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中美经济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效应”在弱化。一方面，两国在现有领域的合作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窄，继续深化合作的空间和潜在收益大大受限。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合作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冲突在快速增加，“以经济促合作”、“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思路正面临困境。为了给新时代中美关系提供新的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需要探寻中美经济合作的新动力。其中，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是提供新动力的重要引擎。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开始酝酿双边投资协定。近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让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屡屡受挫，美国企业也认为中国国内的投资环境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中美两国的共同需求下，2008年6月举行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式启动BIT谈判。历经数年努力，在2013年7月中美两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中美BIT对中美两国都有着重大意义。就中国而言，BIT谈判的成功将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不仅如此，BIT也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绝佳机会。复旦大学罗长远教授等人的一篇工作论文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的投资情况，结论表明美国对两国的制造业投资与中印各自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但在服务业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与中国的经济规模极不相称，实际投资规模显著小于理论投资规模。这意味着推动中美BIT谈判将给中美两国带来巨大的合作机会。同时，中美BIT的签署也将给其他双边贸易条款的签订起到促进和示范作用，意味着中国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国际贸易条款的规则制定。
就美国而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提出美方对BIT谈判希望达成的目标，即通过商定的条款保护美企的对外投资，建立适应的国际法保证BIT谈判结果的实行等。由于中国市场的很多领域尚未对美国完全开放，如在IT领域，中国要求云计算公司外资占比必须低于50%，美方希望通过BIT谈判帮助美企扩大在华市场。
虽然有巨大的潜在收益，中美BIT谈判依然举步维艰，一度陷入僵局。根据已公开的资料，中美双方已经达成部分共识，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如环境标准、投资与投资者定义、国有企业问题和争端解决机制等。其中，最让美方关切，也最让中国纠结的议题之一是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问题。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不是一个新话题。相比于经贸层面，中美在金融领域的交流仍处于起步阶段，双方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此前中国和美国金融机构也曾有过深入合作。比如，华尔街的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大型投资银行都深度参与了中国国有银行上市，有的金融机构还成为国有银行首批引入的战略投资者。2017年8月1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持续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对外开放水平。综合上述情况，继续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或可成为促成中美BIT谈判取得成功的关键契机。
中国可考虑重点选取非传统金融行业作为谈判的突破口，比如评级行业。中国的评级行业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对于企业风险大小区分度不强，常常导致在同一级别的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很大。同时，中国没有形成常态化的评级机制，往往是在交易主体有需要时才进行评级。从评级监管来说，目前中国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较为分散，且为多头监管，即不同的业务品种对应着不同的管理单位。监管的分散导致评级机构无法得到有效的管理，错评风险上升。对美国开放国内评级市场，不仅可以加强国内评级市场竞争，也可籍此理顺当前的评级监管体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对美国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市场业务广阔，相关投资者对于公平、透明、有效的评级服务有较大的需求。因此，进入中国市场必将促进美方评级机构的海外业务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2015年和2017年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可以发现，“外资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公司”这一项已被移除出了限制外商投资的目录。这意味着监管部门有意对境外评级机构松绑，打破国内市场本土评级机构“独大”的市场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要重视完善国内的金融监管体制，重视防范潜在金融风险。
一是充分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力量。中国完全可以利用金融行业开放的有利窗口，解决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所有制差别待遇等问题，让所有市场参与主体获得公平的竞争地位。
二是既注重本土金融市场的特色，又要重视与国际标准接轨。开放金融行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希望通过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行业的竞争环境，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能力和国际化水平，而不是为了让外资金融机构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变得更加本土化。
三是重视金融市场开放的次序，在实践中探索合适的市场制度和监管经验。如前所述，金融开放可以考虑以征信和评级行业为突破口，逐步过渡至传统的金融子行业，如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
四是重视管控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外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运营离不开便利化的资本跨境流动，但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是两个不同的议题，不能混为一谈。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监管部门要重视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监控和管理，同时有必要保留在关键时刻直接监管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权力。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郑黄剑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