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呈现出更多积极因素，经济继续复苏回升，经济信心转向乐观。2017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中高速适当的经济增长区间，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
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7%，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结果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自2012年进入拐点以来逐年持续下滑，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低位运行；而资本存量增速也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减弱而下滑，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短期内很难显著改变，这意味着2018年我国GDP潜在增长率依然在适当区间内小幅下滑。
从需求侧角度来看，虽然美欧日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向好，外需不断增加，但由于美国的“缩表加息”配合其“降税减负”的产业政策可能会进一步促使资本和制造业不断回流，从而使新兴经济体外部融资条件收紧、投资使用成本上升、消费机会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引发局部地区资产泡沫破裂，进而造成银行坏账增加、居民财富缩水等潜在金融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复苏和扩张，其外部需求将不断减弱，并形成新的国际市场供给和加剧国际市场竞争。另外，由于上年较高的基数因素，也使得2018年我国外需增速有所回落。
从内需来看，虽然以“互联网+”为核心特征的消费新业态发展形势欣欣向荣，高新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加快，但总体而言，由于规模和时滞等因素，新的发展动能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蹴而就；由于三四线城市缺少产业的有力支撑，并且随着信贷政策收紧，在房地产调控措施趋紧的环境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将会逐步回落，而政府债务、赤字水平将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使2018年投资拉动作用或将减弱；另外，由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依然没有有效解决，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较大失衡，从而限制居民消费的大幅提升。
2018年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上海自贸区、外商投资新模式、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的积极推进将稳定和激发我国的外部需求；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调查失业率保持在2013年以来的最低位，从而对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都起到关键作用；社会和平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虽然2018年翘尾因素将成为推动CPI上升的重要力量，而上游成本压力不断加大，但是目前供给充足，成本传导较为缓慢，而国际原油供需将趋于平衡，原油价格基本稳定，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
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21个子指标构成），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微幅平稳下滑的发展趋势。具体指标预测如下。
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9.2万亿元，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2.4%，增速分别比2017年小幅回落0.7和0.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5.1%、14.1%、3.6%和4.0%，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0.3万亿元，名义增长10.1%，实际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逐渐收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2.0，比2017年增加0.4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PPI为3.6，增幅比2017年大幅减少2.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8年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将有所减缓。预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8%和5.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八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3万亿元，增长5.7%，财政支出22.3万亿元，增长8.8%。下表中列出了2018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
以税制改革为重心促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
201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仍面临下行压力，需要保持一定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不但要求在财政支出方面保持适度的增速，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要求以税制改革为重心，完善税收体系，降低宏观税负，从而激发企业生产活力，增强居民购买力。
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
宏观税负较重仍是我国保持经济增长、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例作为宏观税负的指标，2006年至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由17.7%上升到21.4%，这表示该口径度量的宏观税负是提高的。从税收承担主体来看，不仅企业承担税负较高，居民的赋税压力也较为严重。整体来说，我国的税收制度仍有一些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部分。
总之，随着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需要进一步解决税收体系中遗留的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各种问题，以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经济发展。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财政政策积极有效。
第一，提高财政支出规模，保持3%的赤字率。过高的财政支出会提高赤字率进而增加财政风险，因此近年来我国的赤字率保持在3%以下。
第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政政策有效性。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政策效果不只取决于支出规模，还在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尤其在目前财政支出增速有限的背景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显得更为重要。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科学的管理财政资金的办法，减少财政资金闲置甚至浪费的情况。另一方面应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让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中来，一方面缓解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另一方面将项目交由专业人员建设和运营可以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效率。
第三，推进税制改革，降低宏观税负。首先，我国税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存在价格扭曲、再分配功能偏弱的缺陷；其次，整体来看，我国企业和居民承担的宏观税负偏重；最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增速长期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表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收入方面效果较差。因此推进税制改革需要统一考虑税收结构，确定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比例；减轻企业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研究可以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种在内的税收体系，优化税种和税率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以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收负担为基本方向。
