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现象，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最近十余年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出现了转化速度更快、影响范围更广、产生后果也更为严重的趋向。1999年南联盟因国内科索沃问题招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军事打击；2001年美国发生的九一一事件演变为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世界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产生深刻影响；2011年突尼斯国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引发西亚北非地区政局的剧烈动荡，这一切都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不仅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冲击与挑战。近年来，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从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实质上就是要科学地应对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努力消除或减小这种冲击和影响给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害。
而要达此目的，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一般而言，国际安全所指涉的主要是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国内安全则涉及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的安全问题。本文着重从国家政治安全的视角，探讨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
纵观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演变，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情况日益凸显，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从军事层面看，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得以维持，但由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所导致的局部战争，或由于国际战争对于有关国家国内安全形成严重冲击和影响的事件仍然频频发生。
1999年爆发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由于国内安全局势激化而发展为国际战争的突出案例。1999年，南联盟国内科索沃地区阿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围绕科索沃独立问题的矛盾迅速激化，暴力冲突逐步升级。同年3月，科索沃冲突双方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和平谈判破裂，塞尔维亚拒绝在美国方面草拟的和平方案上签字。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消除人道灾难”、“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从3月24日起对南联盟发动了长达78天的空中打击。南联盟国内安全问题最终演变为北约军事集团介入的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第一次在其成员国范围之外对一个既未对外采取军事行动、又无侵略意图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开创了使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危险先例。另一个与之相类似的案例是，2011年初，受西亚北非政局剧烈动荡的影响，利比亚国内爆发了反政府武装力量同利比亚政府军之间的激烈军事冲突。
在此背景下，2011年3月19日以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为首的军事联盟联手对利比亚发动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打击，以支持利比亚国内反政府武装。原本是利比亚国内不同部落和不同派别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却由于西方国家的介入而演变为一场国际战争。
由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所导致的国际战争或冲突反过来也会对有关国家的国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的直接动因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然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美国的反恐战争不但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反弹，致使九一一事件之前主要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开始向其他相关国家蔓延。巴基斯坦因毗邻阿富汗而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袭击的重灾区，其他如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俄罗斯、西班牙、英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不降反升，先后发生了恶性恐怖袭击事件，给这些国家的国内安全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政治领域，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例如，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以及西亚北非地区的政局大动荡，均带有鲜明的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的特点。所谓“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世纪初期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以谋求权力再分配为目标的政权变更运动。2003年，格鲁吉亚率先发生“玫瑰革命”，之后，这一权力变更运动迅速在其他国家引发连锁反应，演变为一个国际安全问题。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地区出现了反政府的骚乱，伊拉克发生“紫色革命”，黎巴嫩发生“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发生了“藏红色革命（袈裟革命）”。2011年初，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可以视为是这一“颜色革命”的延续和组成部分，但从事件的影响和后果看，也可视为是一个独立的进程。2012年12月17日，突尼斯南部西迪布吉德一名青年商贩因不满城管暴力执法自焚身亡，引发了突尼斯国内的大规模骚乱和政治危机，迫使执政23年之久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2012年1月15日出走沙特阿拉伯寻求避难。继而突尼斯国内的政局动荡演变为波及整个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地区安全问题；埃及、也门政府相继垮台；利比亚遭到美、英、法等国军事联盟的空中打击，卡扎菲被俘身亡；叙利亚陷入内战；沙特阿拉伯、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和伊朗等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动荡。
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并进而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例如，1997年由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席卷东亚广大地区，不仅中断了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导致有关国家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加剧，甚至出现大规模政治动乱。同样，2008年爆发的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经济给予沉重打击，而且还成为引发西亚北非政局大动荡的重要导火索。再如，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迅速崛起，它们之间相互勾联、内外策应，或是发动恐怖袭击，或是从事分裂活动，对相关国家的国内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朝鲜、伊朗在国内所进行的核开发活动，已演变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防止核扩散问题，并对地区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索马里由于国内连年内战，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全国局势，致使索马里附近海域的海盗活动极为猖獗，对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等等。
分析近些年来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重大事件，可以看到，这种相互转化和相互影响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速度快、范围大、领域广
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速度看，总的特点是扩展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往往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月计，甚至以周计、以天计。以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为例，自2011年初突尼斯政局陷入动荡之后，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社会动荡便相继冲击了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等西亚北非国家，其发展之迅速令人目不暇接。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和影响的范围看，总的趋向是转化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常常会演变为地区安全问题乃至全球安全问题。2008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无一幸免，最终酿成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从涉及的领域看，这种相互转化和影响已不仅局限于有关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领域，而且扩展到诸如经济、金融、能源、核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的广泛领域。
