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发展与中国案例
科学社会学的开创者、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于1938年发表了《科学与社会秩序》（Science and the Social Order）一文，阐述了科学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
在默顿看来，科学制度属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不一定会融洽地整合在社会结构中，因为科学精神与社会规范未必一致。默顿指出:“要保持科学的连续性，就需要那些对科学研究事业有兴趣和能力的人的积极参与。但是对科学的这种支持只能靠适宜的文化条件的保证。……制度结构的变迁可以削弱、改变或者可能阻碍科学事业的发展，这一点将变得日益明显。”他接着提出一个问题：“自然，科学会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发展，但是，哪些结构为它最充分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呢?”
在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和之前的政体形态后，默顿的答案是民主社会，因为它将普遍主义作为主导价值。与此对照，“……从意识形态的方面说，集权主义导致了与现代西方科学的传统假设的冲突”。集权体制倾向于将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施加给全社会，并渗透到各个机构当中，这会对科学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民主体制比集权体制更有利于包括科技创新在内的经济发展，这一命题也一再被后来的西方学者强调。然而，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无论就规模还是速度而言，都对这一命题构成了挑战。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特征尚存争议，一般都强调其权力集中的主导性结构，以及产生国家领导人的非直选制度。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对比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很多西方学者因此将中国视为非民主的集权体制。然而，在不同国家的官方话语中，“民主”一词的含义差异甚大。有鉴于此，本文将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称为“西方民主”，而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为“中国模式”。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5）榜单上，中国位居第29位，这一排名似乎不算很高。然而，根据同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旗下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民主指数”（Democracy Index）报告，居于创新指数排行榜前29位的国家均属于“充分民主政体”（Full Democracy）或“有缺陷的民主政体”（Flawed Democracy），只有中国是例外。（在“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中，中国排名第22位。——编注）
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也编制了类似的“国家创新指数”。根据2016至2017年度的报告，中国在40个国家中排名第17位。除俄罗斯（第33位）和中国外，所有40个国家均被《经济学人》视为“民主政体”。
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与民主指数两份榜单排名的相关系数高达0. 68（观察量为139个国家或者经济体），创新分值与民主分值的相关系数也有0. 69，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默顿的命题。中国显得像个例外，根据其“民主化程度”，它本应具有较低的创新表现。可在民主指数分值最低的92个国家中，只有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进人了全球前30位。在创新指数排名靠前的40个国家中，也只有中国的民主指数位于130名之后。也就是说，在所有非西方民主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表现最佳;而在所有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不具有西方民主体制的。
在民主指数排名靠后的一些国家中，除中国外只有沙特阿拉伯（43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8位）、俄罗斯（49位）和卡塔尔（50位）进人了前50名创新国家。其中三个中东国家雇佣了大量技术移民，这些外国人才为其创新表现贡献良多，而俄罗斯则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遗产。中国的创新表现不仅因其当前的位置令人费解，更是因其近年增速惊人。根据历年“国家创新指数”，中国的排名从2000年的38位上升到了2005年的25位，又升至2016年的17位。
本文探讨中国作为非西方民主国家，为何具有较高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在不断提升。第二节根据各项科技指标，简述中国近年取得的创新成绩。第三节分析中国科技发展中的经费和人力因素。第四节评析影响科技创新的制度因素，及其与默顿命题的关系。第五节列举其他因素，并指出中国模式的弊端。最后一节总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的科技“大跃进”
一些西方学者沿用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的“创新”概念，即一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包括“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和新组织形式”。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演化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1930—）研究创新体系的经典著作就将创新界定为企业的新产品设计和制造流程。本文采用更为宽泛的创新概念，既包括技术领域的突破，也涵盖科学研究的发现。以各种相关指标衡量，中国近年来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飞速增长，以至于有学者称其为“科技大跃进”。
2015年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收录了29. 68万篇源自中国的科技论文。以数量而论，中国已经连续7年排在世界第2位，占据全球发表总量的16. 31 %，仅次于美国（26. 9 %），高于英国、德国和日本。从2002年到2009年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就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了第2位（见表1），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中国学者转向英文刊物投稿。即使考虑这一因素，其增速仍很惊人。
