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都在谈天下，但是各自的问题意识是很不一样的，我的问题意识是要反思今天的中国和东亚日趋高涨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我对这样的民族国家至上的意识很忧虑，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它成为一个主宰性的思维，我们需要一种对冲的意识，这个对冲可以用各种表述，刘擎提的是新世界主义，我是用新天下主义来表达。
尼布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说，按照《圣经》的说法，有两种不同的人：光明之子是指这样的人，他们相信世界有普遍价值，而且是按照普遍价值行动的，但是黑暗之子不相信有普遍的价值，世界上只有自身的利益，他们只是按照自身利益的利害化来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光明之子是理想主义者，黑暗之子是现实主义者。今天的民族主义者都是黑暗之子，而我要说的天下主义则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今天太强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光明之子来与他对冲。
天下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内涵具有双重性。一重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同心圆秩序，另外一重是一套价值观，一套值得追求的理想的价值观。这两面构成了天下既有乌托邦的一面，也有历史的现实一面，这两面不是截然不相干的，是有内在的关联，现实的一面是真实的，乌托邦的一面同样真实。
我这里讲的新天下主义，是天下主义的2.0版，是对民族主义与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一方面要把天下主义的普世性承接下来，中国的传统不是特殊主义的，而是普遍主义的，是人类主义的立场，不是华夏民族的特殊利益建立的特殊尺度，而是人类主义的普遍价值。
另一方面，传统的天下主义有华夏中心和等级化的弊端，这是需要克服的，而民族主义有负面性，但民族主义的主权原则，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不管大小，一律平等，相互承认，这也构成了它的合理性，新天下主义试图在民族主义的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继承天下主义的普世主义。
传统的天下主义，与犹太教、基督教、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教一样，都是轴心文明。但是轴心文明的普遍性是从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最后凌驾于特殊性之上，新天下主义不在各种特殊性之上，而在各种特殊性之中，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它试图构成一个新的普世文明。这个普世文明，不是以某个特殊的文明为代表为核心，而是各个不同的文明和文化所共享、所分享的，它的普遍性是一种分享的普遍性。
谈到主权问题，韩国的白永瑞教授在《开放时代》发表了《从核心现场重思“新的普遍”：评论“新天下主义”》一文，回应我的新天下主义，他指出主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绕不过的问题，他赞成东京大学的中岛隆博教授的看法，认为主权也是可以分割、可以分享的，而按照卢梭的看法，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是整体的。关于主权分割的想法，当然是针对东亚所存在的“分断体制”提出来的，有其特殊的问题背景。显然，东亚的现实向传统的主权理论、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了挑战。
今天的东亚，有点类似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因为民族主义的高涨，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东亚如何像欧洲那样，从国家之间的冲突走向大和解，建立超越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东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管日本、韩国、中国相互之间是否喜欢，总是要做邻居，这个邻居是无法搬家的。
如果要避免战争的话，就要建立东亚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仅仅建立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是不够的，其背后需要有价值上的普遍性。欧盟不仅是利益的结合，而且它背后有共同的价值，来源于基督教传统、古希腊罗马传统和近代启蒙传统，东亚的普遍性在哪里？这恰恰是我们试图去寻找和建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