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兴替，是理解贸易政策选择的永恒逻辑。
霸权的一个体现是制定经济规则，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其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大多发生在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时期。自由化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其经济实力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冲击。而原先实行保护政策的国家，受到的冲击则较小，并且可以趁机取得世界霸权地位。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后转向保护主义，在大萧条期间更为明显。美国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选择了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开始兴盛，主张对贸易伙伴进行制裁。石油危机后，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的贸易战。巴格沃蒂说，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当这些伙伴国不断壮大，不对等的规则就开始是个问题了。
李嘉图错在哪里？
自由贸易的好处最先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就有体现，其好处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率的提升。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完整地阐述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在李嘉图的模型里，价格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得自由贸易可以产生等价于“技术进步”的结果。在李嘉图的古典世界里，自然条件决定了英国适合专业化生产羊毛，葡萄牙适合专业化生产红酒，二者自由贸易，都能获得福利的改进。这就是全局最优的均衡，而且是唯一的。所以，贸易是双赢的，两国不会有冲突。
但是，现实中贸易冲突的常态化一直激励着理论界去解释古典贸易理论的欠缺之处。后古典时代，工业和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较优势的获得也不再局限于先天的资源禀赋，而是依赖于后天习得的专业知识、技术创新，或者是规模壁垒。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那么，如何使得本国经济从次优均衡向最优均衡移动，就成了每个国家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大小的有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所占的份额。所以，国与国之间既相互依赖（为了把蛋糕做大），又彼此冲突（更高的份额）。对A国的最优均衡，对B国来说，很可能就是次优均衡。国际贸易，是互惠的，还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取决于贸易伙伴。戈莫里和鲍莫尔在《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阐述了贸易从共赢到冲突的动态变化的逻辑。在两国模型中，当一国所占份额超过70%，而另一国所占份额不足30%的时候，贸易大国降低份额，将有助于把蛋糕做大。即使其分得的份额较小，总福利仍然是改善的，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所以是互利的。但是当一国所占份额处在30%-70之间的时候，贸易伙伴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现实中，数字不一定如模型中这么精确，但其本质含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他们还解释了贸易从单一均衡变为多重均衡，从而是使得贸易冲突常态化的原因。第一个解释是规模报酬从李嘉图时代的递减（或不变）转变为现在的递增，从而导致自然垄断。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显著，自由竞争的结果往往是赢家通吃。如此一来就存在先发优势，各个国家为了取得这种优势，往往会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或者是国内的产业政策来扶植“幼稚产业”的发展，直到其获得规模效益。反过来，己方的优势，又是伙伴国的劣势。第二个解释是生产率的瓶颈。以中美贸易为例，初期阶段，美国的高工资可以通过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假如美国的劳动工资是中国的3倍，但效率是中国的4倍，那美国制造会更有竞争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效率和工资都在提升，但效率的提升更快，而美国可能正好相反，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了瓶颈。这样，就无法再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来获取比较优势了。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产业萎缩，或者是迁往中国。以通用汽车为例，2010年，通用在美国的单车利润为145美元，而在上海的利润是2350美元。
萨缪尔森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也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比较优势”论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将贸易分为两种情形：情形一，在原本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其二，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贸易是否都是双赢的？作者的分析结论是，在情形一，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情形二，一方获益，将是以另一方受损为代价的。针对中美贸易的情况，那就是中国会“永久性地损害美国利益”。在以前，中国用袜子换美国的汽车、播音飞机，合作愉快。中国改进效率，美国也会受益。但现在，美国认为中国自己可以制造汽车了，连国产飞机C919也成功试飞了，而且还要向美国出口制造业产品。“中国制造2025”对应的就是国“原本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美国肯定有种危机感。通过“301”调查，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英国：从单边自由到保护
英国自由贸易之路始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1839年，在利益的驱动下，英国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他认为，《谷物法》是特殊利益集团——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对消费者和工业是有害的。1941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带领新成立的保守党赢得了大选，成为英国的首相。他倡导自由贸易思想，力排众议，最终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开创了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先河。紧接着，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并把自由贸易打造成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化身，劝说落后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