注:2015年的SCI数据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6）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
根据另一覆盖更广泛的数据库“斯高帕斯”（Scopus）, 2013年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文献已经具有相近份额，分别占到全球总数的18. 2%和18. 8%。中国的份额在2003年后的十年间几乎增长了两倍，是前15个论文大国中增速最快的。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论文的引用次数也显著上升。从2006年至2016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74. 29万篇，总共被引用1489. 85万次，居于世界第4位，比2005年的第14位提升了10位。然而，中国单篇论文平均被引用8. 55次，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1. 51次/篇）。按照论文平均引用率排序，中国仅居于全球第15位，远低于瑞士、荷兰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逊于日本。而且，中国科技论文的国际引用比例还在下降：从1996年的51. 5%降至 2012年的38. 6%，呈现出“自产自销”的趋势。
较低的平均引用率并不意味着中国发表的国际论文质量都很差。相反，2006年至2016年间，中国发表了1. 69万篇引用率居于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位于全球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此外，中国作者还发表了495篇引用率占本学科前1‰的“国际热点论文”，占世界总数的18. 0%，排名也居于第3位。基于斯高帕斯数据库的统计也表明，中国的高被引论文与论文总量同步迅速增长，虽然前者在全球的占比仍低于后者。
科学研究之外，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虽然不如科学成果那样可观。技术创新最常用的测量指标是专利数量，虽然它并不能完整地体现一国的全部发明创造。按照各国专利局批准的专利数量统计，中国在2013年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了。
由于各国专利体系存在较大差别，各国专利局批准的专利数量并没有多少可比性。相较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使用的“三方专利”可以反映一国获得国际认可的专利数量，它是指向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都提出申请，并且至少已在美国获得专利权的同一发明。2013年，中国发明人拥有1897项三方专利，占全球总数的3. 51 %，排在世界第6位。根据美国专利局授权国外专利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专利数量为8116件，尚落后于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
此外，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2012年中国高端技术产业创造的附加值占据全球产值的24. 5%，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2位，与美国的差距在日益缩小。中国本土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的附加值也从2000年的9. 6%升至2012年15%。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该类出口贸易额从2005年的2183亿美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6553亿美元（见表1）。
中国在最近二十年的创新表现非常可观，各项科技指标的增速不仅超过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超出了发达国家。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虽取得了一些重大科技成果，平均质量还落后于不少先进国家，具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科技创新一般由经济发展和教育进步所推动，下一节就来分析中国的科研经费和人力投人状况。
三、科研经费与人力资源
201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计为1. 42万亿元，比2001年的2589. 4亿元增长了四倍多（见表2）。按研发人员全时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支出为37. 7万元，也比2001年的7. 4万元增长了4倍。按照汇率计算，2013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位居世界第3位，仅在美国和日本之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年美国的研发经费占据全球总额的27 %，而中国则高达20 % ，稳居第2位。在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中国在全球研发经费的增量中占到三分之一，美国则为五分之一。
注:全时当量指全时研发人员工作量与非全时研发人员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的工作量之和。研究生包括当年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要求各级财政预算中科技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5%，科技经费增速高于财政收人的增速。中国研发经费的投人强度，即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1995年的0. 57%上升到了2015年的2. 07 %。当前中国的经费投人强度不仅超过印度和俄罗斯（1. 2%），也高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尽管还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逐年递增的科研支出不仅增加了科技成果的数量，也提高了它们的质量。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年度经费在2015年升至258. 4亿元，当年中国在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发表8286篇论文，其中54. 6%的论文受到了该基金的资助。
