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来的暴发户，都想做贵族，甚至自以为就是贵族。开宝马车、喝人头马，都成了贵族的身份标志。不那么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领，另辟蹊径，泡酒吧、看话剧，谈村上春树，以精神贵族自居。各地的大学也以开设高尔夫球课程招揽生源，似乎学会了挥舞球杆，从此便步入上流社会。
满城尽带贵族甲，偏偏无人对历史上的贵族感兴趣，没有人去深究细想：什么是真正的贵族？贵族的精神何在？暴发户与贵族相距多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位德瓦尔德教授，一直着迷于欧洲贵族的研究，苦心研读几十年，终于成为欧洲贵族史的研究权威。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欧洲贵族（1400－1800）》，让我们有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览欧洲贵族的历史变迁。
近代的贵族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产物。耸立在欧罗巴平原与英伦海岛上的一个个中世纪城堡，便是贵族权力的象征：它们独立于王权，又统辖着臣民，自成为一个王国。欧洲的贵族最初是唯血统论，是庶民还是贵族，就看你继承的是哪个家族的血脉，出身是否高贵。最初的贵族是那些蜗居在乡野城堡中的乡绅，他们粗鲁，缺乏教养，只关心狗和打猎，到16－17世纪的中世纪晚期，血统贵族的传统被打破了。大批贵族迁往城市，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进程，教养开始代替血统，成为贵族的重要标志。
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已经诞生，这些靠海上贸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发户们，要论钱包，要比贵族们鼓得多，唯独缺乏的，是贵族的教养与气质。教养这个玩意很玄虚，又很实在，体现为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与对人的彬彬有礼。不要以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有贵族之间才讲文明礼貌。贵族与庶民，虽然身份不平等，但同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尊严，你看英国历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没有一个卑躬屈膝，个个都像贵族那样体面、有尊严。张爱玲说过，老上海公寓里的电梯工，一定要衣着齐整，才肯出来为客人开电梯。不仅全社会追求绅士风度，以教养为荣，而且贵族对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断头台，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对不起，先生。”
贵族的教养从何而来？它无法像知识那样机械地传授，只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学校与社交，便是陶冶性情最重要的空间。教养首先来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弹钢琴、背《论语》式的家庭功课，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亲切与自然，举手投足中的优雅与高尚。家庭之后是学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剑桥，贵族学校教你的不是谋生的本领、赚钱的实用知识，而是阅读大量“无用”的拉丁文，通过古典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贵族社会所需要的绅士。最后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岁，便为成人，由父母带领进入社交圈子，学会与不同的人交往，实践各种社交礼仪，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
一般来说，贵族气质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发户，虽然腰缠万贯，但从小形成的粗鄙习性不复改正，无论如何模仿，皆不成体统，于是开始培养下一代，送子女进贵族学校，学绅士礼仪。但第二代毕竟是教育的结果，所谓的贵族气质乃后天形成，尚未内化到血脉之中。平日尚能维持文明与体面，一到吵架的时候，家乡的骂人土话便脱口而出。一直要等到第三代，习惯变为自然，贵族品性浑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门风。
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在英国，贵族制度之所以能传至今日，并非由于任何武力上之凭借，而胥由于人民之同意。英人贵族制度流传至今，乃是得到民众同意。英人不仅不反对他们所处的社会里有这种贵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种贵族制度为骄傲，为满足。他们以为‘贵族’代表一种尊严，代表一种高超的品性”。一个社会很难人人为君子，但只要大多数人以贵族精神为自觉追求，便会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养的氛围。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所有乘客，无论是头等舱的，还是甲板以下的，在妇孺面前，都表现出礼让与风度，便是一个绅士社会的风范体现。
贵族精神的另一个标志是责任。不要以为绅士们贵为一方，手握权柄，便可以为所欲为。身为贵族，便意味着担当与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严于自律。最有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人人趋之若鹜，但身在其中，无异为吃苦训练营。统一作息时间，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体熄灯。军营化的管理，目的无他，乃为培育学生高度的自律与团队精神。欧洲的中世纪家庭，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贵族，都要从军打仗。严明的纪律训练，性格的自我约束，成为贵族学校的第一要务。储安平比较中英教育，深有感叹地说，英国的学校重视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倾向管制。中国的教育却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纵。放纵的结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国一盘散沙。中国人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英国贵族教育所形成的团队精神，是另一个结果：“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
