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经济将稳中求进、稳中趋缓
中国经济时报：上半年我国经济取得良好表现，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那么，各位对下半年我国经济走势作何预断？
张占斌：上半年，面对异常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总体上仍能保持稳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国内外环境增大了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走势将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波动，呈现稳中求进、稳中趋缓的态势。
稳中求进好理解，为什么可能出现稳中趋缓？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稳中趋缓是经济周期的一个必然。从经济周期看，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经历低速—中高速—高速—中高速—低速这样的循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GDP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长逐步放缓，都是很正常的经济周期现象。第二，稳中趋缓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从创新周期的历史规律看，一般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时，新技术、新经济就可能应运而生。第三，稳中趋缓是目前国内外环境复合作用的一个必然。总的来说，稳中趋缓会增大我们寻找新增长点的动力，加快我们推动经济转型的步伐。
汤铎铎：我国下半年经济走势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大概率维持原有的低波动趋势，波澜不惊。GDP增长率维持在6.8%上下的狭窄区间，CPI则在1.8%左右，经济结构和增长动能、增长质量均会有所改善。第二是金融。在政策环境稍有松动的情况下，下半年金融业改革和金融部门调整将继续有序推进，金融市场总体趋于平稳，也有可能爆出个别极端案例，从局部逐步释放风险。第三是外部环境。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需要格外关注外部经济环境。中美在经济上的角力会长期化、复杂化，这个要有心理准备，就下半年而言，贸易摩擦仍是最大变数。
冯煦明：我们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整体稳定、略有放缓，第三、四季度分别为6.6%和6.5%，2018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大致在6.6%左右。
中美贸易摩擦扩大的风险是影响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最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贸易摩擦扩大，将会从进出口贸易、汇率、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情绪等多个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届时，经济增速也可能面临下调的可能。
周景彤：展望下半年，从全球经济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再次分化，美联储加息缩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更多变数。从国内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新动能持续增强、经济效益改善，中国经济具有许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增无减，严监管背景下融资渠道急剧收缩，房价过快上涨导致二三线城市房地产政策转向等，对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不小的变数。总体看来，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增大。根据各方面环境和条件分析，预计全年GDP增长在6.7%左右，比上年有所放缓。
多个因素预示下半年经济增速将趋缓
中国经济时报：作此预判的主要支撑因素是什么？
张占斌：一是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困难。收入方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为6.6%，低于GDP增速，这可能使得居民消费意愿出现下降；价格方面，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这一数值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信贷方面，截至5月底，住户贷款占境内贷款的比重为33.58%，住户贷款中的71.77%为中长期贷款，而这些贷款可能大多流向房地产市场，对消费产生挤压，可能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出现下降。二是投资增速继续面临去杠杆的压力。三是进出口持续遭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汤铎铎：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从生产端看，三次产业都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科技创新和新兴业态非常活跃。从需求端看，居民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基建投资虽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出现回升；货物贸易顺差虽然收窄，但是贸易结构持续改善。另外，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好，这是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清醒认识。从“三期叠加”、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最近踏实推进的金融去杠杆，我国近几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可圈可点。现代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管理，正确务实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
冯煦明：从总体上判断，下半年经济仍然会比较稳定，增速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也需要注意到，在一些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下调。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金融扩张周期面临触顶回落的大背景。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部门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逆势扩张。M2与GDP之比由2012年底的180%上升到2017年底的203%；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之比由2012年的169%上升到2017年的211%。2017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强化监管的政策措施，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势头开始得到逆转，金融周期开始触顶回落。
二是中国经济小周期复苏或将迎来下行拐点的大背景。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文献表明，中国经济中大致存在着以三年为周期的小周期波动规律。最近一轮经济复苏周期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而6月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开始边际走弱。
周景彤：从需求端看，鉴于当前我国对内需的重视，正逐步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所以，预计下半年消费有望稳定增长，而在金融去杠杆、强监管背景下，投资则难以明显改观。此外，全球复苏和“一带一路”合作利好外贸增长，但不确定性越来越多。
从生产端看，下半年，房地产政策收紧、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金融严监管持续、环保督察加强等会加大工业生产压力，预计下半年工业生产压力或有所加大。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但弱于上年同期。
下半年经济须重点注意三个问题和挑战
张占斌：下半年经济需要重点注意三个问题和挑战：一是注意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多个国家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近日，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后，澳大利亚、埃及、巴西、阿根廷等多个国家也对我国有关商品发起“双反”调查。二是注意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引发资本大量外逃。三是注意地缘政治冲突触发原油、原料、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
汤铎铎：短期内的两大问题是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去杠杆对我国经济而言短空长多，短期内肯定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可长期看会使得我国经济的增长基础更加健康稳固，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短期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宜过分夸大，不过，长期而言，这是中美经济角力的重要一环，处理不好未来可能会处处受制、穷于应付。另外，还有一个长期的问题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目前虽非迫在眉睫，却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着手解决，不然将来会非常被动。
冯煦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比较突出的挑战。具体到下半年，有三个领域存在突出风险，值得高度关注、密切防范：一是信用违约传染扩散风险。某些规模较大、牵扯面较广的信用债违约个案可能传染至其他相关企业和金融机构，引发局部地区的小规模金融风险。二是实体企业融资断崖风险。在金融强监管环境下，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所谓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剧烈收缩。传统上依靠非标途径进行融资的实体企业将不得不寻求新的融资渠道。届时，这些原本就被标准化融资渠道排斥在外的企业将可能出现融资断崖。三是外部冲击可能诱发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风险。美国经济目前势头强劲，处于上行周期；美联储在坚定地推进加息和缩表，致力于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美元指数由4月初的90升值至95。美联储加息缩表已经引发了国际市场上美元流动性收紧，导致美元回流，对其他国家货币造成了负面冲击。如果下半年宏观经济转冷，国内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的分歧势必加大，届时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可能再现，资本外流的压力也可能再次增强。