就研发经费的部门分布而言，中国也体现出发达国家的特征。早在2002年，中国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就占到总支出的60.4%，已经成为创新活动的稳定投资主体。2013年，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到全国总支出的71%。与这一比例近似，2015年中国企业的科研支出已经占据全国总支出的76.8%，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支出分别为15. 1%和7. 0%。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研发经费已经由企业使用，这对科技创新的市场竞争和成果转化具有很大促进作用。
在非西方民主国家，公民的教育程度一般较低。中国以前也只是普及了义务教育，最近二十年则经历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选择扶持一批重点大学，同时送出大批优秀学子到世界各国深造。根据2000年和2015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大陆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从4571万上升到了17093万人，十五年间增长了四倍多。
2010年，44%的本科毕业生就读于理科或工科，致使当年中国的理工类毕业生高达110万，是同期美国毕业生的四倍多。1990年，中国毕业的理工科博士只占美国的5% -7%，到2010年数量就很接近了。
大量理工类专业的本土毕业生为中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海外归国人员则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距离。这一时期很多留学生纷纷回流，使20世纪90年代的流失局面大为改观。截至201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458. 66万人，共有265.11 万留学人员回国发展。虽然这一数字不到全体留学人员的六成，但是考虑当时尚有136. 25万人正在国外学习，回国人员占到已毕业人员的八成。
由于教育部门不断输送人才，2015年中国科技人员的总数达到7915万人，其中3421万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研发人员总数为548. 3万人，按全时当量统计为375. 9万人年，人力资源规模居于世界首位（表2）。然而，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仅为48. 5人，人力投人强度与英国（133. 1人）和日本（133. 6）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距离。2012年以后，中国研发人员增速显著下降，从2009年的16. 6%降至2015年的1. 3%，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科技人才的高速增长时期已近尾声，尽管中国政府仍计划在2020年将全时当量提高到430万人年。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最近二十年出台了一系列人才项目，也吸引了大批人才归国就职，可至少在2008年以前，这些项目并没有引进很多高端人才。笔者本人的研究发现，2006年之前回到中国的海外人才更有可能毕业于三四流大学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本土培养并有过海外访学经历的学者才是推动中国科技产出的主力。另一项基于全国科技工作者调查的研究也发现，相对于本土科学家，拥有国外博士学位的海归科学家并没有表现出学术和创新上的优异之处。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的人才政策在“送出去”上比“引进来”更为成功。
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在于国家汲取和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服务于特定的政策目标，高速增长的科技产出也得益于此。不过，要素投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的“科技大跃进”。全球创新指数包括两大类数据:投人指标和产出指标，前者包括研发人员和科技经费，后者包括各类科技成果。以产出指标除以投人指标，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国创新效能的比率（Innovation Efficiency Ratio）。用这一比率衡量，2015年中国排在全球第6位，远高于其第29位的创新排名。可见，中国不仅为创新活动投人了大量资源，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资源。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谢宇等研究者也发现，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其科技成果生产率的增长也很显著。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寻制度和其他因素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中国效法苏联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科研和教育经费的分配与使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将紧缺的资源集中在一些重大的研发项目上，如863计划和天宫计划。中国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创新规划，如20世纪70年代末制订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政策蓝皮书》和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为推动人才战略，中共中央组织部甚至直接领导了“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引进项目。与美国多头并举的创新体系相比较，这种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似乎易于走向僵化和封闭，然而它在近年来却显示出相当的活力和弹性，并为科技创新留出很大竞争空间。
默顿认为集权国家不利于科技创新，乃是出于以下原因：“……集权国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科学伦理与新的政治准则之间的不一致性，这种政治准则强加在一切之上，根本不考虑职业信义。”他还对比了民主国家的状况：“无论在把普遍主义付诸实践时可能会出现怎样不恰当的情况，民主精神的确是把它当作一个主导性的指导原则的。民主化意味着逐步消除对得到社会重视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限制。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地位的非固定化是开放的民主社会的特征。”