欧洲的贵族传统，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包括最珍贵的生命。贵族间的决斗看似野蛮，却是捍卫自家名誉的不二法门。名誉不是虚荣，它意味着另一种责任，即对家族的责任。每个贵族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整个家族，其一言一行，都与家族的荣誉休戚相关。在各种欲望与利益的诱惑面前，仅仅靠个人品性难以抵挡，还要靠家族的集体约束力。一个贵族世家的荣誉，来源于几代人鲜血凝聚的战功，不容有败家子毁于一旦。到了现代，传统的贵族世家已经式微，融入平民社会，但集体的名誉依然存在，转化为母校的荣誉感。比如，哈佛的毕业生，一生须谨守哈佛的法则，无愧为哈佛之子。若个别害群之马有丑闻曝光，当令整个学校蒙耻。母校决不护短，定下驱逐令，将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众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国儒家有修齐治平的传统，欧洲贵族也是从个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对底下臣民怀有保护的责任。中世纪分封制下的贵族，作为一方领地的统治者，其权力之大连国王都不得与闻，但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领主与臣民之间，看似依附与被依附，实乃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若无法保护臣民的利益，尽到领主的职责，臣民们会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领主的势力也随之衰落。这一中世纪贵族“为臣民负责”的传统，到了现代便转化为“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贵族名校，皆人去楼空，学生都到社区、医院、教堂和养老院当志愿者，为公众服务去了。真正的贵族，不是在学校学打高尔夫球，与民众们拉开距离，以显示上等人身份；而是尽量走向底层，接近平民，为公众服务。奢侈不是贵族的身份标志，只有暴发户才需要炫耀性消费，证明自己已经脱贫。真正的贵族虽然有钱，但不在乎钱，更不以聚财和享受为人生目的。他们在生活上是低调的，在意的不是消费，而是慈善。慈善活动才是真正的贵族圈游戏。在各种赈灾、拍卖和捐助之中，贵族们竞相攀比的，是他们对社会的爱心，同时也是自己的荣贵身份。
在欧洲，英国贵族是开放的、流动的，经过国王与女王殿下的册封，不断有各界精英与成功人士，作为新鲜血液补充入贵族队伍。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比较封闭、保守。路易十四时代，中世纪的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为削弱各地诸侯的实力，国王继续授予贵族们以经济特权，却剥夺了他们的地方政治实权。路易十四建造了辉煌无比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们迁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于上流社会的豪华奢侈之中，从此乐不思蜀，不再关心臣民的疾苦。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贵族阶级享有特权，却不尽公共责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一个社会的精英阶级是否腐败，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权，而是要看是否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若责任与特权相等，民众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顿。一旦统治阶级只考虑私利，放弃对臣民的职责，甚至荒淫无耻，全然不顾民众的死活，有贵族却无贵族精神，便距离革命不远了。托克维尔还分析说：贵族社会倾向于地方自治，平等社会却需要中央集权。17、18世纪法国的中央集权，建立了一个人心中的平等社会，但这个社会还死死抓住已经被掏空了内容的贵族形式。当贵族们沉湎于花天酒地，不再担当精英职责的时候，新的社会精英出现了：启蒙知识分子领导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贵族的民主社会。
法国贵族之所以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自我谋杀：在其肉身尚未灭亡之前，其灵魂——贵族精神已经死亡了。贵族精神除了教养与责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最早是贵族对抗王权的口号。当法国的贵族们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徜徉，在富丽堂皇的舞厅里，围绕着国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时候，他们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大革命后的法国，建立的是一个平等的平民社会。贵族阶级灭亡了，但是否还需要贵族精神，尤其是其灵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奥尔良王朝时代的托克维尔敏锐地发现：贵族时代的原则是荣誉，平民时代的原则则是自利。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贵族精神中的公共责任消失了，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不是杨朱，即为犬儒。在封建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会内部存在着有机的结合，但到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原子式的个人，彼此孤立，是一种机械的利益组合。为形成起码的社会秩序，在原子式的个人之上，不得不按照旧制度的传统，重建一个专制威权。在中古时代，民众们追随贵族，贵族是社会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会，不再有道德与舆论权威，人们追随多数人的意见，为匿名权威所摆布。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优秀的品质与可怕的灾难都会减少，但在平等的多数主宰之下，社会逐渐趋向平庸化和肤浅化。
托克维尔是一个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深知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的利弊所在。平等与民主是现代性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复辟贵族制无疑是一条死路，出路在于如何在平民社会之中发掘贵族的自由传统，在没有贵族的时代重建贵族精神。所谓的贵族精神，有三个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平民时代的来临，宣告了贵族阶级的死亡。但各种伪贵族们，无论是物质贵族，还是精神贵族却应运而生，这些不再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膺品，充斥了我们的时代。教养、责任与自由，这些久违了的贵族精神，究竟又在哪里？从历史返观当下，不由令人长叹：世无贵族，遂使伪士成名！
本文选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三联书店201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