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近来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中美关系转型伴随着多方面风险和挑战，也反映世界发展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分析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性质和走势，认识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和可能面对的重大挑战，妥善运筹大国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对积极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8年6月1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次日，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正式展开大规模贸易战，并且都拉开架势做好全面升级的准备，这在和平时期的世界经济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为之震动。中美贸易战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开场，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双方经济利益之争的升级，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自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这种转型的动因，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上。
第一，美国朝野人士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两党、左中右各派对华认知总体呈负面化一边倒态势，其最重要的共识是：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1] 中国并未按照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抱有的期望发展，即随着逐步融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西方期待的方向发展。[2] 特朗普总统前战略顾问班农对此表达得最为直白，称自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精英们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待，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民主状况将得到相应改进。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苏联东欧阵营解体期间由美国及其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班农认为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中国制定的发展目标与西方的预判背道而驰，“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3] 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攻击中国是世界上“掠夺性最强的经济体”，称中国谈论“开放和全球化”就是个“笑话”。[4]
第二，美国对华认知的负面化趋势与战略界对国际形势主流看法的基调形成呼应。美国战略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冷战后一度出现的“大国礼让”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已成为过去，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准则。原因在于，威权主义对手从未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完全调和，而只是迫于美国和西方的强势地位勉强接受。现在中俄所代表的威权主义势力正利用其相对有所增强的力量，从东亚到中东和东欧的各个地缘政治关键性地区挑战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由于受到挑战的区域秩序是后冷战体系的基础，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在“自下而上”地颠覆后冷战体系。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各自地区推行的地缘“修正主义”，使大国竞争日趋紧张激烈，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等冷战现象回归，也使围绕国际秩序和全球规则的冲突加剧。尽管大国地缘政治斗争还没有达到20世纪那么剧烈的程度，但世界正回归大国冲突的历史范式。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进行战略性而非策略性调整。[5]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在主基调、战略定位与策略方法上与上述美国对华认知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党政军情各部门随后发布的其他文件，均认定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称中国和俄罗斯为地缘“修正主义”国家，并将地缘“修正主义”、“流氓国家”（主要指伊朗、朝鲜等）和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6]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强硬派在特朗普内阁团队和国会中全面占据上风，温和派噤若寒蝉。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是，美国必须放下幻想，面对挑战，采取多种方式制衡中国崛起。美国强硬派笃信美国有能力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在强硬派占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以强化竞争为主，兼顾合作为辅，对华施压力度明显上升，在经贸问题上极限施压，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触碰中国底线，在地缘政治上以“印太战略”加强制衡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联手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可以说已从“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将中美经贸问题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国贸易战本质上不同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或经贸纠纷，因为后者主要是利益之争，而中美之间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变化对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最突出的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面，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风险。自两国建交以来，甚至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始终面临各种结构性矛盾干扰，但从总体看，两国关系相对平稳的大局始终没有被打破，双边关系一直在“斗而不破”的总体态势中持续向前发展。中美关系能够长期保持“斗而不破”，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都有一块“压舱石”在发挥作用。冷战时期，联手抗衡苏联的战略需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冷战结束后，基于经贸合作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快成为新的“压舱石”，并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对稳定两国关系大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趋于弱化。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并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被美国视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此番贸易争端如能顺利解决，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仍可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解决不顺利并引发大规模贸易战，两国关系失掉“压舱石”也就在所难免。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中美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另一方面，失掉“压舱石”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影响重大，最突出的问题是能否继续保持“斗而不破”。国内有一种流行多年的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种看法放在过去不无道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关系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客观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于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合适需要打问号。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竞争加剧，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双方都更加需要用扩大合作、加强相互依存关系来平衡结构性矛盾的负面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此时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原本相互依存很强的利益环节在弱化甚至在脱钩，会使中美冲突的成本下降、风险上升，两国管控许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困难。从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态势看，“好也好不到哪去”似乎不是问题，但“坏也坏不到哪去”越来越成为问题。总体看，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斗而不破”，关键取决于以下三大考验。
