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40年，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尽显生机活力，开始重振大国雄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改革，应该对其作出怎样的评价呢？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阐释。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厥功至伟，无愧为史诗般的改革。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改革，它具有六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最为成功有效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不乏改革之举，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改革、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以及清末的戊戌变法等，不过皆以失败告终。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和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孝文帝改制虽获得成功，但是改革者商鞅却落了个车裂的悲惨下场，而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改革，直接催生了中国的强劲崛起，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迅速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后，1516年托马斯·莫尔撰成《乌托邦》并出版，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趋势和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从思想的提出到国家和制度的建立，先后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在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危机和飞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一次摆脱和克服“疑无路”的危机，都意味着实现了“又一村”的创新飞跃。第一次的危机克服和创新飞跃，是19世纪中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衰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着走向社会主义。第二次的危机克服和创新飞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鼓吹社会和平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埋葬了社会主义。此时，列宁创立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并在1917年率先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到现实国家的发展。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次的危机克服和创新飞跃，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国家发生坍塌剧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以苏联为首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都带有“苏联模式”致命性的体制弊端，最终导致了包括苏联在内的10个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失败。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唯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挽救了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积40年改革，集中体现为一个主题，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2]。当代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使社会主义走出困境，获得了新生。正是在社会主义第三次的创新飞跃中，中国突破了“苏联模式”的困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四个方面，即：在经济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制度；在政治方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文化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在社会治理方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制度。
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核心指标，代表着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也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事业的物质和财富基础，没有GDP持续和有效的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便无从谈起。从GDP增长的情况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GDP总量仅为3650亿元，相当于2122亿美元[3]。到2010年，中国的GDP达到39.79万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万亿美元，一跃成为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74.41万亿元，约合11.19万亿美元，与美国的18.56万亿美元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成为世界上GDP超过10万亿美元仅有的两个国家之一。其他的如日本为4.93万亿美元、德国为3.46万亿美元）、英国为2.61万亿美元、法国为2.46万亿美元、印度为2.26万亿美元。而在各种场合发表要“超越中国”言论的印度，GDP只排名第七位，其总量仅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4]再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1元，相当于222美元，为世界倒数第二位[5]；而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53817元[6]，相当于8865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居世界第69位。而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俄罗斯以人均8058美元排名74位，低于中国。[7]当代中国的强劲崛起，确实千载难逢，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震撼了世界。
持续时间最久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改革，时间都较为短暂，商鞅变法仅6年，王莽改制大约9年，张居正改革历经10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前后11年，王安石变法也止于14年，而最短的戊戌变法则只有“百日维新”。当代中国的改革，起步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将延续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止，横跨了两个世纪，至少长达70年，现已经历了40年。习近平指出，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若没有这样长期的坚守和发展，其成果是难以奏效和得以巩固的。当代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78年至2013年，长35年；第二个时期从2014年开始持续到2049年，也是一个35年。从已经历的40年改革看，可分为6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的酝酿起步和局部试验（1978.12—1984.9）。这一阶段的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其特点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重新建立乡、民族乡人民政府作为政权的基层单位。同时，在村一级建立农民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取代原有的生产大队，村民委员会下设村民小组，取代原有的生产队。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入手，进行综合和专项的改革试点。农村改革和城市的改革试点都取得了初步成效，对外开放也开始起动。
第二阶段，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1984.10—1989.5）。这一阶段的改革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改革重点已从农村转到城市，在经济领域展开全面改革并扩展到政治等领域，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论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探索政治体制改革。
第三阶段，改革出现波动和改革的调整坚持（1989.6—1992.9）。1989年6月中国出现动乱，紧接着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改革进入了调整期。邓小平指出，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改革要不要坚持下去，能不能坚持下去，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8]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潮。
第四阶段，改革的推进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10—2002.1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还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成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和突破性进展。
第五阶段，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制度改革创新（2002.11—2013.10）。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指出，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之后还需要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的制度创新。
第六阶段，改革进入新时期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3.11至今）。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改革进入新时期和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亲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迄今已召开了38次会议，出台二百多个改革文件，有力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
最具丰富内涵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都是“单项式”的，或主要集中于经济、或军事、或政治上的官吏制度、或文化方面社会习俗的改革。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不同，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综合式的。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指出：“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9]这说明，改革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从生产力、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层次的全面改革。201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更清晰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新阶段，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10]由此可见，改革前所未有地涵盖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制度等七大方面的改革。毋庸置疑，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改革所无法比拟的。
