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最为矛盾，其对华政策是在矛盾中制订，也是在矛盾中实施下去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国力仍然弱小，并且在对付前苏联方面，中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美国总体上对中国抱非常积极的看法。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对华基本上在“接触”与“接触+围堵”之间。到小布什政府，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开始在如何围堵中国方面下功夫。
但不巧，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美国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勉强地找到了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共同的“敌人”，即恐怖主义。到奥巴马政府，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策略，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中国咄咄逼人。在国际经济上，奥巴马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要继续保持其“书写规则”的权利，而绝不容许中国拥有这份权利。
的确，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秩序的重要一员、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会很快赶上和超过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让美国异常忧虑甚至恐惧，因为这些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改写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的过程。
为什么美国和西方对中国如此恐惧呢？简单地说，美国这几年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尽管对中国来说，这几个判断是完全错误和带偏见的，但这些判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影响则是确实的。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的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对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
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变化，西方一直抱有希望。在80年代，西方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西方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90年代以来，邓小平所实施的一些重要举措，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西方认为，这些方面的变化构建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胡锦涛时代，西方趋向于接受当时提出的“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即党内民主在先，社会民主在后。
但近年来，西方在这个方面的希望消失得很快。西方的一些精英一方面理解中共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因为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反腐败或是党内反寡头政治，都需要权力集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些促成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概括地说，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权威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的“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殊的“混合经济模式”。不过，西方简单地把中国视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80年代，西方相信中国会从计划经济转型到自由市场经济，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点了。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今天西方所认定的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一、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二、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在西方看来，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的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主要表现在西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冷战式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的言论可以视为是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2018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指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而且坚定实现全球性地缘政治目标的国家”，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
紧接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警告中国，认为中国不应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美国本来就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务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职之前，到处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更是在各个场合把中国“塑造”成“新扩张主义”，似乎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
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对中国来说，绝对不可以忽视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的这三个判断。历史地看，所有国家的重大外交决策，就是建立在对时代和其他国家的判断之上的。实际上，这三个判断基本上也是冷战前美国对前苏联的判断。细读一下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1946年发出的8000字电文，其核心就是这样的判断。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还是盟友，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两国很快就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一、围堵和遏止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二、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三、改变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用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既然西方没有能力围堵遏止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和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止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以及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和中国的新冷战会如何进行呢？这个问题需要去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但不是基辛格本人，而是要去研读他的作品，研读他对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外交史的科学分析和深刻洞见。基辛格在外交上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可以说，基辛格主义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人们可以把基辛格主义归纳为三条：一、无意识形态性，即不要用任何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核心是赤裸裸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二、无道德性，即不要用任何道德观来影响人们处理外交关系，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三、手段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只要能够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能够击败敌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传出基辛格在为新政府设计“联俄抗中”的思路。尽管“联俄抗中”因为特朗普的“通俄门”而中止，但这个思路是符合基辛格的逻辑的。“联俄抗中”要转化成实践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社会累积起来的对苏联（俄罗斯）的仇恨，并没有那么容易消解。今天，“联俄抗中”不提了，但又出现了美国可以发动冷战的“抓手”，包括贸易战、朝鲜核危机、台湾、南中国海等问题。
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赢得和美国的竞争甚至战争，主要还是从中美的武力冲突着眼的。不过，中美两国同为核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的热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概率极低。即使发生冲突，也会只是局部性的，并且不会在本土，而在其他地区。即使像南中国海这样的地方，也不太会发生热战，因为南中国海岛礁是中国领土，攻击南中国海岛礁会被视为是攻击中国本土。对美国来说，武力较量很重要，但武力较量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新冷战。就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成功经验来说，美国也会选择冷战，而非热战。
因此，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化解热战的威胁，更要有勇气和美国打一场新冷战。要从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一旦贸易战演变成为冷战，这会是一场全方位的冷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南中国海、西藏、新疆、“一带一路”、产业政策、开放政策、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成为战场。
地缘政治的变迁可以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些年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国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发现的，自15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16次主要的权力转移，即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有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四次避免了战争。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是相当高的。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导向，目标就是要有意识地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但要避免这个陷阱，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美国开始贸易战，要通过贸易战来拖慢甚至遏止中国的崛起。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吴下阿蒙了，有能力和美国较量了。说穿了，冷战总比热战好。
最后，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