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深入发展，全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当前，大数据技术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大数据技术所蕴含的大容量、高速度、多样性、真实性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中央高度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敏锐地观察到了大数据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科学筹划，确保中国在信息化的潮流中争取主动位置。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提及“大数据”，将大数据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探讨大数据与机器人等技术融合的可能性。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大数据技术，如大数据技术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大数据与国家安全，大数据与民生治理等诸多问题。
在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所勾勒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不仅着眼于产业经济发展，更注重将大数据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保障民生的重要工具。在新时代，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国家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
大数据助力公共决策科学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必须科学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党的治国理政活动中，公共决策具有基础性、关键性的意义，必须利用多种手段、多种途径加深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高公共决策科学化水平。
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社会信息，分析社会现象，这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有些干部过于依赖经验和直觉，习惯了“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办事”，不愿意深入调研社会现象，“蜻蜓点水”“闭塞眼睛捉麻雀”；有些干部缺乏科学化的分析工具，“到处只问一下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真实的了解。大数据技术的 “大容量”“多样化”等特点，有助于切实了解社会现象，正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全面地了解社会现象。传统来说，党和政府依赖于下级政府、职能部门报送基层信息，或者依赖于下级政府报送的典型案例，可能会造成中央对于基层信息的把握呈碎片化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务信息化建设为各个职能部门提供了数据量极大、权威性极高、真实性极强的数据类型，然而却存在着数据条块分割的特征，即数据各自保管、分析、使用，数据来源极为分散、数据重复录入。在现阶段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下，针对传统的分割化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关联分析等技术，可以实现部分数据的统筹和数据关联，更全面地呈现社会现象。在今后的数据获取中，建构以公众为主体、以问题为核心的数据结构，坚持以统一的政府主体面对分散的公众主体获取信息，并辅以详细的数据收集、数据授权、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流程，整合多层数据信息层，构建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平台，再辅以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现象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数据统筹局通过搭建政务资源目录及数据服务平台，整合了包括工商、质监、社保、民政等66个单位的数据，进而形成该区的地图库、法人库、人口库、政务库、城市环境库，有效整合互联网、物流网、基础数据库，形成多层次、全方面的数据类型，为科学决策奠定了全面分析的基础。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及时地分析社会现象。传统来说，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分析需要更长时间、更大规模的数据统计，范围涵盖越大的统计花费时间越长，滞后现象越严重。这就导致为了全面分析社会实践，却得到严重滞后的信息。大数据技术具有动态、高速的特点，可以及时地分析社会现象。例如，交通运输部基于大数据技术开发了全国高速公路通行数据动态监测平台，实现了全国各省高速公路通行数据的动态采集，由此实现了对于节假日高速公路出行人数、拥堵状况的实时分析，为相关决策提供了动态分析的基础。
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客观地把握社会规律。传统来说，对于社会现象的观测立足于人为设定的主观指标，而且数据统计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例如，辽宁、山西等地数据造假现象的揭露，显示出传统调查数据的局限性。大数据调查的数据来源种类多元，不再限于传统的数字式统计方式，文本、声音、图片等均可以作为数据来源，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的特点。例如国家统计局利用高速公路监控信息改进公路运输统计方法，利用物联网、卫星数据等对农作物种植民间等进行统计，大大拓展了政府统计的范围和精度，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统计基础，为相关决策提供客观分析的基础。
大数据推动需求实现精细化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理念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必须把握并实现人民群众的个性化、精细化的需求，落实人民主体地位。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加准确、更加精细地衡量人民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两会期间把城市精细化管理比作绣花，要按图施针。而大数据的综合应用，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摸清公民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城市管理，打造智慧城市。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加入智慧管理、精细管理的理念，建立智慧路网、智慧电网、智慧交通等，提高公共管理的安全和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和失误率。在城市治理的具体环节中，更加注重从公民的角度把握需求，以公民为主体治理城市。例如北京市利用公交一卡通的出行信息，统计各地区乘客的出行路线和换乘信息，统计出行热点地区和聚集区域，统计公交车辆的停靠时间，据此优化公交线路，加开部分线路减少热点地区公交车辆停靠时间，显著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效率。