当代中国的改革，首先聚焦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先锋”和“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也要为整个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效，整个改革就会陷于失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改革单一公有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邓小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1]政治体制改革也要为整个改革提供国家制度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举制度改革、领导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改革、决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等等。
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等。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体制机制、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就业创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等等。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等。
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领导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推进联合作战训练和保障体制改革、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健全军费管理制度、健全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完善国防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深化国防教育改革、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调整理顺边海空防管理体制机制等等。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等等。
最为复杂深刻的改革
中国人对于改革，其实并不陌生。“改革”一词，源自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的命令，要求在作战时改华夏传统长裙长袖服装为胡人紧凑的短衣长裤。由于当时胡人服饰多为动物的毛发皮革所制，故有“改革”之说，其意为变革、革新。汉语中的“顷者因循，未遑改革”[12]
，“若依旧例卒难改革”[13]，指的就是要变革、革新。讲到改革，还需讲到革命。“革命”这个词，即变革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14]革命的意思，就是改朝换代，“汤武革命”就是商汤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显然，革命和改革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会带来改变；所不同的，革命是更换一个朝代，改变起来的力度、烈度都要大些；改革则是在自己的朝代内进行，对自身作出适当的调整改变，和革命相比自然要轻微一些。
毫无疑义，当代中国的改革也沿用了改革这个词的古义，但在内涵上却与革命作了密切的联系，这是原来的“改革”词义所不具有的。由此，当代中国的改革赋予了“改革”以全新的蕴意。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5]，“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6]。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邓小平指出，过去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共产党搞改革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7]邓小平把改革视同于革命，而且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来，显得更加的复杂、困难、持久、深刻，因为革命是革他人的命，相对地说还容易些；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对自己动手特别的不容易。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要革自身旧体制的命，任务艰巨无比，而且还对人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都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首先，从通常意义上说，只有革命才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改革不过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当代中国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具有革命解放生产力的最高意义。因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就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一场进一步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伟大革命，是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现代化康庄大道的伟大革命。
其次，改革也是对其他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革命。当代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而是也要从根本上改变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等，建立起整个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样的新体制就是包括了经济在内的还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事、政党社团等一系列的新体制，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最后，当代中国改革的广泛性以及由它引起的各方面深刻变化，是一场更为宏大的革命。改革虽然不是改变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但也不是只对原有体制做细枝未节的修补，这样多层次、全方位的改革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人民群众的心理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普遍对改革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不断推出的改革新举措有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18]改革引发了中国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精神领域的巨大变化。
最有睿智策略的改革
改革不但需要勇气胆量，更需要睿智的策略，否则，改革难免失败，徒留遗憾。当代中国改革前后已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采取了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和习近平提出的“加强顶层设计”的策略，这样的两大策略，都可以称之为渐进式的改革，而非激进式的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逐渐的、部分的
、增长的、连续的、最初通常是试验性的”[19]改革，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旧体制内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善，逐步改革旧的体制”[20]。因此，渐进式改革主要是通过新体制的增量而逐渐排斥、减少旧体制的存量的改革，在时间上允许有一个缓冲的过程。所谓激进式改革，就是排除新体制成分的发展而直接对旧体制存量展开“进攻”，不惜一切代价地对旧体制强行“开刀”改造，并且在时间上要求是“创世纪”的方式，要像上帝在7天之内创造所有的生物一样。激进式改革对旧体制的破坏，使用了“休克疗法”，要令其快速奏效。显然，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正是渐进式改革的最有睿智的策略，顺利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改革，保证了改革取得成功。而激进式改革的蹩脚策略，导致了苏联改革的全盘失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开始领导中国进行改革时就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21]为此，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22]“摸着石头”、“摸索前进”的渐进式改革，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体制外再体制内。中国的具体做法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村改革比起城市改革来相对较容易一些。进行农村改革时，也是在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促进体制外的成分先发展起来，通过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在农村行政管理方面改革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由乡政府行使行政职能，将原来人民公社所属的经济组织，经过整顿合并，组成新的经济实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始在农村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城市改革便提到了议事日程。进行城市改革，也是先从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环节做起，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承包制、租赁制，逐步发展民营企业，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形成合资企业、外资独资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城市改革的发展，又推动了价格、金融、财税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制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实践证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是最睿智的策略，是最为奏效的一种改革方式。那么，随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转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是不是仍然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呢？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即过去是把“摸着石头过河”摆在首位，现在要把“加强顶层设计”摆在首位，实现从“摸石头”到“顶层设计”的转变，正如习近平指出：“同过去相比，中国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要把改革推向前进，必须加强顶层设计。”[23]但是，现在的“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要抛弃渐进式改革，恰恰相反，仍然需要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这是因为，一是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些基本条件，如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以及具体的国情，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强调“顶层设计”也不能放弃“摸石头”，还需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很好地结合起来。二是随着改革的日渐成熟和对改革规律的深入认识，虽然使我们能够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但实施起来，仍然需要分阶段、分步骤，统筹安排，渐进推进。三是随着改革带来的各种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矛盾的复杂化，人们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难免会产生分歧、冲突，这就更加需要做细致的工作，注重民主决策，更好地协商、协调，避免操之过急，盲目从事。因此，习近平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时，仍然主张坚持邓小平的基本思路。他再次明确地指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4]