周景彤：尽管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但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有所上升，国内各类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还需要特别关注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一是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增大经济下行压力。二是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大，甚至再现“一房难求”的现象。房价过快上涨不仅会影响楼市调控效果、降低调控政策公信力，长期还会降低民众福利、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削弱经济竞争力。三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增无减，隐性债务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式多、增速快，积累的局部风险不容忽视。
宏观政策将以“稳中有进”+“精准实施”相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在对下半年经济运行走势预判的基础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如何调控？
张占斌：下半年我国经济可能稳中趋缓，为此将可能采取“稳中有进”+“精准实施”的宏观政策。“稳”体现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目前，全球正处于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步伐之中，过去“灌水式”的积极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存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应尽量与国际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外紧内松”的货币环境。
“进”体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方面，需要继续推行减税降费，强化“放水养鱼”意识，在全球减税浪潮中进一步研究出台其他减轻企业负担政策措施；财政支出方面，须更多地投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重点领域改革，提高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保障。
“精准”体现在结构性调整。目前很多问题不在总量，而在于结构。去产能要从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造船、化肥等细分行业或产品着手；去库存要从三四线城市、小县城入手，同时根据人口规模与增速适当降低房地产开发速度；去杠杆要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降成本要从减税清费着手，尤其是清理不合理的收费；补短板要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按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对保护生态环境作出不同标准的要求，按不同节奏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汤铎铎：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看点是如何在金融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发出清晰信号，明确表明坚持金融去杠杆的立场，不能犹犹豫豫，致使市场各方存在侥幸心理。其次，面对市场和舆论压力，比如某些市场主体会“死给你看”，舆论中“改革倒退”的论调等，政策制定者要做到心中有数。一方面，不能在利益攸关方的压力和“游说”下轻易妥协；另一方面，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置稳增长目标于不顾，放弃使用总需求管理政策。因此，下半年不管是“放水”还是包括减税在内的财政刺激，一定程度的宽松是有空间的，不过，不能据此认为金融去杠杆已经退出甚至反转。
冯煦明：当前，宏观政策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应当放在防风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经过过去几年时间的政策发力和市场的自发调整，重点行业去产能、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均取得显著成效。结构性去杠杆任务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完成，部分领域、部分地区、部分经济主体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对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去杠杆政策的结构性，区分“好”的债务与“不好”的债务。去杠杆政策应是结构性的，而不能“一刀切”。对于生产率低下、资不抵债、不符合经济转型提质增效大方向的“僵尸企业”，要大胆地去杠杆，允许其违约、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破产重组。但对于健康企业，乃至虽暂时遇到盈利困难但前景光明的企业，则要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性融资需求，容许其杠杆率的合理适度上升。
第二，在保持去杠杆政策定力的同时，辅之以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环境。去杠杆应当更多地从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微观市场主体的市场化行为实现，辅之以微观政策干预，定向清除“有毒资产”。去杠杆应该交给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尽量避免直接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特别应当注意的是，由于去杠杆本身会对宏观经济造成紧缩效应，这时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尤为重要，从而为实体经济营造较为稳定的流动性环境。
第三，完善破产重组机制，防止“僵尸企业”不良债务越滚越大。对于“僵尸企业”，应当果断地允许其进行破产重组，而不是靠着政府信用的隐性兜底任由其债台高筑，无谓地消耗金融资源，积聚金融风险和财政压力。建议在法律框架上完善破产重组机制，推出若干项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示范，提高《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意义。对于企业破产后的人员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应通过强化失业保障体系、贫困家庭救助体系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来化解。
外部风险也应密切跟踪关注。主要是两点：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扩大化的风险；二是在美联储加息缩表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大范围经济危机的风险。如果外部环境恶化，那么国内的经济政策也应当及时作出调整。
周景彤：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快支出进度，优化支出结构，着重稳定经济增长、促进高质量发展。第一，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第二，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第三，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货币政策将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防范由于处置风险而引发新的风险。一是加大公开市场贷币投放力度；二是再次出台定向降准政策；三是保持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基本稳定，避免金融机构负债成本进一步上升；四是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政策方向、工具实施力度的协调与配合，避免各类政策叠加带来的不利影响。
多措并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应该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张占斌：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精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实体经济；二是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力；三是“结构性”“高质量”扩大内需；四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汤铎铎：短期而言，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在于打赢“三大攻坚战”。首先，在金融业膨胀和金融体系复杂化背景下，继续坚持金融去杠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会让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其次，除了精准脱贫而外，应该推出更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政策，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均衡。最后，也要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可持续。
冯煦明：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特殊阶段，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很重要，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很重要。不应把增速和质量对立起来看，两者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要向质量要增速，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主要蕴藏在产业升级、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必要的，质量提升要在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实现，大量的社会矛盾也要在中高速经济增长中化解。就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而言，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这里分别着重强调两点。
在供给侧，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多管齐下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科技人才聘用评价、科研资金使用、科技成果所有权收益权等方面打开制度枷锁，探索更为灵活的制度安排，给科研人员更充分的激励。要激活知识产权市场，加强产学研交流合作，允许和鼓励科技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跨界流动，避免闭门造车、专利沉睡的现象出现。
在需求端要释放需求，重中之重是加强住房、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的民生建设，把居民消费需求从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下解脱出来。我们建议启动“二次房改”，探索实施政策性和市场化分配相结合的房地产发展体制改革，灵活运用房地产基金、长租房等创新形式实现“房住不炒”。要增加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优化供给结构，切实化解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