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已成两党共识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税制改革措施已正式成为了法律。因此，白宫就应当好好遵循真正全面的经济政策议程。而这一议程将涉及三个相关的动议：财政上可行的基础设施翻修、福利改革以及监管改革。连贯一致且遵循这些线路的经济政策倡议将更有说服力，甚至会促使美国政府参与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关于经济战略的辩论。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税改法案既不是实验性质的，也并不激进。相反，它从两党长期的政治传统中汲取了许多经验。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里根法案一样，它努力废除税收减免，并利用由此产生的收入来降低法定税率。实际上，奥巴马早在2015年预算中就提出了类似的改革，共和党的改革派也提出过类似的基本建议。最新的税改法案沿用了这些改革所遵循的思路。美国两党都认为，降低法定税率将促使个人更多地为未来而工作、企业更多地为未来而投资，从而使经济前景更加光明。较低的法定公司税率将提升公司效率，同时促使美国公司将其海外收益返回国内，从而为美国经济注入其所需的资金流。
同样的，最新的税改法案也注重促进公平。之前的税法为了弥补因某些州实施巨额减税所导致的收入损失，对美国全境施加了较高的法定税率。这使得全美国人承担了部分州的政治决策所带来的负担。但是，这一问题在新法案中不复存在了。新的税改法案将州税及地方税的减免额限制在1万美元以下。除了地理公平，新的税改法案也采取了措施，确保收入分配中的更大公平性。即便是引起争议的取消遗产税这一点，实际也是利于中产人士的。
事实上，新税改法案最受质疑的方面是非公司制企业所得税改革，即所谓的税务直通收入（pass-through income）。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降低企业税率将使税法倾向于歧视小企业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他们将不得不缴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准确。企业需要缴纳其税款，企业股东在获得分红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企业的拥有者需要以个人所得税率来缴纳综合税。现在，税改法案通过给予这些企业以特殊的税收减免待遇，能够使他们获得一定优势。小企业主在这一新法案中是获益的。但是，这也会使人们提出疑问，即他们为什么应该比公司股东或工薪族交更少的税。
新法案固然存在违背基本原则的现象，但任何在国会的妥协中寻求完美的人都是不切实际的。重要的是，这项新法案改善了现状，并为白宫和国会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福利改革依然严峻
与税制改革或基础设施翻修相比，福利改革引起了更棘手的政治争议，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小。白宫近期向社会福利工作施加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这即是该政治困境的体现。在未来几个月，将出现更多关于此类问题的争论。但是，福利终将只是大图景的一小部分。这些福利规划的真正负担在于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很少有人愿意权衡这些规划的前景，无论是国会还是白宫。尽管如此，紧急的财政预算需求将使国会别无选择。
预算所面临的压力日益严峻。在过去35年中，福利支出已从总预算的一半增长到四分之三。对奥巴马医改替代法案的反对部分反映了这一预算困境。可以肯定，自由团体在替代法案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与共和党和特朗普发生过争执。然而，替代法案还是对经济可行性缺乏敏感。例如，替代法案利用税收抵免来代替奥巴马医改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直接补贴，但最终仍将加重预算负担。它确实放松了奥巴马医改的重点，即不论年龄和健康状况，所有人的保险费用必须大致相等。但它并没有足够放松到可维持该系统稳定性的地步。如果将预算上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在未来，那些致力于处理更普遍福利问题的尝试将会受到欢迎。
改革者们并不缺少政策建议。相反，社会保险的投保人早就将他们的建议挂在社保系统网站上。其中一个建议是提高全额退休福利的年龄限制。将年龄限制由目前的67岁提升至70岁将有助于健全社会保障精算，从而减轻财政预算负担。这也将反映美国人口的现状，即人们比过去更长寿，也更富有活力。投保人和其他人所倡导的改革将改变系统计算生活调整成本的方式。就医疗保险来说，无论是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还是奥巴马医改，前景都并不明朗。然而，改革者依然有很多资源可利用。例如，允许保险公司跨越州际边界开展业务将提升竞争水平，从而压低保险费用；改革联邦药品管理局测试新药的方式可以降低处方成本；向各州提供医疗补贴可以促生大量节约成本的医保规划，从而减少支出。
如果国会改变辩论的条款，立法就可能取得进展。长期以来，乏味的道德说教干扰了理性的讨论。更技术性的路径将给议员提供更多的妥协空间。与此同时，议员们如果能更务实地考虑预算可行性问题，那么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感也可能得以化解。虽然福利改革的初步尝试举步维艰，但如何取得好的成效及对此的承诺实为关键所在。
迈向监管新路径
在改革方案的最后一部分——监管改革中，白宫声称，美国的许多法规不必要地干扰了商业和日常生活，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且无理地侵犯了个人决策。如果政府明智地进行管理，不仅可以改善国家的经济前景，还可以消除社会大群体所面临的主要刺激因素。
白宫早已采取行动。主政伊始，特朗普发布了13771号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行政机构在颁布新法规时，应废除至少两项现行法规。这一举措引起了国内广泛质疑。由于白宫要求各行政机构严格遵循既定程序，并留出时间征询公众意见，所以这一行政命令似乎已取得了效果。白宫信息和监管事物办公室主管拉奥（Neomi Rao）表示，截至2017年9月底，67项监管措施已被撤销，仅有3项新监管措施被实施，1500项新监管措施被撤回或推迟出台。
无疑，这些措施促进了商业扩张。但这一届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监管机构的文化来做到更多。监管机构所造成的经济危害多来自于他们的法律路径和对抗方式。美国会采取这种监管方式并不足为奇，因为它根植于美国的法律文化之中。在美国，监管者制定了大量的规则，并试图把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涵盖进去。同时，他们也假定被管理者试图逃避规则。被管理者自然会对此保持警惕，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并尽可能多地隐藏信息。这种捉迷藏的方式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使得监管者忽视了最初目的，甚至可能会破坏产业。
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人或企业打算违反法律。因此，协作式监管路径是更可取的。美国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已认识到，规则扼杀了金融行业的技术创新。在一次非常规合作中，CFPB承诺发布一份“无异议函”，允许企业尝试新的实践而无需担心监管风险。虽然这只是迈向协作式管理路径的一小步，但它展现了摒弃敌对文化的意愿。CFPB或其他机构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与被监管方进行合作。企业可以将其业务运作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以最低成本实现双赢。当然，这一体系将摒弃目前律法上对规则的依赖，并相信监管机构对公众需求的判断。虽然，制定有效的审查程序并改变美国监管机构的文化尚须很长时间，但这将带来丰厚的回报。
将税收与福利改革、基础设施改善以及监管改革结合起来，将会创造一个反应更快、更负责任的政策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并缓解政治紧张。
注：原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8年3/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