最有价值意义的改革
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国的国民经济曾频临崩溃的边缘。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固守“贫穷是社会主义”的观念，不敢大力发展生产力，致使工农业发展程度、经济运行方式、人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在世界排名中居后，社会形态和总体实力处在落后的、不发达的状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对比中，无法发挥出优越性，处于下风，呈现劣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砥砺前行、进取不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步入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四个方面的巨大转变。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最有价值意义的改革。
一是实现了从未工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1978年时，中国三次产业的比重为：第一产业28.1%，第二产业48.2%，第三产业23.7%，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但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的农村制造业开始勃兴，继而引爆了城市工业的发展，使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起飞，并赶超了一个又一个当代世界的制造业强国，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25]2016年，中国三产的比重是，第一产业占8.6%，第二产业占39.8%，第三产业占51.6%，中国已迈入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的规律看，三次产业一般会经历依次加快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发展的比较快；在工业化中期，工业发展的比较快；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则加快发展。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正是如此，首次在三产的比重中过半。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率在2000年时达到73.6%[26]，2014年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83.69%[27]。
二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自1957年中国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波折和反复，开始强调阶级斗争，1969年党的九大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搞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中心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中央工作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立即停止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100年里，只要不发生战争，都要紧紧地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心一意搞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部分，由此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三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用计划的手段来解决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的原料、设备，产品的数量、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就业指标、工资水平、发展走向等等，从宏观层面看，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经济增长的速度，消费和投资的比例等等，均需由中央的指令性计划作出决定。改革开放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其后10年，市场经济体制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化程度已达80%以上。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最终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四是实现了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的转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期闭关自守、唯我独尊。改革开放后，面对国际经济体系和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邓小平以独到的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以战略家的胆识和新思路，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28]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就意味着开放，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内的和对外的开放。邓小平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了一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以及在党的历史文献上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29]。1979年4月，邓小平就提出创办特区。根据他的倡议，1980年8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特区。特区办起来后，事实说明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1984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拓展了开放的新思路，决定14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已全面开放，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的前沿地带。1990年中央决策创办上海浦东新区，此时中国已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地”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尤其是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后，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形成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战略，直接涉及到沿线65个国家，进一步扩展了我国同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中国改革40年来发生的四大转变，从生产技术形态、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路线方针等层面，完成了向着现代化的社会转型，真可谓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四大转变集中起来，就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30]。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四大转变、不断地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改革坚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出思想、出决心、出人才、出方案、出智慧、出行动。展望中国未来的改革，必将行稳致远，向着纵深推进。
[1]《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3]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quejh97nju.blog.163.com/blog/static/16851963220160208255837/
[4]《2016年各国GDP排名公布》，环球网http://news.hsw.cn/system/2017/0810/875800.shtml
[5] 周天勇：《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
[6]《2016中国各省人均GDP排名》，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7_02_28_396351.shtml
[7]《2016年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银行信息网http://www.yinhang123.net/jingjishuju/688003.html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10]《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第1版。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2]《梁书·武帝纪下》。
[13]《元典章·户部三·分析》。
[14]《周易·革卦·彖传》。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19] 林毅夫等：《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载《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0]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与趋势》，载《渐进与激进》，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25] 参见文一：《为什么中国必将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6-06/06/c_129041768.htm
[26]《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人民日报》2001年6月27日第9版。
[27]《工业化蓝皮书：预计中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6-01-21/doc-ifxnuvxc1517137.shtml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29] 参见温卫东：《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一词的提出》，《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
[30]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