根据李嘉图、穆勒和马歇尔的理论，自由贸易被视为一剂良药，即使是单边自由贸易。英国奉行的就是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即无论其他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政策，英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美国，自1820年开始就施行保护主义政策，而且进口关税非常高，平均高达30%。美国保护主义者认为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观念和施行的政策是一种阴谋，用以诱骗其他国家开放市场（Raymond，1820）。赖纳特和贾根良（2007）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中有段话可以体现当时美国人的心态：
“……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
并不是英国不在意贸易政策的非对称性，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经济规模较小，不足以对英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但19世纪末期，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开始挑战英国的地位，且美国工业总产值在1894年超过英国。如图2所示，截止到1913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比从1870年的31.8%下降到了1913年的14%。同一时期，美国的比例从23.3%增加到35.8%，为英国的2.5倍。同时，英国的贸易地位也在下降。英国制造品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1880年的41.1%下降到1913年的29.9%，而德国的比重从19.3增加到26.5%，美国从7.8%扩大到了12.6%。
随着英国世界经济地位的下降，国内保护主义情绪逐步上升，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单边自由贸易原则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保护主义者主张与其他国家实行对等的关税政策。特别是一战开始后，英国保护主义政策逐步落地，如议会在1915年通过了《马克凯恩》法案，设置33.33%的关税保护汽车工业。1921年，又通过了《保护工业部门法案》，对进口的精密仪器，化学品，金属制品征收50%关税。
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世界贸易，各国均回归到贸易保护的孤立状态，而这种状态又反过来加重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混乱。
美国：从引领到重建
虽然美国在一战前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综合实力，特别是金融实力仍不及英国。这种状况在一战后发生了变化。二战后，英国受战争拖累，负债累累，霸权不再，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超其他国家，沦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千疮百孔。两次世界大战的唯一赢家是美国。按照基辛格在《大棋局》中的观点，美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国家，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政经格局的交替。1945年二战结束，仅仅两年后，世界又一次滑向战争的边缘，只是这一次战争的形式是“冷战”。
美国一改战前孤立主义姿态，承担起了重建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任务。一方面，美国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增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另一方面，意在制衡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崛起，美国当权者意识到，贫困才是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为此，美国“善意忽视”贸易中的不对等规则，奉行“不对称”的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为世界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三十年，德国和日本快速崛起。这个时期经济起飞的经济体的一个特征是——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其他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美国霸权不断被削弱。对公平规则的诉求和保护主义情绪只是暂时被压制住了，缺的只是一根“导火线”。
二战后初期，美国一枝独秀，经济总量最高峰时占比近一半，特别是制造业。如图所示，1950年，美国GDP占世界的比例为40.3%。但到了1980年，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日本的比例也扩大到8.8%。单一经济体中，日本的规模仅次于美国。“逐渐缩小的巨人”综合症致使美国保护主义热潮日渐高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以色列，采取了石油禁运的措施，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欧洲和美国等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经济体出现了输入型通胀，西方国家进入“滞胀”的10年。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更是火上浇油。在美国，针对通货膨胀，沃尔克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针对经济增长停滞，财政部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结果美元不断升值，这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赤字。实质上，经常项目是有资本项目驱动的，加息导致资金大量流入美国，美元不断升值，这又反过来导致经常账户进一步恶化。70年代以来的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使得资金跨国流动更加方便，海量的资金流动放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从而也更容易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1974年贸易法》制定了“超级301”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国际收支盈余的贸易伙伴进行制裁，直至盈余消失。除此之外，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也是常见的两种战术工具，它们可以增加国外竞争者的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提高交易成本，对本国生产商就是一种保护。而且，它们还被用来驱使外国政府对自愿出口限制进行谈判。
80年代中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了顶峰。1985年，针对日本进口的皮革制品，美国启动301条款进行制裁。日本回应，开征非歧视性关税。美国并不买账，称必须采取配额的方式才行，因为美国担心其没有竞争优势，而配额的方式可以实现贸易的精准转移，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额度转移给美国。1986年，保护主义者推动了一项政策，要求日本市场上20%的半导体芯片份额必须由美国提供。到了1987年，美国还是没能成功地向日本出口足够的芯片。4月份，美国制定了一项对日本电子产品更大范围的制裁措施。同样，美国也对韩国采用过301条款，迫使其开放保险市场。克鲁格曼的老师巴格沃蒂称，超级“301”条款是“愚蠢且危险”的。美国还通过了《格普哈特修正案》，专门针对那些对美国有顺差的国家，要求其在限定范围内削减一定数量的顺差，否则就会报复。要知道，1985年广场协议虽然是日方主动联络的，但其意图也在于缓解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希望其不要制裁日本。然而，一切都是枉然。