（二）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更易于发生在国情相近的国家之间
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它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与意识形态相近或相似的国家之间。首先，地理上的毗邻为国际安全问题内化为国内安全问题以及国内安全问题外溢为国际安全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得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往往成为这种转化首当其冲且受到影响最大的国家。例如，突尼斯国内政局动荡影响所及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地区；朝核危机直接威胁到东北亚地区安全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伊朗核危机使波斯湾和中东地区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这些都表明了地缘因素在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中的重要性。其次，对于政治经济体制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安全挑战往往具有共同性，这就使得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之间的相互转化更易于在这些国家之间发生。从近些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看，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经济上普遍面临严重的困难，政治上大都属于被西方定义的所谓“部分民主”国家，即一方面初步建立起了西方式的多党制和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民主制度”还不完善，还处于转型过渡阶段，积累了相当多的内部社会矛盾。正是这些共同因素使得“颜色革命”得以在这些国家传播和发生。再次，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相近，也是导致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之间易于相互转化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中亚五国独立、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兴风作浪的影响，中国新疆地区的“疆独”势力卷土重来，妄图在新疆建立一个“全面伊斯兰化”的单一伊斯兰国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三）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往往产生“蝴蝶效应”
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主要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甚至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例如，2011年西亚北非国家的政局大动荡，其起因仅仅是突尼斯一名青年商贩因抗议暴力执法而自焚身亡的社会事件。2007年春，美国国内发生了由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但在危机初始阶段，几乎整个世界都低估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威胁程度，及至2008年秋，这场金融危机由美国迅速蔓延至全世界，演变为自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进而在一些国家内部引发了政治社会危机和政局的剧烈动荡。
（四）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所引发的后果往往因国家而异
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其转化逻辑的因果关系并非一目了然或是一成不变。比较容易把握的情况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或国内安全问题会在其他国家或国际上引发相应的安全问题和同样的结果。如“颜色革命”在政治体制和民主化进程大体相同的国家扩展，其进程与后果大体上是一致的。比较难以把握和预判的情况是，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引发的结果常常呈现出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的特点。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影响为例，尽管这场危机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均遭受沉重打击，但在不同国家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却不尽相同。在美国，这场危机引发的政治后果是所谓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表现为执政党下台与国家领导人的更迭；而在西亚北非地区，危机的后果最终表现为经济形势恶化所导致的政局剧烈动荡，政权的更迭，甚至在利比亚发展为西方国家介入的局部国际战争。
国际安全问题内化为国内安全问题或国内安全问题外溢为国际安全问题，必然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尽管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每一个安全问题都有其特殊性，其传导的过程也是千差万别，既存在必然性，也包含种种偶然性，但分析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进程，排除其中偶然性的或枝节性的因素，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一转化过程中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共性的因素。它们常常通过一些固有的途径、以反复出现的方式发挥着传导作用，形成了某种带有规律性的模式或传导机制。
（一）经济传导机制
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世界经济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传导到各个国家内部，由于经济问题通常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和安全形势的恶化，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在经济传导机制中，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影响国内安全的最重要的源头。它对一国国内安全的影响通常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导致大规模财富消失如股市崩盘或房地产泡沫破裂；二是由于企业破产、经济低迷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三是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酿成国内安全问题。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大规模的失业是世界经济危机转化为国内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和核心环节。其影响传导的机制是：世界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资金链的断裂、需求不足及市场萎缩→国内企业倒闭或裁员导致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失业者失去稳定的收入而陷入贫困→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国内安全局势动荡（在多民族国家还往往导致民族矛盾上升、民族分裂势力抬头）。以2011年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为例，长期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仅从率先发生政局动荡的突尼斯看，其官方公布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其失业率进一步飙升。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15%；突尼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失业率超过20%，15-29岁年轻人失业率超过30%；而据英国媒体报道，突尼斯年轻人失业率实际达到了惊人的52%。
可以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突破了阿拉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承受能力，再加之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引发了席卷西亚北非的政局大动荡。
（二）政治传导机制
从政治因素来说，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西方大国的干预和插手。从科索沃战争到利比亚战争，从“颜色革命”到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举凡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有美国及西方大国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推手角色。而它们介入的途径或使自己行为合法化的借口，通常有这样几个：一是将特定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说成是对国际安全的破坏，例如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基地组织恐怖主义活动、威胁国际安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二是以某一国际安全问题威胁到本国国家利益或安全为借口介入或干预，如近年来美国出于防范中国的目的，以威胁到美国航海自由为由，大力介入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领土主权上的争端，借此推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三是以推进民主或是以某一国家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道义原则为借口进行干预，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发动科索沃战争；在推进民主的名义下策动有关国家的“颜色革命”。
（三）信息传导机制
