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
今天人们看到西方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方面的，都和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就是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不过，今天西方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产物。自由主义能否解决今天西方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极其分化的。西方自由主义力量努力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但在很多国家的很多领域，自由主义不仅不能解决西方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
一些观察家开始把西方的问题和危机归咎于自由主义。这并非毫无道理。自近代到今天，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自由进步主义发展到自由“退步主义”。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造就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从历史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并非今天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人性的自然产物或历史的必然。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血腥和暴力的过程，不仅仅表现在西方各国内部，也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先锋”，这并不为过。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可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早期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自由主义表现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主义不是保守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马基雅维利认为，“目标证明手段正确”，也就是说，君主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目标，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这种赤裸裸的“工具论”使得马基雅维利被标上臭名昭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不过，君王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君王个人的，而是为了整体国家和社会的大目标。这一点经常被痛恨马基雅维利的人所忽视。
霍布斯则更进一步论证了“专制政权”的合法性。他的论点很简单：无论怎样的专制政权，总比无政府状态好。对君王来说，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即“利维坦”，然后才可以有其他作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其他任何事情都谈不上。
事实上，如果没有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时代的西方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象自由主义日后的发展。在霍布斯之后，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开始发展自由主义理论。洛克的理论尽管重要，但比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简单得多，顺利得多。洛克只不过是把英国当时已经开始的政治实践概念化和理论化，把英国实践“包装”成自由主义理论。
洛克之后，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西方自由主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构成西方进步的巨大动力。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把西方社会权利的发展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即18世纪拥有了市民权利（civil right），19世纪拥有了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20世纪拥有了社会权利（social right）。这里指的市民权利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即以商人和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和进步；19世纪则是普选权开始扩张的时代；而到了20世纪，福利社会开始发展，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权利。
马歇尔所说的政治权利在19世纪时仍然为少数人所享有，因为“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出现。而标志社会进步的社会权利，也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是老百姓斗争出来的。但不管怎样，这些方面的进步就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
但是，今天西方社会的现状表明，自由主义原则出现了问题甚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资本力量过强，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已经变得不可接受，而“一人一票”的民主产生不了有效政府。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治，会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呢？
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
自由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自由主义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在知识方面，自由主义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知识相对论”的现象。简单地说，知识相对论的意思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没有绝对的正确或绝对的错误。（当然，知识相对论只是针对西方内部发展而言。）这尤其表现在“宽容”或“容忍”方面。“宽容”和“容忍”是自由主义的美德，是自由主义和中世纪至高无上的教权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后来在和各种形式的专制政府斗争过程中，这种美德得到了强化。
不过，到今天，对自由主义来说，“容忍”表现为什么都可以容忍，包括恐怖主义。在西方，社会群体对政府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这种恐惧远远超越了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也就是西方各国政府不能有效反恐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内生的恐怖主义。
美国的枪支管理也是如此。个人拥有枪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但因为没有“谁对谁错”的道德判断，这个问题演变成利益之争，很难得到解决。同样，政治精英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共识，谁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所以谁也不服输；但政治人物又表现得不负责任，动不动就诉诸民众，让民众来决策。公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治人物由民众产生，民众信任他们，让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经没有能力为民众决策，而把这种权力“返回”民众。正如很多公投所表明的，民众不是什么问题都有能力决策的。
“政治上的正确”也是自由主义相对论的表现。从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正确”是一种进步，使得人们意识到不是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做，人人都要克制自己，尽一份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上正确”具有进步性。西方社会的宗教、种族、民族等问题一直是极为敏感的，在这些领域确立“政治上正确”具有进步性。但如果“政治上正确”意味着回避问题，那就要犯巨大的错误了。
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今天尽管西方很多人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失败了，但还是不可以讨论，更别说去正视问题了。这使得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的整合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自由主义过去的成功，在于其以自由主义原则整合了社会。如果自由主义不再能够整合西方社会，而任其分裂下去，自由主义就会失去其内部基础。
不过，在很多方面，自由主义又趋向发展成封闭的原教旨主义，失去了传统上的开放性。早期自由主义是相当开放的，尤其是上面所讨论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时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自由主义开放的表现。但自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演变成教条主义。这尤其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上。以自由的名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的一切干预，包括贫穷。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急剧减少，社会出现绝对贫困状况。例如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从二战后高达70%减少到今天的49%。这些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相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方面导致资本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有效阻碍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权利不应成为天赋
个人主义的绝对化也是原教旨主义的表现。这种绝对化表现为把今天人们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权利视为与生俱来，是“天赋人权”。因此，不仅谁也不能剥夺个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而且不管个人行为如何，人人都应该享受这些权利。然而，事实并非这样。正如马歇尔所分析的，权利的实现具有历史性，任何权利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上升时期自由主义力量斗争出来的。
一旦把各种权利视为“天赋”，无论个人努力与否，都可以享有这些权利，就出现了“谁来创造这些权利”的问题。例如福利，尽管大部分人会赞同和支持人人有享受福利的权利，但谁来创造福利呢？如果人人具有分经济大饼的权利而没有人做大饼，这个社会如何可持续发展呢？
对外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始终表现为绝对化，西方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对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这方面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理论表露无遗。二战之后，在和苏联阵营共产主义斗争的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战争方面，西方也存在着“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在政治领域，二战以后，西方花费了巨量的人、财、物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多年来，学者和政策界基本上扮演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传教士”的角色。
西方扩张背后的理由很容易理解，但问题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西方把自己封闭起来，失去了进步的动力。首先，把自己道德化，意味着什么都好，并且是最好的，因此很多人得了“自我麻痹症”。其次，西方忙于向外推销自己，指责他国，结果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忽视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即使一些人发现了问题，也总认为是小问题，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纠错”机制。再次，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确在非西方国家找到了信徒，这些信徒对西方的“捧杀”使得西方更是得意洋洋。
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快速进步。非西方国家受西方的压力，很快把西方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学了过去，获得发展和进步。在亚洲，早先表现在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冷战结束后表现在中国等经济体。等到西方反应过来时，这些经济体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西方竞争了。今天的西方，已经没有先前那种自我“优越感”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那样的新兴经济体的“恐惧感”。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了近代那种进步的动力。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具有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自我反省检讨能力的虚伪主义。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实际上，今天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自由主义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种现实主义精神，进行自我更新和转型。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并不难理解。从一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意图纠正正在衰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不过，特朗普所使用的“非一般”手段被普遍视为是反自由主义原则的。因此，特朗普执政以来和自由主义既得利益体制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能否挽救西方自由主义，当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