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平台，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一致好评，合作成果远超预期。创建“一带一路”规则与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最佳切入点，也是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
“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是以亚欧非大陆为重点、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区域合作机制，其合作架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接机制，即中国与各国发展规划的对接，以及与多边合作机制的对接；二是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创新，即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参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金融货币合作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机制创新；三是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建设，通过自由贸易安排、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等方式灵活渐进地推进区域一体化机制建设。总体上看，近几年“一带一路”规制建设在双边发展规划对接、重点领域规制创新方面颇有建树，但在与多边合作机制对接以及推进区域一体化机制建设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
一是以发展为导向。当前全球许多区域经济合作都基于规则，这虽然有助于降低合作成本，但弊端也日益凸显。由于规则和附加条件设置过多，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很难达到要求而被拒之门外，丧失了发展机会，最终导致经济失衡。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现象主要是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以发展为导向，将中国发展的能动性与外部世界发展的需求连接起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1]
二是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国家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有的还属于最不发达国家。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强调不同层次经济合作机制的兼容并蓄，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经济水平和经济需求的不同，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新合作机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开展双边合作。对不同区域，中国设计不同的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可以包含自贸区，也可包含次区域合作，还涉及经济走廊和产业园区，满足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一带一路”还强调发挥已有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比较健全有效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双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或者对其进行改进，使之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机制竞争，也可以降低建立新合作机制的成本。
三是开放包容。“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开放性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区别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特征之一。“一带一路”没有为参加成员设置“准入门槛”，构筑资格壁垒。任何国家只要有意愿与中国携手合作发展，愿意寻求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合作空间，就可以通过政策沟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参与国并不局限于沿线国家，而是面向所有国家开放；其合作领域不局限于某个单一领域，而是政治、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多层面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具有包容性的倡议。包容性一方面体现为其合作伙伴的多样性，沿线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另一方面体现为追求“普惠”的目标，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都能享受发展红利，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三、亚投行：“一带一路”制度创新的典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运营模式体现了“一带一路”经济制度安排的创新。亚投行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亚投行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开始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规则的创设者，承担起更大的国际责任。
亚投行在创建新机制、创新机构治理、开拓融资新方式等方面可圈可点。首先，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这不同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普遍采用的治理模式。在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设立常驻股东代表制度已显过时。虽然亚投行不设常驻董事会可能会削弱监管力度，但通过聘用两名外部审计专家的办法有效规避了监管不足的问题。其次，亚投行在经营中不把成员国划分为“借款国”与“非借款国”，主要根据借款国的主权信用决定是否提供贷款，以及如何设定贷款条件。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在提供贷款时，考虑借款国出资金额、人均收入等因素，融资条件僵化，缺乏灵活性。第三，尽管经济体量使得中国在亚投行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是中国无意去行使这一权利。[2]在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中，美国和其他主要股东在行使投票权时只从自身利益考虑，使这些多边机构很难接纳新成员。[3]亚投行的制度设计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参与，从2016年初到2017年6月，亚投行从57个创始成员国增加到80个成员国。
四、对下一阶段“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的建议合作机制建设的建议
为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机制的建设，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前尤其需要大力倡导新发展理念和实现合作机制多边化。
（一）倡导新发展理念
“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发展导向的区域经济合作，但是对“发展”内涵的界定还不统一，需要进一步清晰阐述这个概念，规范其内涵。“一带一路”的“发展”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的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牵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社会和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使中国的发展观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但中国不能因此故步自封，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发展观，例如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大、环境污染等问题。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更加全面、更有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我国发展观的不断丰富和提升，为下一步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将新发展观转变成可操作的新发展方式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一带一路”的发展是“合作发展”。“合作发展”提倡和推动的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经验，培育其他沿线国家的发展能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开拓市场提供更多机会。
第三，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内涵体现在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4]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一目标不仅反映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同时也契合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和平发展的共同诉求，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的通约性，把握住了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5]
因此，“一带一路”的发展，是以经济为牵引的“五位一体”综合性发展，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中。[6]学术界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观做进一步规范、研究和传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目前，“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还主要停留在双边层次。以“对接”机制为例，现在的对接机制多是以单向性（主要是中国向其他沿线国家的单向投资）和双边性为特征，是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对接。从短期看，这有利于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快速推进合作。但从长期看，这种单向双边对接机制的弊端也很明显，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并在创建新一代全球治理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时缺少话语权。因此，需要将这种双边合作机制引入“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多边政策协调，形成沿线各国都认可并遵循的规则，再通过开放与外溢，最终成为国际制度。
然而，实现对接机制的多边化并非易事。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划不同，与中国产业对接的需求也不同。从目前的对接情况中，对接顺利的往往是那些认同并愿意借鉴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国家，而与那些遵循西方发展模式的国家的对接往往遇到理念和政策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规划对接，实际上也包含了其他沿线国家对中国发展理念与模式的认同。如果中国“发展模式”不能被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所接受，那“对接”基本与一般对外贸易和投资无异。要实现与沿线众多国家发展规划对接，需要让这些国家从观念上认同，并在利益方面实现“对接”共赢。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实践中，打造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实现合作机制多边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涉及成员少，有利于较快达成共识，也较双边合作机制更易被“一带一路”其他成员所接受，有利于将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推广。例如，由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围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推进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已经进入全面实施新阶段，机制建设、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澜湄合作将被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平台。[7]同时，在构建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智库的作用。智库不仅是合作理念的提出者，而且是国际机制和制度形成的推动者，国际上众多规范和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智库的作用。如果相关国家的智库机构围绕“对接”等理念进行讨论和完善，则有利于这些理念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同，从而向国际规范和制度演进。
[1] 习近平：《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1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09676.shtml。
[2] 《亚投行行长：中国无意行使一票否决权》，《中国日报》中文网，2016年1月27日，http://cn.chinadaily.com.cn/2016-01/27/content_23277133.htm。
[3] Scott Morris,“What the AIIB Can Do for the Multilateral System”,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17, https://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what-aiib-can-do-multilateralsystem.
pdf.
[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网，2015年9月2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29/c1024-27644905.html。
[5] 赵晓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外交创新》，《学术前沿》，2017年第12期，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15/c40531-29470266.html。
[6] “五位一体”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通”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7] 《中方：愿把澜湄合作建设为“一带一路”重要平台》，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3-10/81710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