在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过程中，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出现的互联网新媒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新媒体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各种新媒体形式，包括依托于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如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广播报纸网站）和独立网络媒体（如谷歌新闻、雅虎等门户网站以及博客、微博、播客、“推特”、即时通讯、社交网站）。较之于传统媒体，互联网新媒体具有信息的海量性、传播的即时性与交互性、内容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受众的广泛性与年轻化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新媒体突破了传统的国家疆界限制，削弱了政府对于信息传播的有效管控能力，国家内部的安全事务往往很难仅仅局限在一国边界之内，国际上的安全问题也极易渗透到国家内部。例如，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不断建立网站、网络论坛、博客，通过新媒体宣传极端思想，招募和鼓励追随者，对恐怖袭击活动蔓延到众多国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2月，利比亚反政府势力在各大视频网站大量上传卡扎菲政府残酷镇压反对派的视频，极大地影响了国际舆论，为美国成功说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在2011年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的整个过程中，互联网新媒体在反对派传播信息、动员组织公众、影响国际舆论、争取外界支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有国际舆论将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称之为“推特革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互联网新媒体已成为拥有信息技术优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本国战略出发、推动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或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如在西亚北非政局动荡期间，美国国务院就向相关互联网和软件公司注资超过2000万美元，用来帮助各国网民突破本国政府的网络封锁。
（四）示范效应传导机制
所谓示范效应最早是心理学家研究人类行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后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广泛应用到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之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就曾运用示范效应的理论分析1974-1990年间“大约有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的原因和方式。他指出：“导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第五个因素也许可以用示范效应、感染、播散、仿效、滚雪球，甚至是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effect）来形容。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这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网络技术与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社交网络平台的空前普及，示范效应在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传导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在那些国情、体制、社会矛盾大致相似的国家之间，示范效应所发挥的传导作用更为突出。例如，发生在所谓“部分民主”国家之间的“颜色革命”，发生在西亚北非国家之间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这些案例中，示范效应的作用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精神鼓舞。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安全问题如“颜色革命”这样的政权更迭运动，会对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证明这是能够做得到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在精神上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激发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做出同样的尝试。其次是行为模仿。如“颜色革命”在一个国家内部获得的成功，会使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有意识地从中汲取经验，学习或模仿其斗争策略和做法。“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不同国家发生发展的过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示范效应发挥作用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并不是某一传导机制单独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传导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些传导因素在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过程中，通常所起到的是外部的推动作用。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受到国际安全事件的影响而发生国内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与矛盾以及该国政府面临安全挑战时能否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决定的。例如，尽管互联网新媒体在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的发动机。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从本质上看，是这些国家内部长期存在的由经济停滞、贫富两极分化、家族独裁统治所积聚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从这一点看，把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称为“推特革命”，无疑是对互联网新媒体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夸大认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抵御来自国内外安全挑战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和挑战不容忽视。
首先，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内化效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和影响十分突出，这主要表现在：（1）“疆独”、“藏独”问题。中国西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政局动荡、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势力活动猖獗，为“疆独”“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策划民族分裂活动、在中国境内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提供了条件和立足点，严重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安全稳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2）核扩散问题。朝核问题自再次激化至今已有十年，迄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导致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进而危及中国国内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3）难民问题。朝鲜经济长期得不到改善，导致大量难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2009年8月缅甸政府军大举进剿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这些都对中国东北、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安全造成冲击。（4）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围绕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争端趋于激化的背景下，中国一些城市的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打砸烧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破坏了国内的政治稳定与正常社会秩序。
其次，中国周边以外的国家与地区发生的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冲击与影响也十分突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国沿海地区数万家企业倒闭，约2000万农民工工作无着，不得不返回家乡，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应对措施得当有力，很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爆发的严重骚乱和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不仅使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财产蒙受重大损失，而且还危及当地中国侨民的人身安全，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伊朗核危机与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在威胁地区安全的同时，也使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的供应面临更大的变数。此外，类似“颜色革命”、西亚北非政局动荡这一类问题在中国国内产生示范效应、冲击国内政治稳定的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再次，中国国内安全问题“外溢”为国际安全问题，并反过来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例如，民族、宗教、人权、民主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并借以对中国施压的四大焦点问题，也是极易转化为国际安全问题的几个敏感领域。