近代早期才被终结，此时西方的科技革命打破了双方在军事技术方面长期存在的均势。人类历史上的这一转变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可以通过俄罗斯人（the Russians）的例子加以说明。俄罗斯人曾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然而，到了16世纪，借助西方的火枪和大炮，沙皇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的军队推翻了蒙古大汗的统治，继而征服了南至黑海、东至乌拉尔山的广阔草原。他的继承者利用西方的铁路和武器技术，不仅穿越西伯利亚，把疆域推进到太平洋，还穿越中亚沙漠，推进到了阿富汗和印度。
常备军的形象已不再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那样的骑兵，而是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指挥官，例如恩图曼的霍雷肖·基钦纳（Horatio Kitchener），以及在东京湾“密苏里号”（Missouri）军舰上坐镇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当游牧民族的战马和弓箭被铁路和机枪超越之后，他们就从自己曾经主导了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从此再也无法发挥往日的历史性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不可逆转。（本文摘选自《全球纲史：人类历史的谱系》，[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王红生 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