默顿的文章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主要基于他对纳粹德国的观察。中国在文革时期过分强调阶级成分，使科技事业受到很大冲击。改革开放后，科技领域的政治意识逐渐淡化，邓小平在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采访时说:“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在国内当前的创新体系中，除了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准则并没有受到特别强调。相反，从单位到个人，基于科研成果的统一标准被广泛用于考评业绩和分配奖金。即使由于社会关系等非正规因素，资源集中于一些重点单位和级别较高的学者，至少在形式上仍然以学术地位为依据。中国的创新体系强调能力标准，这恰恰体现了默顿所说的“普遍主义”原则。
中国在创新体系中也引人了竞争机制，这并非西方民主国家所独有。20世纪80年代，科研单位就开始试点技术成果的有偿转让和课题组的自由组合等举措，通过简政放权和所长负责制赋予机构自主性，并放松了人员流动限制。科研经费的分配采取基金评审制度，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开始采取合同聘用制，进一步促进了内部人员竞争。科研机构一方面遵循竞争机制承担研发任务，一方面也为满足市场需求推动了成果的商品化，甚至成为生产经营实体。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建立和改善也调动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这些竞争机制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4年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一书写作的序言中即指出：“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妨碍了思想和信息的产生与交流。中国政府对舆论和媒介的规范和限制的确比一些发达国家严格，但限于特定内容，科学技术领域的自由交流基本得到了保证。例如，在1983年的“反对精神污染”时期，国家科委出台的一条政策规定：“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想，要提倡自由讨论，科研工作中要允许有一部分自由选题，管理工作中要进行人才流动和自由组合等试验。”
学术自由也体现在国际交流方面。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参与国际会议的学者从2005年的10476人增长到了2015年的56407人。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成果尤其受到褒奖，这促进了国内学者融人国际学术界并谋求合作。源自中国的国际论文约有四分之一属于国际合作论文，美国学者的国际合作论文也有六分之一是与中国同行合作的。与此同时，许多国外学者也受邀到中国短期访问或长期工作，这些外籍人才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可见，只要一个国家能够保障基于普遍主义的竞争机制和学术自由，它是否采取西方意义的民主制度对科技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默顿写作《科学与社会秩序》一文时，全世界只有少数西方民主国家，而且只有这些国家才具有较高水平的公民自由，可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采取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够保障公民自由，而新加坡等“民主化程度”不高的地区，却具有很高的自由程度。就民主指数中的单项指标“选举过程和多元性”（Electoral Process and Pluralism）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的得分均为4. 33（满分10分）;而在“公民自由”一项中，香港的分值高达9. 41，新加坡也达到7. 06。在2015年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榜单上，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排在第67位和第74位，可它们在当年的“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上都名列前茅（第11位和第7位）。可见，相较于选举制度，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为密切，默顿的命题应当相应加以修正。
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创新表现，这一点就更加分明。印度的创新体系不像中国那样由政府主导，一些学者认为它理应更具活力，可事实上中国的创新表现明显胜出印度。印度在建国后就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但长期以来没有采取市场导向的政策;中国属于非西方民主国家，市场化改革却较为成功。2015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上的排名将印度（第81位）甩出了五十多位，虽然两国的历史和国情都具有可比性。2013年，源自印度的科技论文占全球总量的4. 2%，也逊于中国18. 2%的份额，这点成绩还是在印度推行市场化改革之后取得的。一位著名的印度经济学家虽然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比集权体制更能推动科技创新，可他也承认只有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才会如此。
五、其他因素和中国模式的弊端
除了大规模的要素投人和竞争性的制度助力，其他几项因素也有利于中国现阶段的科技发展。
一是规模经济。在内部语言和技术相近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活动也越频繁，创新传播的速率也越高。中国的大一统状态曾被认为造成了明清两代的停滞局面，它在今天又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意味着维持一个创新体系的某些必要成本相对较低，一项创新会惠及更多消费者，创新活动的需求更有可能在体系内部得到满足。规模经济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创新效能排在全球第6位。相比之下，小国就不太可能出现规模经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存在较大障碍，内部资源配置的流动性也较低。