配合美元贬值和日本、欧盟等其他国家（或区域）刺激内需的政策，美国的经常账户在1991年转为正数，但1992年又转为负数，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缺口越拉越大。这一次，美国把账主要算在中国头上了。毕竟，其赤字的近一半来自中国。而这一次，触发美国国内保护主义者神经的就是08年金融危机。他们将美国国内的失衡，归因于外部失衡。
要求中国减少1000亿，或2000亿美元顺差，表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已经从其珍视的“程序正义”，转为“结果导向”。开放贸易体系的原则是，规则，而不是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克林顿时期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米基•坎特（Mickey Kantor）称，他只关注结果，对空洞的经济理论和贸易规则不感兴趣。
至今，中美已经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继500亿美元之后，7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将对进口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若中方反制，美方将考虑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关税。众所周知，贸易战一定是双输的。即使在目前这个程度，已经有企业表示快要关门大吉了。
历史上，发端于贸易保护主义，并升级到军事冲突的案例不胜枚举，如西方国家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纳粹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比如中英鸦片战争等。所以，实现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方案”行不通，它会使全球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复杂，而且还会增加政治风险。中美“贸易战”还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笔者认为，中美双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去讨论“公平”的细节，而是划定一条底线，即不应将贸易领域的纠纷扩大到地缘政治、军事，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
小结
从大国兴衰交替和贸易政策的选择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股力量——经济危机和霸权衰落，推动着保护主义兴起。并且，他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08年金融危机就是两股力量的交汇，一方面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两者的差距在加速收窄。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GDP占比从2007年的25%下降到2017年的24.32%，而中国则从6.1%上升到14.84%，差距缩小到个位数。据北大林毅夫教授的估计，中国或在2025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或许才是特朗普政府遏制中国的最根本原因。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阐述贸易保护主义更容易赢得政治话语权的原因。实际上，帕累托早在1927年的《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就举例说明了该原则的精髓：
为了解释为何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更易于为人所知，我们有必要对社会活动的一般原则做一考察。个人所选择的工作强度往往并不是与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或者这份工作使其免受的损害程度成正比。如果某一措施A会使1000个人每人失去1法郎，同时使1个人获得1000法郎，后者将会千方百计地去获得此收益，而前一类人则没有什么动力去组织该项损失的发生；到最后，很可能那个想获得1000法郎的人会获得成功。
即使将上述1000元换成500，最后获胜的也可能是这1个人，但从社会整体福利角度来看，并没有实现最大化。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有益于特殊利益阶层的保护主义政策经常能够战胜普惠的自由贸易政策，特别是当经济危机给予其可趁之机的时候，或者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时，如特朗普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将“经济安全”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有意思的是，2018年7月13日，也就是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进口自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增收10%关税的第二日，美国参议院以88：11的压倒性决议通过了限制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唯有征收关税的权力，这也是国会首次对特朗普征收关税的权力采取法律行动。纵使其不具备法律效率，但至少它反映出美国还有反对特朗普政策的原因。或者这只是开始。
纵观二战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她实际上从战后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转变为上世纪80年代的局部多边和全面多边“两条腿走路”（ 1982年11月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上，欧洲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新一轮降低贸易壁垒的谈判的要求。国会的保护主义者对里根政府施压，开始“另起炉灶”，在WTO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之外，与加拿大开始签订双边的特惠贸易协定，最后扩大为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所签订的特惠贸易协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至今又发展为“三条腿走路”：以WTO为代表的全面多边自由贸易、以G7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位代表的局部特惠贸易协定，再加上针对不同国家的双边贸易协定。但特朗普的原则是一致的，那就是公平，而且是美国定义的“公平”。特朗普声称，他的终极目标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但是，任何特惠贸易协定（如双边或区域），本质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它建立了双重标准，而且往往是不经济的。因为它会导致“贸易转移”，而非“贸易创造”。
巴格沃蒂教授对此持悲观态度，他在《今日自由贸易》一书中引用了日本财务省副大臣2001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一段话：日本最后被迫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以追求贸易自由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担心，……世界范围内的双边贸易协定是大小形状各不同的石头，很难想象如何将它们用来建立多边自由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