第四，完善环境保护税实施方法，促进企业节能减排。降低企业能耗和污染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正式实施，未来的节能减排工作需要以环境保护税这种征收“矫正税”的方式为核心，一方面完善税法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税收标准，另一方面要减少其他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第五，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进一步完善我国当前的财政再分配效应。一是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这一方面可以增加直接税和社会保障缴纳的正效应，另一方面相应地降低间接税的负效应。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相应地逐步降低一般性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在财政支出端增加调节收入分配的正效应。三是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通过综合收入、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完善费用扣除和税收抵免、完善累进税制等方面的改革，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四是优化间接税制度，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和增加累进性，如对初级食品和普通药品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将更多的奢侈品消费纳入到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等。
协调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
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发展主动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2018年必须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主要目标的统筹平衡，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协调稳健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政策，着力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增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稳定流动性和风险预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
第一，坚持货币政策稳健性，加强货币政策目标和操作弹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增长和预期稳定。第二，创新金融调控差别化方式，发挥宏观审慎监管结构性引导功能，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完善金融市场基准价格机制，优化金融市场价格功能和社会融资成本。
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目前的重点在于要继续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特别是社会存款的市场化定价范围。没有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市场均衡机制，单方面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自主权，需要依托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否则社会融资成本会迅速提高从而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双支柱框架必须促进内外币币值稳定的合理平衡，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机制下的双向波动中合理平衡。容忍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度、过快调整，既损害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也会对我国的外贸转型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得一定进展，要继续鼓励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但必须跟踪国际经贸动态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续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应当也必须立足于市场调节，把着力点放在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上。降成本应实行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联动，以政府支出规模的削减为企业降低税费负担腾挪空间。补短板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入、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切入，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宏观经济政策应摆脱政策调整的局限，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以改革的办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第二，破解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环境。当前，制约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环节主要在于中小微企业普遍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融资歧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高层次紧缺人才不足等方面。首先要丰富和创新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解决其融资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其次，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再次，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第三，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并发挥效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撑。当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领域可能的投资泡沫化倾向，也要通过公开数据透明信息及时作出预警，避免泡沫累积蔓延，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推进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与竞争。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中速增长期区间，人均GDP从8000美元向50000美元追赶。在此阶段，经济增长动能既来自于现有的传统部门提升效率焕发新的活力，也来自于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经济增长前沿的开拓性创新带来的增长空间等。而这些均有赖于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等垄断性基础产业的改革、开放与竞争。中国制造业为经济增长贡献了近三成的份额，但垄断性基础产业的效率不高，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也严重制约了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的开拓创新，更需要上述领域推进改革，放宽准入限制，促进有效竞争，降低社会支付成本。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垒实经济增长基础
首先，从劳动力数量驱动向劳动力质量驱动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不断增加，但是以教育年限增加为重要特征的人力资本质量的增加将可以大大降低老年抚养比增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危害。我们建议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到12年，涵盖高中教育。同时继续免除公办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提供住宿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补贴费等，使他们不仅能够上得了高中，还能上得起高中。
其次，优化投资结构，积极发展新兴领域。未来的新兴领域主要包括：健康养老产业，由于中国日渐进入老龄社会，大量的老年人口必将催生巨大的老龄产业市场；新材料，主要包括石墨烯、碳纤维、新兴膜材料和生物基材料，我国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点将不断涌现，新材料将成为数万亿元产值的市场；新能源，包括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超级电容等；机器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工成本急剧上升以及整体经济结构面临转型，机器人未来的崛起及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已经被各大机构认可；云计算和大数据，虽然我国云计算市场还处于萌芽期，但是其市场前景巨大；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重塑各行各业的大潮即将来袭，未来一段时间里，智能化大潮将会带来巨大的投资市场；生命科学和生命技术，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无疑是大健康领域极为重要的投资方向，中国在这一领域完全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市场在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大致为全球药品市场规模的40%，而我国这一比例低于15%，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医疗器械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最后，增加研发强度，改革科研体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我国也加大了研发投入，但是由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使得科研产出与投入不相匹配。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逐步推进，首先，项目经费投入方面的改革；其次，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和科技奖励体制；再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应逐步实施去行政化改革，回归学术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