其二是后发优势。过去二三十年，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动着全球科技前沿发展，中国的决策者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通过征求专家意见，便能跟踪全球科技的前进方向，并在这些领域集中分配资源。在科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政府大体能够适时调整计划，因此不会导致体制下的低效和僵化。较差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甚至成为中国创新的优势—科研人员可以通过仿效国外成果掌握大量技术，而不必“重新发明轮子”。例如，通过引进和学习节能技术，中国的重工业成功地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其三是公众支持。一个创新体系若想得到良好发展，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和尊重，至少他们的情感和价值与科学观念并不抵触。中国公民的科学素养不算很高，可75%的公民赞成政府支持基础科学，尽管它不能很快产生效益。科学家在美国的薪酬低于医生和律师，而在中国则高于这两种职业，这有利于学术界吸引人才。相比于美国等国家，干细胞和全球变暖等研究课题在中国存在较少的公共争议，这为研发人员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资源、制度和中国的特殊优势，共同造就了过去二十年的“科技大跃进”。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下的创新体系近乎完美，它其实面对着不小的问题：中国主要以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创新，科学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定位依然缺乏坚实基础。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安排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国能否成为创新型大国。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一论断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另一位方面也将科技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尽管是最重要的手段。后来的领导人承接了这一观念，如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曾强调:“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在政策实践中易于强调其经济效用，而非科学精神。
例如，虽然经费和人员数量逐年增长，中国对基础科学的重视仍然不足。2015年，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在中国研发开支中的比重仅有5. 1 %，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15%以上。这一比例多年未变，2001年基础科学经费的占比也是5%。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人员在全部研发人员中的比例甚至逐年下降，到2015年才有所改观。当年基础研究人员有25. 3万人年，占全国研发人员6. 7 %，人均经费明显少于应用研究人员。从1997年到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多次出现空缺，也说明中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突出成果较少。
尽管强调学术标准和竞争机制，缺乏科学精神的“量化考核”趋于变成形式上的数字游戏，也助长了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由于在科研奖励和职称评定中强调论文数量和期刊级别，许多中国学者已经放弃钻研更基本但周期长、产出慢的科学问题。许多科研领域的腐败现象，包括抄袭他人、购买论文和伪造数据，也由此而来。在中国科技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这尚不构成严重危机，因为总有前沿可以效仿。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创新差距日益缩小，工具理性就不足以支撑中国进一步的科技发展了。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中国的高速科技发展，引出了一个科学社会学的问题：为何一个非西方民主国家能够在短时期内提升其创新能力?在所有非西方民主国家中，中国的科技创新表现最佳;而在所有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不具有西方民主体制的。
本文从要素投人、制度安排和特殊享赋等角度初步解释了这一例外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为研究机构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依此产生的科技成果转而又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的大学扩招和留学潮为国内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不仅使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进人合适的岗位，也带回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知识。中国整体的经济社会环境保证了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投人要素。
中国的科技进步并非仅仅依靠要素驱动，其创新效能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的创新体系重视能力标准，建立了相应的激励手段，并引人了竞争机制，这些做法体现了默顿所说的“普遍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纲领重申了普遍主义原则，它在多个领域均有体现，也包括科研系统。学术自由也便利了创新成果的引进、学习、产生和传播，帮助中国逐渐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规范有利于推动创新，我们也可以依据中国案例，以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经验，对默顿的命题提出修正:保障开放和竞争的公民自由社会，而非采取西方民主社会，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此外，规模经济、后发优势和公众支持也为中国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与此同时，中国依然从工具理性视角看待科技发展，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导向不重视基础科学，助长了学术腐败。有鉴于此，在向创新型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强调创新中的科学精神，突显科学自身的价值，主要从学术意义而非经济或政策意义上分配科研资源。与此同时，中国应坚持对外进行密切的合作，对内促进公平的竞争，为学者们创造便利而又紧张的研究环境。学术评价的重点应从数量转向质量，从形式转向内容。在国际化的进程告一段落后，中国也应对海外人才和本土人才一视同仁，将外文期刊和中文期刊平等对待，进一步贯彻普遍主义的原则。
在新一轮的全球创新格局中，中国如能继往开来，再接再厉，有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强国。
（本文原刊于《公共行政评论》2017年第6期，原题：“中国模式与创新绩效:科技‘大跃进’的多重成因”。略去参考文献，正文略加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