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定地从把握人民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入手，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程度。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在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精细化，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的优势。为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建立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利用网络视频、监控画面等数据资源，通过大数据进行精准分析，精确定位治理范围和治理目标，合理分配警力资源。通过大数据技术，将社会服务的对象“人”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地，可以更好地提高社会服务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程度，更深层次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各地区利用丰富的社会治理大数据资源，也可以根据地区特色针对性地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确度和靶向性。
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民生保障的精细化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作为。应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大数据技术可助力于更好地提供精准化、针对性的公共产品。针对网络问政平台、社会化媒体上的公众诉求，地方政府可以识别出本地区民众更加关心的社会产品，并进而提供精准交通、精准扶贫、精准救助、精准医疗、精准教育、精准养老等服务。更加重要的是，大数据技术使得评价标准的精准化也成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政府进一步改进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的流程和结构。总之，通过大数据技术中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更科学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民生保障的针对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强化城市智能化管理水平。“人工智能”在2017年两会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大数据对于国家治理、人民生活深入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算法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也开始逐步影响国家治理的诸多环节，智能化治理成为政府在当前乃至未来必须关注的深刻问题。智能化与科学化、精细化密不可分，但是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不再限于科学认识规律、合理把握需求，而是要加强治理活动的预见性。
大数据技术可以提高城市治理的预见性。利用大数据获取的海量、动态、多层、及时数据，加上不断提高的运力和逐步发展的算法，大数据能够提前预测相关社会现象。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结合互联网搜索数据、天气数据、交通路网数据，预测节假日人群流动方向、城市热门地段等，并有针对性、提前地进行相关准备，尽可能地避免大量人群进入特定区域后出现服务能力不足的现象；利用交通数据和科学算法，交通部门也可以开发智能交通流量预测、智能交通疏导系统，预测特定地区发生拥堵的概率和时间段，并提出相应举措，如基于人工智能的潮汐车道等。
大数据可以提高市场治理的预见性。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利益关系复杂，大大小小的主体交易频发、金额不等，给市场治理和管理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然而，在新时期，依赖于互联网的搜索数据、电子购物网站数据，再加上相关经济管理部门实时掌握的工商税务等数据库，可以更加便捷地进行经济数据统计，发现不同行业市场的发育情况、市场需求和供给情况，并提前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合理调配供需平衡。金融监管部门也可以针对个人信用数据信息以及其他外部信息，如IP地址信息、城市地理信息等建设金融交易反欺诈系统，对较大概率发生金融欺诈的现象进行预警。
大数据技术为应对不确定的公共风险提供了支持。现代社会是复杂性的社会，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除了需要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整合部门职责，也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多层次的分析乃至预见公共风险，如重大疾病传播、突发事故等。借助于网络搜索数据、医疗统计信息，大数据技术可以绘制流行病传染的路线图，进而可以预测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地区范围，并在疾病传播的初级阶段加以防范。再如借助楼宇数据、火灾发生数据、行政部门数据，通过大数据技术计算出可能爆发火灾的区域，可以更妥善更科学地分配火警资源，解决火灾隐患。此外，在大型集会活动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针对特定区域的手机信号等进行分析，获悉在小范围内人口汇集的人数，在各个时间段可能进入的人数，并预见性地制定应急措施，避免类似“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发生。
总之，大数据带来的大容量、快速度、多样性、真实性特点有助于增强科学分析现实状况，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更精确地衡量人民需求，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前预见重大事件发生，实现公共治理智能化。在新时代，如何通过制度保障促进大数据的优势发挥，同时采取法治、制度手段限制大数据带来的隐私泄露、数据鸿沟等风险，确保大数据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党和政府的数据治理文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系国家行政学院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ZDWT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