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遇到的贸易战，出口不确定，股市、币值波动，以及国内生产过剩放缓的压力很大讲，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已经迫在眉睫。怎么办？
看了许多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都提出未来增长速度不会太高，下行压力较大，提出速度可以不追求了，关键是效率和质量。显然，以这种心态应对局势，可以讲，就是自动放弃和认输。有的认为中国到了全要素生产率和GDP增长速度从高速到中速转折时刻了，以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但是，技术进步，突发性的增长潜力，什么时候获得，现在就能来吗？谁也不敢保证；而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减少居民收入，生产相对扩大，可能使供给更加过剩。有的认为要素在国有和民营经济间错配，增长潜力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了几乎40年，到现在也好像没理顺，谁也不敢保证重点放在国企改革上，就会把增长潜力马上拉起来。有的用模型较细致研究中国数据后，政策建议提到降税负社保负担和费率，减少政府干预，推进城市化，促进人口流动，宅基地适当交易，控制金融风险等。但是，似乎正文分析与后面给出的政策建议之间，没有逻辑联系，没有精准的针对性。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可能存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许多研究者忽视了这一新古典主义模型暗含的假设和条件：较为竞争的市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所有要素价值可以表达，在市场上平等交易，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大部分文献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些假设和中国体制的特殊性。
于是缺陷在于，费了很大的研究精力，但没有说清楚，增长的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些模型暗含的假设和条件，大部分与体制有关。能不能另辟蹊径，将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重点放在假设条件的差异上呢？能不能从体制改革中找增长的潜能呢？
即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假设条件还原法研究中国的生产率和GDP增长，这样，以精准的改革寻找增长潜力，可能比较靠谱。
国民经济运行及增长机理描述、速度与效率症结发现、对应地制定方案，进行改革和出台政策，改善问题部位，增强增长潜能，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假设条件还原分析法的目的。
从假设条件还原看，如果与东亚经典模式为参照，并同发展阶段比较，中国存在TFP水平低、未富先老、未强先衰，传统工业化进程结束过早，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增长时间缩短等问题。其重要症结部位在于：人口计划生育的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过高，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土地要素的产权和配置受到干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
这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TFP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部位是，人口增长放缓和老龄化，政府转移了企业正常的投资能力，劳动力要素配置严重错位，农村土地没有资产、财富、收入和GDP效应，资源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错配；由于人口增长和结构收缩，劳动力转移受阻和土地财产性收入受到干扰而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发生了制造业投入产出要素利用率不足的负TFP；而企业投资被政府挪用，国有企业低效率，也是TFP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原因。
当然，凯恩斯主义和货宽松派的学者认为，还是要上项目、搞基建、扩投资、放货币、增信贷、加杠杆，拉动经济增长速度。他们甚至反对扩大消费，或者不屑一顾。然而，从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看，20世纪80年代，1亿投资可转化4000万元劳动者工资，现在交通投资转化降低到了15%，房地产降低到了25%。扩大最终消费的功能越来越弱。主要以此来支撑增长，资产和消费品价格会不会过度上涨，金融体系会不会不稳定，生产过剩会不会加剧？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还是要从突破性改革获得增长的强大潜能。
因此，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和结构收缩影响的增长在20年内无法解决外，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关键部位的逻辑举措和行动在于：
（1）将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过28%的水平上。调低企业增值和所得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实行综合家计扣除，降社保费费率，清理各类行政收费；在财政供养上定岗定员、限定行政经费比例，有多少钱供养多少人，不得收费，包括所谓的收支两条线养人。
（2）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以身份证和社会保险号进行人口准入、活动和注销管理，废除和取消城乡和区域分割的户籍管制，清理和废止新进人口进城的各种行政准入障碍；为新进城镇的人口提供均等公平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平抑房价，并给农村进城的人口提供廉租住房；采取农民人口进城留地政策，集体不得对其强行再分配，政府不得以压低农民各种土地，并强征，换取所谓的社保，城镇户籍，或者城中住宅；通过土地产权和年期改革，使城镇过剩的资金能够投入农村和农业。
（3）还原农村土地的价值表达，恢复其资产、收入、财富和GDP功能和效应。农村各类土地在坚持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一级使用财产权确权给农民，新的集体经济可以以农民土地自愿估价入股的方式组织；各类土地使用年期延长至500年；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均可以在平等和公平地市场上交易，并有入股、出租、抵押和继承权；政府通过规划进行土地用途管制。
（4）形成国有企业经济与民营经济间资金分配的价格和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与民营企业贷款资金损失一样，如果国有企业发生坏帐，同样终身追究银行信贷评估、审议、决策等各环节责任人的适当罚赔、行政纪律和渎职刑事责任，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销售市场、盈利能力等等，应当由银保监会组织第三进行评估，对标准差的，特别是僵尸国有企业立即停止继续贷款，进入破产、重组和重整的程序，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给以继续贷款的，由财政部门进行担保，最后由财政支出来消化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各国有、股份制、城商、农商等银行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价格，不得有所有制歧视，不得收取额外服务费，不得通过表外渠道、贷款公司、国企财务公司等转贷放款，抬高民营企业实际得到贷款的成本；高法立即废除民间借贷高于银行基础利率四倍合法的司法解释，银保监会尽快根据借款期限制定按照时间长短限定民间借贷资金价格水平的条例，将民间高利率、高回报、赚快钱、一夜富、疯赌博的狂潮降温平稳下来，彻底扭转全民以钱赚钱来挤压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疯热局面。
