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天，我想谈的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有哪些不变的基本面，又面临哪些主要变化。
一、三点不变
第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尚未完成，改革永远在路上。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双轨制，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保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扭曲，保护补贴原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以维护稳定。新人新办法，激活了一些过去受到抑制、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竞争力强，能创造就业、增加出口的产业。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放开，就是逐步走过来的。农村改革也是如此，一方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另一方面，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将土地私有化。
渐进式双轨制改革的好处是，既能够维持稳定，又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发挥我们的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而为我国改革旧有的体制创造了条件，比如，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资本密集，违反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否则难以生存。我国的快速发展，积累了资本，原来很多不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资本积累逐渐成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对其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不再必要，为消除双轨制遗留的各种干预扭曲创造了条件。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是一个目标，诸多要素市场改革尚未到位。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追求的变化，新矛盾和问题还将不断出现。所以，我认为，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要不断深化，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
第二，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过去40年，我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5%。增速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从未来的增长潜力看，我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维持较高增长的可能性和空间依然较大，可用资源仍然较多，这个基本国情没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虽然现在中国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代表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意味着产业和技术水平存在差距，这说明我国收入水平依然较低，也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更快的发展。
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其技术和产业均处于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赖自身发明。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有些产业，如高铁、家电，已处于世界最前沿，要继续维持领先，必须自己发明。有些新产业，技术创新速度快、周期短，其研发投入主要是人力资本，而物质和金融资本投入相对少，这在互联网、手机等行业表现最为明显。比如，小米手机，雷军创业之初，仅有100多名员工，一年之内就推出小米手机，100多名员工的人工成本并不高。再如，阿里巴巴，当年孙正义投资仅为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亿元，资金投入不大，但利用的是高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缺少的是物质资本，而人力资本差距很小，因为人力资本包含两部分，即天赋和后天的教育，有时天赋比后天教育更为重要。现在，在后天教育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大，而在天赋方面，中国人口多、天才多，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每年30%的市场增量在中国。因此，对于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的现代产业，中国有条件实现弯道超车，自己研发。
但中国还有大量的产业与世界差距巨大。从2017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展览会可看到，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比如装备业，外国一部机器售价可高达500万美元，而中国类似的机器售价仅为100万美元，这意味着存在技术差距。我认为，只要充分利用这个差距，我国经济还有每年8%增长的潜力。这是因为，从历史数据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是美国的21%，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我国台湾、1977年的韩国的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在此差距下，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和韩国经济都维持了20年每年8%-9%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之前，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研发周期短的产业尚未出现，弯道超车机会不多，当前我国比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我国台湾、韩国等更为有利。在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平差距所给予的“后发优势”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实现20年8%-9%的年均增长，从2008年起，我国应该有20年每年增长8%的潜力。
当然，把潜力变为现实，需要很多条件，2008年出现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国际经济比较疲软，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一定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国内的情况，要看供给侧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能不能落实到位。但是由于国内的市场大，可回旋的余地多，未来10年仍有8%的经济增长潜力，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或者更高速度的增长。中国现在的经济总规模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6%，如果中国经济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为1个百分点。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在3%左右，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每年1/3的增长来自于中国。
第三，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维持好的基础未变。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还处于中高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向高收入水平前进，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中，维持好中美关系是关键。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强，充分利用经济互补性是保持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
可以从收入水平差距看到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收入水平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七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代表所在的产业一般是技术水平较低、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产业。而美国收入水平高，代表其附加价值高，代表所在产业的技术和资本比较密集。资本密集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的密集。因此，中国产品与美国产品在国际上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少。即使，未来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当，产业处于同一水平，经济合作的基础将从现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产业互补，转变为同一发展程度的专业分工，如同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一样，贸易仍然是互利双赢。届时，中国的市场是美国的四倍，美国那些在国际分工中具有优势的产业也不能失去中国的大市场，中美合作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
虽然中美经济互补，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将对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带来挑战，中美之间的摩擦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充分利用中美之间经济互补性这一有利优条件，维持一个较好的合作关系。
二、三点变化
第一，中等收入人群在国内增加，期望将发生变化，需要趋利避害，深化改革。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追求将发生改变，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透明度、话语权等的追求越来越多，自主性也逐渐增强。我们的改革必须以人为本，把握中等收入人群需求和人们追求的变化。一方面，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持经济稳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社会和政府治理的变革必须提上议程，比如，应建立针对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传播影响力大，若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可能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认同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产人群的增加，人们对政治参与、自由度、话语权的要求逐步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
第二，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比较长期的疲软，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要沉着应对。日本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后至今，27年未完全恢复复苏。欧美发达国家也可能陷入相当长时间的疲软。欧洲现在失业率较高，经济增长1%左右。美国其实也未完全恢复，正常状况下，美国经济增长约为3%-3.5%，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20年美国的增长率也不足3%。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后应推行的结构性改革一直未真正落实。虽然从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但短期内会降低消费，减少投资，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在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况下，发达国家就很难推动结构性改革。因此，我认为，发达国家可能普遍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增长低迷。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容易制造外部事件，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我国面对的外部挑战将不断增多。为此，我们要有理有据，但无论采取哪种战略，都不能以牺牲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为代价。发达国家增长率慢，除了容易对外制造事端外，国内也容易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英国保守党在选举中失掉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容易出现各种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事件。这都与经济增长率慢，就业状况不好，生活没有改善等有关，我们需要有应对预案。
第三，国际治理结构面临调整。“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制定规则的都是发达国家，很多规则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很公平，但对发展中国家不一定公平。之所以当时美国能主导这样的国际治理体系，是因为美国在“二战”以后GDP占全世界超过50%。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治理结构也要随之发生调整。美国GDP从占全世界的50%降到现在不到25%，中国现在则占16%-17%。中国只要可以维持6%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在未来10年，不管是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还是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跟美国相当，甚至超过。当我国变成最大经济体，国际治理结构转变时，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如“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改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将给世界带来一套新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发展和国际治理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带动“百花齐放春满园”世界大同时代的到来。
（本文为林毅夫老师在2018年5月5日北大国发院投资论坛上的发言，已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