二、中美关系转型面临三大考验
中美关系未来能否保持“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谈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涉及的一个老问题。从近来大的变化趋势看，老问题有了新内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在上升。
首先，双方战略目标对立愈发突出。尽管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前后就开始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华战略压力，但直至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高度评价同中国“前所未有的合作”，称中国为“战略伙伴”。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一改以往对中国的定位，称之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首次将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界定发生根本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对华认知，而且是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主流看法。美国朝野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十九大制定的民族复兴目标是要取代美国霸权地位，以牺牲美国和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为代价，谋求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使美国再伟大”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冲突。战略目标的冲突使中美关系中潜在和现实的对抗性增强。
其次，双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双方走向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基础。特朗普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反复后走向强硬，与美国舆论界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键时刻，班农在白宫外保守派媒体上号召盟友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随后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面对的批评和压力陡增；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鲁道柏（Lou Dobbs）攻击白宫的“全球主义阵营”允许中国偷走美国知识产权并维持庞大的贸易赤字；《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特朗普同中国的贸易战休战：中国赢了》；[7] 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尼恩起草了一份有27名参议员签名的信，警告政府不要在执法行为上对中兴妥协。这些攻击使特朗普政府再度转向，最终出台了四十年来最为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8] 上述情况说明，在特朗普政府转向强硬对华贸易政策过程中，美国保守派势力的胁迫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美之间的争端和矛盾，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在中国社会舆论界同样有增无减。国内学界某些人士提出的“中国实力全面超美论”、舆论界某些影视作品对中国实力脱离实际的拔高宣传，不仅误导国内民众，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扭曲，强化了美国保守势力恐华厌华心态，对中美关系向消极方向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中美贸易战如果持续并全面扩大，带来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双方经济损失的加重，而且是战略层面的冲突。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意味着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失效，那么贸易战全面升级、无限扩大必将导致双方经贸完全脱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不复存在。失去了相互依存，双方在发生冲突时付出的经济成本几乎归零，中美在安全领域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引发双方正面冲突将变成大概率事件。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要避免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冲突，最有效的措施是双管齐下，同时运用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管控矛盾：积极方式就是通过做大蛋糕、扩大共同利益来淡化双方利益分歧；消极方式就是加强相互威慑。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最好的方式是依靠前者，只有在相互依存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单纯依靠增强威慑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在核大国之间即使有效，能够避免热战，也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即落入冷战陷阱。
（二）冷战陷阱
冷战陷阱是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近来，东西方不少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俄罗斯之间已经陷入第二次冷战。[9] 尽管有关看法和结论值得商榷，但从中美关系近来出现的许多迹象看，这一担忧并非无稽之谈。
冷战陷阱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与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其副产品。当大国利益冲突不可调和、陷入对抗，但双方又无法承受相互摧毁的后果时，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后果就更可能是大国之间的冷战。其二，冷战陷阱涉及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对立并不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冷战，如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大国之间依然可以寻求有限的合作，如二战时期苏联与英美结盟，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联手抗衡苏联。但意识形态对立的大国之间一旦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在热战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冷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涉及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对中美贸易争端问题，美国朝野强硬势力占上风，并不单纯出于争利考虑，更重要的是维护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和价值体系。在这一点上，中美贸易争端与美欧、美加甚至美印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本质区别，后者基本是利益之争，远没有中美贸易问题那么复杂。正因如此，尽管美欧之间也存在贸易分歧，但近年来在一系列对华问题上仍形成统一战线：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重点经济主体和市场资源配置均由政府直接控制或间接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10] 指责中国通过限制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等方式进行不公平竞争；声称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手的崛起正在颠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11] 呼吁联手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成为冷战的前奏。“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战至少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与盟国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对美国自身伤害会很大。贸易战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降下来。一旦实现贸易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可开始。”[12] 以上分析和提醒不无道理，中美贸易战如仅以当前有限规模（500亿美元）展开，以妥协告终，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影响不大；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近乎必然导致冷战。