整体上降低政府分配GDP的比例，可以给企业多留投资的资金。防止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出口需求相对收缩，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时，企业因不能转移各方面的高成本，包括高税费负担，造成大面积亏损、关门和倒闭。稳住企业生产、稳住劳动力就业、稳住居民收入、稳住消费需求、稳住经济增长，避免大规模失业、避免居民收入下降、避免市场需求更加恶化、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避免陷入高税费负担导致高失业率，高失业率造成社会稳定风险加大，社会稳定风险加大需要更多社会管理人员，增加管理社会人员需要更多财政支出，更多财政支出造成更严重失业…的恶性经济社会循环之中。
国有企业虽然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受其体制成本和资本有机构成特征决定，在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等作用方面，远不如民营企业。而通过要素配置歧视放贷和利率体制的改革和规范，创造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的融资环境，可能要比将主要精力放在存量国企改革的纠缠之中，更加重要。从目前国民经济遇到生产过剩、需要稳住就业、国内消费需不足等问题看，将更多的资金和土地等资源公平地配置在民营企业中，对增加城乡就业、稳住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缓解生产过剩，应对出口不确定性冲击，有着关键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从过去体制扭曲造成的问题和国情看，2017年中国城镇户籍居民只有43%不到，农村户籍人口还有9.3亿人口。7.76亿就业劳动力中有27%左右，即2.1亿劳动力从事农业，有2.86亿农民工，较稳定地在非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只有2.8亿，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6%。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只有31935元，而非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则高达132237元。这部分农业和不稳定就业的64%的劳动力，他们的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下部，以及低收入层次之中。如按照2017年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其中城镇户籍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00元，非户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00元，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432元。
农业就业和非农业就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比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和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1.833∶3.059。这样大的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扭曲，以及不同身份居民间的收入比扭曲，说明我们过去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干扰导致了劳动力要素配置，形成了劳动力的淤积和半流动。与东亚经典模式地区相比，他们在同发展阶段时，没有这样大的差距。这也说明我们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和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还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差。也表明，如果改革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还会有增长动力的释放。
实际上，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大，而农村居民收入主要由务农和在城镇乡村务工收入构成，财产性收入比例非常低，原因在于农村各类土地没有使用财产权，不是资产，不能吸纳资本增值，没有财富和财产性收入效应。比如，2017当年建设用地出让338万亩，出让平均价格为147.59万元/亩，合同价款收入4.99万亿元，如果40%分配给集体，集体提留其中的15%，农村居民应当分得1.7万亿元，按照农村居民收入82%的消费率，应当有近1.4万亿消费需求能力。但是，体制使然，农村居民没有这一应该有的巨额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突破性地改革农村土地使用财产权，会扭转这一价值表达和财产性收入的扭曲，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而从TFP和投入产出分析看，农村土地产权和配置体制的改革，将目前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变为资产，可以吸纳城镇过剩的资金向农村、小镇和城郊，以及农业流动，资产的增值和财产性收入效应，可以强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并且改善土地资源配置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消费需求，并对经济增长注入较强的推动和拉动力量。
与东亚经典发展模式地区比较，中国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它们同期高一半，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从经济学道理上讲，这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生产供给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平衡。
从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的循环看，只有上述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GDP增长速度的支撑、稳住和加快，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在GDP中的比例，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过剩，一方面消除消费需求不足导致要素利用率降低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另一方面，也基于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来拉住和拉动经济增长速度趋于稳定。
其方案概括地讲，就是通过上述关键部位的改革，充分地利用规模很大的普通劳动力资源，使他们在劳动中创造财富，在创造财富中分配收入，土地改革使他们得到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水平提高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中低收入人口扩大对工业品和居住条件的消费，缓解生产过剩，延长工业化时间，在一个人口还未特别老化的8到10年中，努力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中国人口未太老化前的富裕，争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作者认为，如果中国对于减税降费、信贷机制、户籍迁移制度，特别是农村土地体制等方面，有个明确的改革方案，并确实要实行，公布于众，将会极大地提高投资者和公众的预期和信心，提振股市、稳住资金流出，稳住国内产业不过度转移，稳定住人民币币值，将会稳定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
当然，考虑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老化，币值可能的波动，出口的不确定性，现有城镇和农村要素模块之间劳动力和资金流动的客观淤积和梗阻等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如果上述改革方案对速度支撑还不能够保证，可以考虑调节水资源的地区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新的发展空间，增加第三要素模块，盘活和疏通现有城乡要素模块中淤积和过剩的劳动力及资金等要素流动和再配置，抢在人口还没有严重老龄化，还能够迁移和流动的窗口期实施，这样对未来8到10年中实现中高速增长加一个战略性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