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改革者、政治家、演说家，有名的财政大臣。他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导的改革成功让日本建立了近代工业，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隈重信：下野与兴办教育
大隈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遭到了政府的驱逐。但他离开政府后，一方面创建了“立宪改进党”，确立起了作为一名立宪政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他还创立了“东京专门学校”，将自己的志向与青年人分享，并希望他们可以继承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大隈的想法就是，人是有力量、有勇气的生物，只要坚持实干，就一定能对社会做出贡献。大隈对于教育的关心从在“弘道馆”和在枝吉神阳的“义祭同盟”中学习的时候就已经萌发了。庆应元年（1865年）,他在长崎开办了“致远馆”。但是随后大隈就被政府录用了，这期间他除了帮助同乡大木乔任制定《学制》之外，再也没有和教育产生直接关联。但是他在下野之后，又重新燃起办教育的热情。最初在东京创建学校时，因为大隈养嗣子英麿的关系，原本打算将学校设置成理科校。但是开设政治和法学科是大隈的梦想，所以最终确定建成了“东京专门学校”。大隈在写给东京府知事芳川显正的书信中，曾提出设立私学的请求。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东京都公文书馆中。信中表明想开设政治经济学专业、法学专业和理学专业，此外还打算设置英语专业。
建校的筹备工作是由大隈志同道合的小野梓主持开展的，小野梓是陪同大隈一起下野的人物。是他挖掘了“欧渡会”的成员高田早苗、天野为之等人。他们共同在雉子桥的大隈府邸展开了这项办学筹备工作的会议。校址就选在今天早稻田的校园所在地，紧邻着大隈的别墅。这幢别墅后来捐赠给了学校，改名为“大隈庭园”。这幢别墅原本是幕末武士松平赞岐守在江户的宅邸。而校舍的用地是井伊扫部守在江户的私宅用地，这里还曾是松本顺（也作良顺）的医学校所在地。建校仪式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10月21日举行。聘请的教授除了有参与建校筹备的几个人之外，再加上有贺长雄、砂川雄峻、坪内雄藏（逍遥）、石幡贞、山田一郎、井上哲次郎等。其中，甚至还有市岛谦吉（春城）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小野梓、天野为之等人是“改进党”人士，高田早苗后来成了文部大臣，还有矢野文雄、尾崎行雄、犬养毅等政治家虽然都担任了理事，但是这些人全部不参与实际办学和教育事项。这反映出了大隈要将政党和学校严格分开、维护学术独立性的意图。
设立学校的资金是由大隈自己担负的。明治十七年（也有说是十八年）大隈为筹措办学资金，变卖了雉子桥的府邸，举家迁至早稻田的别墅居住。学校日常经费开支的一大部分也是由大隈家承担。这样经费就很紧张，不得不先行从教授们的薪酬中扣除一成捐与学校。明治十九年，学费从之前的1日元涨到1日元80钱。有三百多个学生，虽然加在一起只增加了240日元左右的收入，却终于可以不再需要大隈家贴补了。自此学校实现了经营上的自给自足。至于学费为什么会涨80钱而不是1日元，是因为考虑到了学生的承受能力有限。虽然涨了学费，但是因为改为将教科书借给学生，所以也变相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当然这项开支也全依赖于大隈家的资助。
学问之独立与国家之独立
由于有西乡隆盛办私学造反的先例，政府唯恐大隈也会重蹈西乡覆辙，所以学校始终处于政府的监视之下，并受到了多方滋扰。但是，大隈保护学术独立性的心意已决，虽然搬到早稻田旁边居住，但是他从未踏足过大学讲坛一次，一直保持到了学校创立十五周年的纪念典礼的时候。但是大隈很乐于出席校友会，他出席校友会活动的记录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在学校建校典礼上，受意于大隈的小野梓做了如下的演说：
回顾起来看，一国之独立基于国民之独立，国民之独立则基于其精神之独立。而国民精神的独立其实来自于学问的独立。可谓一国之独立,首先必要的是学问的独立。（《内外政党情况》）
这只是演说的一部分，却令年龄、素养各不相同的第一期学生们屏息静听、铭感肺腑。因为这个演讲，精准又简洁地道出了“国民国家”的本质，以及为了使国民精神获得独立，必须先要让学问独立的道理。就是这样，以东京专门学校为前身的早稻田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基础就是在大隈的授意下通过小野梓奠定的，他们强调了学问和教育才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小野梓于明治十九年（1886年）英年早逝，年仅34岁。但是他的遗志被高田早苗、天野为之等教授们一直传承了下去。
明治三十年，东京专门学校迎来了建校十五周年的日子。此时，大隈再也无须顾忌什么，堂堂正正地去参加了典礼。当时的校长是鸠山和夫，但他当时卧病在床，在代替他宣读完对学生的训示后，由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致贺词。他提到了当今世上“德义的衰颓”和“精神的丧失”，这也是大隈最担忧的两点。大隈自己的祝词很长，他指出：“我觉得今天任何高尚的学问都可以用日本的文字和语言来教授。”因为在当时，连东京大学、庆应大学都使用国外原版的教材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隈强调了在东京专门学校用本国的日语授课这一立场的正当性。
后来到了明治三十三年，高田早苗就任学监，开始了将学校升格为大学的准备工作。小野梓当初在建校仪式的演说中，就吐露出十几年后将学校发展为大学的心愿，此时终于要愿望成真了。在东京芝红叶馆召开的春季校友大会上，大隈又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其中他感叹道：“官立、公立和私立相互切磋琢磨，真理绽放光芒的日子终于要到来了。”明治三十五年9月，在文部省告示第一百四十九号中，明确了将“东京专门学校”改称为“私立早稻田大学”。很快，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将“法官检察官录用考试资格指定校”的资格授予了早稻田大学。明治三十五年10月21日，恰逢建校二十周年，这一天也成了早稻田大学的“创立纪念日”，庆典设在了星期日的19号举行。典礼上，校长鸠山和夫致辞，学监高田早苗做报告。大会主席台上还出现了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日本银行总裁山本达雄、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加藤弘之等人的身影。一时间朝野轰动，盛况空前。据说大隈的宿敌伊藤博文向早大捐赠了一笔资金，因此才成为了学校的座上宾，但是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早稻田大学校宾名鉴》）