（三）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风险来自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是美国世界经济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霸权稳定理论奠基者之一，也是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2017年1月，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论，意在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担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被重新提出后，引起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但在中国还不太为人重视，或许人们认为该理论与中国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金德尔伯格陷阱如果存在的话，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还有中国，因为该理论本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会如何影响世界稳定，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主要讲大国冲突如何影响世界稳定，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主要讲大国合作与权力交接问题对世界稳定的影响。而大国间的冲突与合作，向来是同一个问题相关的两面。当今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上的表现都很突出，也很复杂。在中美关系冲突因素上升、合作空间下降的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现实意义就更加显著。美国在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面临能力和意愿下降问题，中国在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责任方面则不仅存在能力与意愿问题，而且面临非常棘手和严峻的形势。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从国际多边机制中局部“退群”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有必要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答案是中国既不能全面接盘，也不能一概拒绝。前者会给中国带来背不动的负担，后者则会令中国面对“不负责任”的指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某些问题上中国需要也可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如推动更加开放包容的多边国际合作；有些则是中国替代不了的，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无法替美国做特朗普政府拒绝做的事情。
在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方面，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还不是如何填补美国“退群”引起的公共产品缺失，而是如何应对美国“另起炉灶”重构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从国际多边机制有选择的“退群”并不意味要重回孤立主义，而是要绕开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现行体制另搞一套新体制，使现行体制边缘化。近期特朗普总统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上首次提出G7国家经济一体化（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该方案已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认可。鉴于G7几乎占世界经济的一半（48%左右），此方案一旦实施，并吸引更多发达经济体加入，WTO将被边缘化，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多边国际秩序中的竞争力都将受到严重冲击。如何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给中国带来的更严峻的挑战。
上述三大风险表明，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形势严峻，发展前景中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不容乐观。
三、中美关系转型折射当今世界三大潮流
中美关系能否超越上述三大陷阱有许多不确定性。作为当代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转型的动因和影响均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逻辑和范畴，与当今世界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转型既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产物，反过来又将直接影响当今时代的有关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一）中美关系折射全球化转型趋势
中美关系的变化从一个重要视角反映了全球化的转型发展趋势。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新问题，如今这个问题从贸易摩擦转为贸易战，说明问题由量变发生了质变。质变的原因除中美双边因素外，还离不开逆全球化风潮这个国际大背景。逆全球化风潮是全球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结果，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化应有的普惠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造成此轮全球化发展空间与可持续性日渐衰减，全球化的转型势在必行。[13] 当前逆全球化仍在升温，中美贸易战，美国同欧洲多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说明逆全球化风潮仍很强劲。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风潮已经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共识，即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全球化要不要转型，而是如何转、朝什么方向转。这表明逆全球化风潮应对得当，也可以转化为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退群”并非要全面退出全球化，而是要通过另起炉灶，将其认为“不再公平”的全球化机制彻底边缘化，全面重塑全球化的规范和秩序，再造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不过，全球化转型的方向之争已经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美欧日等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现有全球化体系中的公平竞争。这是影响全球化命运、事关全球化转型方向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中美贸易争端中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可见中美关系转型与全球化转型存在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新兴国家和西方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能够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或妥协，则全球化转型有望顺利进行，中美经贸争端也有望缓解。否则，WTO等机制代表的现行全球一体化国际秩序几乎注定要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一体化集团为一方，以新兴国家构建的合作机制为另一方，加上若干区域性合作机制的集团化和碎片化的国际秩序。
（二）中美关系反映全球社会转型趋势
讨论中美关系转型，几乎不能不提所谓的“特朗普现象”，进而使人联想到当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潮，因为特朗普当选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产物。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反过来对分析“特朗普现象”和认识中美关系变化与转型是有帮助的。
从当前形势特点和历史经验两方面看，民粹主义的兴起不是短暂的偶然现象，而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在全球引发社会转型的产物，其深刻性在许多方面堪比甚至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给各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民粹思潮近年来在西方社会更为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是西方社会特有的局部现象，而只是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要先于其他地区，当然西方的社会舆论环境也为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催化剂。
民粹主义思潮最典型的表现是民众对所谓社会精英的说教兴趣下降或不再信服。这并不是由于当今社会精英的认知与说服能力不如以往，而是由信息革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和冲击日新月异且异常深刻，由此产生的问题与困惑层出不穷。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例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会反过来控制人类，由于给出答案的条件尚不成熟，即便是社会精英或业内权威人士也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预判。在一个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社会精英的认知跟不上形势变化，往往会形成社会权威失落期与民粹思潮高涨期。世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曾经出现过类似状况。工业革命从英国到欧洲，再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时代，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司空见惯的许多行业和职业消失或大幅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曾见过的只属于工业文明的新兴行业与工种。这种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过程，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扭曲，给经历者心理和认知上造成过许多彷徨和茫然。
