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加紧了他与中国的贸易战，扩大了今年早些时候实施的关税。这样一来，中国一半左右的对美出口将被征收10%的关税，该数字在年底之前还将提高到25%。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中国官员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其实已经承诺要这样做，他还会对其余几乎所有的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特朗普的压力在持续升级，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这场终结游戏令人费解，因为对于中国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来结束这场危机，特朗普的期望既宽泛又含糊。大多数媒体评论人士表示，中国需要结束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好像人人都明白中国应该在哪些贸易“罪行”上收手，但他们又很难找出具体的细节。
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的报告，它为特朗普的贸易战提供了表面借口和法律保护。报告抱怨中国采取了间谍、黑客、技术剽窃和在合资企业当中实行所谓“强制转让”技术的模式，并且攻击中国雄心勃勃瞄准众多前沿新兴产业的“2025计划”。报告暗示中国只有通过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对新技术研发进行所谓非法的政府补贴，才能实现它的这些目标。
许多媒体报道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指控上，但如果它们是特朗普真正的首要工作，那么解决方案就应该是收紧与海外直接投资有关的美国法律，加强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包括为在海外经营的美国公司提供帮助。理想的状况是，美国提出一份对华双边协议，或者多边协议，以制定更好的全球数据及技术保护规则。这是值得去谈判的事情。但是，特朗普并不希望有更多的商业规则和规定，当然也不希望有更多的全球监管协议。这是自由主义的方式，而他要的是结果，不是更多的规则。
他反复提到他想要的具体结果，即重新平衡美国的贸易。他希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从而让更多的商品在美国国内生产。这是他最受选民欢迎的承诺，令他在选举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中西部工业区的关键摇摆州。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并不是什么具体的恶行，只是它在竞争上取得了成功。特朗普并不想要一套新的规则，他只希望中国购买更多商品，同时限制中国的出口。他不想要自由的贸易，他想要的是被管理的贸易。
对前民主党人特朗普来说，他的一个榜样是理查德·格普哈特（1977-2005年任众议员）领导的已经解散的民主党“产业政策”派。而另一个“管理贸易”英雄，就是所谓的自由贸易者、前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通过让美元贬值（提高日本商品的美元价格），通过要求日本对主要出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实行“自愿出口限制”，缓解了日本给美国汽车业和钢铁业造成的竞争压力。几十年前，日本曾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现在是中国。类似这样的管理贸易并不是基于规则，而是基于结果。如果你竞争太成功，你就必须有所约束。
所谓“自愿”出口限制，是建立在出口企业之间形成有效卡特尔的基础之上。美国建议对日本的年度出口实行数额限制，日本的汽车公司则在它们之间分配这种“自愿”配额，就像卡特尔一样，以此限制数量，抬高价格。事实上，日本汽车业的经理们对此并不十分介意，因为尽管对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下降了，但每辆汽车的要价更高，因此他们的利润率还上升了。他们转而销售更多的豪华车，同时减少廉价紧凑型车辆的出口。
不幸的是，对中国来说这种管理贸易在今天并不是一种选择。虽然无知的美国评论家们喜欢把中国经济说成是由国有企业主导，但这些企业只是出口领域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跨国公司生产或采购的产品，其中许多是美国的公司。管理它们的贸易行为，更像是美国政府与“犯规”公司之间的问题。但凡中国政府试图限制外国公司的出口行为，它都会受到美国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抨击。正在撕毁美国五花八门企业法规的共和党政府不大可能带头规范其在中国的行为。相反，共和党人会把责任推给中国官员，然后必定对他们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指责。
那些不是由跨国公司制造的中国出口产品，大多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无数中小型私企。与高度集中且组织良好的日本汽车工业不同，把成千上万家企业组成工业卡特尔，为每家公司分配市场份额，进而限制产量，提高出口价格，这将是一场行政管理噩梦。况且，如果中国的出口大幅减少，大部分业务将流向世界其他低工资国家，而不会返回美国。即便中国让自己的许多出口商破产，也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这个问题有美国经济本身的深层结构性根源。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管理贸易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情况就是，大批量公司的活动是容易受到监管的，但这也会引发愤怒。另外，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一个广泛解决方案，是对美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 但即便可行，特朗普和共和党国会的改革也只会是忙于扔掉那些监管和税收工具。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只有在增加。我怀疑能否找到让特朗普满意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缺少监管力量和诱因，无法为他提供他想要的东西。美国政府同样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这样做。贸易战很可能会继续打下去，直到特朗普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