近年来，“疆独”、“藏独”势力以“人权、宗教自由和民族自决”为幌子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并竭力推动“疆独”、“藏独”问题的国际化，在国际上得到了诸多西方国家不同形式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导致中国与有关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紧张。2010年谷歌公司以中国实行“网络审查”为由退出中国市场，这一事件不仅使中国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的大肆攻击，而且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RodhamClinton）推出了所谓“互联网自由战略”，2011年，美国政府又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两个互联网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美国互联网战略，对中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安全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潜在威胁及严峻挑战。应当看到的是，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不仅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而且还由于下列一些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挑战变得更加严峻。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易受到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冲击和影响的国家。其原因是：（1）从地理上看，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不仅周边国家众多，而且国情复杂，热点集中，矛盾突出，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这些问题一旦激化，极易演化为中国的国内安全问题。（2）从发展阶段看，当代中国在历经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矛盾多发的时期，这不仅使中国国内安全问题增多，而且也使得中国更易于受到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冲击和影响。（3）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世界经济、贸易、金融、能源资源供求的波动与走势、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产生直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国内的安全问题也会反过来对国际安全形势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4）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安全战略看，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加速崛起，美国等西方大国日益将安全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指向中国。而通过将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或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方式，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麻烦，以达到在安全上防范、在政治上“西化”、在经济上打压中国的目的，这已成为西方大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惯用手段。
其次，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给予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都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因为，中国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改变的，其经济社会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还将经历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时期，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还将继续加深，美国等西方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也不会放松对中国的持续施压。可以说，中国面临的这种安全挑战既是无法回避的，也将是长期的。
再次，由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十分复杂，使中国在应对这些挑战时常常陷入两难局面。例如，在应对朝核问题上，中国既要对朝鲜适度施压促使其放弃核开发计划，防止朝核问题激化威胁到中国周边安全，又要给予朝鲜必要的支持，防止其因经济恶化、政局动荡甚至政权崩溃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又要高度重视维护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区和平稳定环境，同时又要防止由此类事件引发的国内非理性行为或群体性事件酿成国内安全问题；在有关国际热点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一方面又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压力。这些问题往往使中国难于妥善地兼顾二者，进而使消除或化解这一类安全挑战的难度大幅度上升。
六、应对挑战的若干思考
中国要科学有效地应对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充分估计到消除化解这一挑战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此基础上，认清并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十分重要。
在防止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目标上，中国应当建立的是有限的目标，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由于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特点及其传导机制的作用，中国在防范二者相互转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时，追求彻底隔离这种转化、完全杜绝转化影响的无限目标，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如果一味追求这种无限目标，很可能产生非预期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当然，不追求无限目标，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种安全挑战面前无所作为，或放任其影响。正确的选择是在这种安全挑战面前追求一种有限目标。即，当出现这种安全挑战时，尽量减缓其转化的速度，控制其影响的范围；采取有效对策防止安全问题持续恶化危及国家安全的根本利益，将其造成的后果降至最低；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避免为应对既有的安全问题而导致新的甚至更具危害性的安全问题的产生。
根据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特点，确定在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内安全的影响上，应高度关注与重视的，一是地理上与中国毗邻的国家和周边地区发生的安全问题；二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外交动向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三是与中国政治体制相近、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相仿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安全问题；四是危及国内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世界经济走势与能源供应等问题。在应对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方面，要特别重视并妥善处理与民族、宗教、人权、民主等事务相关的国内安全问题，防止这些问题转化为国际安全问题，被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用来大肆炒作并对中国施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稳定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
（三）建立科学的预警及有效管控机制
在针对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进行有效管控问题上，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是一个十分重要并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应当说，当前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早期研判和预警，基本上还是经验性的，能够做出预判并加以防范的往往还限于某些所谓敏感期问题，或是国际安全重大事件等突出问题，但在一些突发性的或非经验所能预判的安全问题上，中国的早期预警或科学预测还显得不足。例如2003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由国内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演变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西藏“314”与新疆“75”等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2012年9月，中国多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演变为打砸抢烧性质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等。在中国针对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而进行预警和早期防范的“工具箱”中，工具还不够多，科学化程度还不够高。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研究其他国家在应对此类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与方法，吸收借鉴其科学的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借鉴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中具有预测预警功能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建立科学的预警和管控机制，以有效消除和化解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