明治四十年（1907年），大隈辞去了宪政本党的总理一职后，终于就任了早稻田大学的学校总长。此时，他再也不用忌惮任何人了。总长推举仪式于同年4月17日举行，这一年恰逢早稻田大学创立25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大隈将曾经归他私有的大学用地全部捐赠给了学校。除此之外，大隈还将住了30年曾是松本顺医学校的夏日别墅，利用涩泽荣一的门路卖给了古川市兵卫，用此资金建立了一座大学讲堂。
再后来，建校三十周年的纪念仪式，由于天皇大丧仪的缘故，延期一年，于大正二年（1913年）举行。纪念仪式上，作为大学总长的大隈在演讲台上发表了学校的三大办学理念：一是学问的独立；二是学问的实践应用；三是造就模范国民，并将这三大办学理念作为了早稻田大学的教育宗旨。大隈希望能够建成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应该使学问独立，自由地讨论，自由地深入研究，让适应的人学习和研究适应的科目。发挥独创性和钻研精神，为世界学术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学问不应只停留在书本上，而是要应用在社会实践上，要有助于推动时代进步。第三条道出了钻研学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培养尊重个性、健康成长，能为国家社会做贡献，进而能有益于世界的“模范国民”。
大隈在晚年时，心中始终萦绕着对英年早逝的小野梓的思念，所以他一直守护着早稻田大学，直到大正十一年1月10日，走完了85岁的一生。他将身后事托付给了高田早苗，葬礼的形式是国民葬礼。明治维新的领导群像中，像他这样高寿的也并不多见。
大学与日本国民国家
大隈常感慨国内缺少人才，并为此上下求索。他寻找到其中的缘由就是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他认为日本的政党内阁尚不成熟，导致政权在军阀、藩阀、官僚之间流转。（《我之宪政三十年总决算》）而一方面，民族精神澎湃激荡，犹如大浪席卷各处，国家需要引领时代的弄潮儿。为了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弄潮儿，必须建立起各种大学，推行教育。大学绝非是为一党一派培育人才，而是要培养日本人的独立精神，构筑和扩大“国民国家”的基础。大隈的理想就是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优秀人才，而且终将有一天会从他们中间，诞生出伟大的领袖。
“东京专门学校”在改名为“早稻田大学”之前的一年，也就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诞生了棒球部。明治三十八年，棒球部第一任部长，安部矶雄毅然决定远赴美国参加比赛，这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当时日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于是就有人谴责他们是卖国贼，引得政府都出面干涉。那时大隈还没有就任学校总长。在和大隈商量之后，大隈举双手赞成他们去参加比赛。他说战争是政治家和军人参与的事，学生只要尽到学生的本分就好，还说费用问题可以找校方商量。这里也充分体现出了大隈的教育理念。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学生时期是人生中最黄金的时期，这个时期里有些事情如果不做，就会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在此之前，安部和学生们一起亲赴足尾铜矿山现场，支援田中正造开展反对公害的运动。大隈认为，这也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宝贵经历。之后，大隈还帮助一部分学生组建了“雄辩会”。此外，大隈还出席了学生们举行的“模拟国会”，并始终温情地守护着这个可以让学生们锻炼自己、相互切磋的地方。
大隈对年轻的学子们抱有一种期待，希望他们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便在困难面前反复受挫，也要有能重新站起来的韧劲。柏拉图曾说过“使健全的精神寓于强壮的体格”。纵然身体不健全了，也依然要保持这种精神。人的大脑、胳膊、腿全部都是强有力的。为了能够坚持锻炼和掌控自己的身体，意志力显得尤为重要。只要有了这种力量，无论是学问、事业，还是政治都必能成功。因此，大隈精神的要旨，就是要拥有强大的意志力。这让人联想到了《孟子・公孙丑》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大隈认为，这种精神只要能被年轻人所继承，自己的灵魂就会保持不灭。他所提倡的“我魂不灭”，和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不灭说”的意义不同。作为政治家的大隈，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决定的。但作为一名教育者，大隈同福泽谕吉、新岛襄、成濑仁藏等人一样，他的精神被学子们一脉相传，由此获得了生命的永续。
大隈不光重视大学教育，也重视社会教育。他认为，社会教育实现的基础，在于通过小学教育获得的社会启蒙。作为一名人师，大隈期待着小学的校长们像江户时代檀那寺的和尚们一样，能够发挥倾听邻里乡亲的烦恼，帮助邻里出主意的作用。他还成立了“文明协会”，从事各种社会教育活动，学生是未来的社会人，而那些已经是社会人的人们也需要和学生一样学习，才能肩负起国家的重担。大家一面遵守社会规则，一面追求自我成长，完成自我实现。这样一来，国家根基会更加稳固，这也是大隈毕生的信念。大隈在近代国家第一阶段的建设中竭尽所能，为了实现国家第二阶段的目标在教育上也倾注了全部心血。而只有加强教育，人们才能进行独立性的思考，成为真正的“国民国家”的主人，也只有这样，日本才必定能够最终迈进近代国家的第三阶段。
注：本文摘选自《大隈重信传》，片冈宽光 著，李颖 译，东方出版社2017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标题《教育者大隈重信》，文章有删减。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