为解决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人们也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探索过程，对各种社会变革方案进行过尝试，这个过程伴随着许多痛苦和动荡，引发过惨烈的国内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然而，一旦人们逐渐认识和找到适应时代变化的正确途径和方式，社会转型最终带给人类世界的是进步。当今时代变革的深刻程度和持续历程在许多方面可能超过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有关研究预测，未来一二十年，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数十种行业如出租车司机、律师、证券市场传统职业等可能消失或大幅萎缩，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至2030年，自动化将使许多行业中超过73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14] 世界各国出现反映时代变革时期各种困惑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动荡，可以说是必然趋势。与19世纪和20世纪不同的是，信息时代社会精英权威降低、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引导力下降的同时，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社会沟通，民粹思潮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活跃，对社会舆论更具影响力。
从历史纵深视角考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转型及其伴生的社会思潮变化可以发现，如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并未导致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一样，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民粹思潮也并不意味着所谓“西方之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是常态。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变革给一个社会带来动荡的同时，更多还是机遇。一旦适应了时代带来的变化，社会就会进步，彷徨困惑引起的动荡就会逐渐平息。这种历史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对分析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社会的影响也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社会在变革时期形成的社会躁动，通过所谓“特朗普现象”也折射到中美关系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认识中美关系转型与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中美关系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提醒我们警惕中美关系转型过程中蕴含的巨大风险。由工业革命推动兴起的社会变革，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掀起巨大动荡、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是否能够更加理性、平和地驾驭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变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美两国对解决好这个问题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和义务。当世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中美两国之间理性处理业已展开的道路之争、制度之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中美关系转型与多极国际政治不稳定特征
中美关系深刻变化第三个深层动因来自世界多极化趋势。战略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即美国对于力量与其最接近的追赶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追赶者经济规模接近或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通常被视为临界点，凡接近临界点的国家都将受到美国的强力打压。从二战以来美国国际战略发展历程看，此说并不确定。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加大打压力度时，日本经济规模大体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但若将上述经济规模临界论用于解释美苏发生冷战的原因则是不成立的。因为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规模超过全球一半，美苏两国经济规模悬殊很大，但这并未影响美苏两国因为其他因素而展开冷战。尽管如此，从国际竞争逻辑看，追赶者缩小与被追赶者的差距会使后者感到紧张，是说得通的。中美矛盾加剧，与双方力量消长有直接关系是可以确定的。这说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会加剧大国竞争，增加国际政治的不稳定。
长期以来，世界多极化作为新兴国家抵制霸权主义的一种概念，在国际秩序的塑造上更多被赋予积极意义，与所谓国际关系民主化几乎等价。由此演绎出的理想化的多极世界固有其追求价值，但多极世界不会自发带来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仍将取决于大国政治。从历史经验看，如果多极化世界不能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规范秩序，或者已有的国际秩序对规范各国的行为不再起作用，则多极化给世界带来的动荡更加值得关注。
多极化下的大国竞争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单极或两极世界：一是大国竞争更加重视力量平衡，因为在多极世界，影响力量平衡的因素增多，力量平衡游戏变得更加复杂。二是大国竞争更加崇尚实力。力量平衡这个词听起来很中性，似乎无害，但一个完全依靠力量平衡维系的世界实际上很可怕，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标准、唯力是从的世界，强权就是真理，国际政治将回归丛林社会。三是由于合纵连横空间扩大，敌友关系调整将更加频繁，权力平衡体系将变得脆弱多变。基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想化的多极世界与一切回归强权的多极化世界，在理论上是多极化趋势的两个极端，在可预见的未来，两者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多极化趋势实际带给世界的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状况，问题只是离哪一端更近一些。从当前情况看，一方面是现行国际规范秩序作用在弱化，另一方面是多极化趋势在强化，这意味着对多极化带来的动荡与不确定因素不可低估。这对分析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尤其重要。
对中美竞争的前景，国内外主流看法认为总趋势的确仍对中国有利，时间在中国一边。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中美竞争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在增多。首先要认识到，多极化趋势正加剧中美竞争，尤其是正在深刻改变美国对华态度和与中国竞争的方式，而这将使中美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以下几个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
第一，中国在量和质两方面追赶美国被迟滞的可能性在增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速度趋于放慢将不可避免，不可能延续前三十年的轨迹。在美国和西方全面加强控制对华科技输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质量上追赶美国将面临更多困难。反观美国方面，多极化至多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轻易使美国丧失第一强国地位。从近中期看，美国经济向好势头可望持续，就业率、股指、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创新高，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优异，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美国债务压力虽有所上升，但里根政府时期的经验表明，只要经济基本面向好，加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债不会给美国发展造成大问题。民粹思潮虽有撕裂美国社会等副作用，但也有助于美国摆脱“历史终结论”带来的自满情绪与思想僵化，对推动美国社会变革、缓解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积极作用。此外，美能源独立后，在控制国际能源价格方面收放更加自如，一方面通过操纵中东地缘政治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缩表，在全球吸金，给新兴经济体造成资金外流和输入性通胀等多重压力，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经济下行压力。从中长期看，美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未来二十年仍可望稳居世界第一。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趋于收窄。
第二，在多极世界的力量平衡游戏中，尽管中美在战略布局和运作策略上各有千秋，但美国占据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从历史经验看，世界近现代出现的所有均势联盟针对的都是欧亚大陆的霸权国家，而不是欧亚大陆以外的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荷兰的制衡联盟，却反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制衡联盟，因为法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18世纪末和19世纪末是英国综合国力臻于鼎盛时期，但并未出现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反而先后形成了针对拿破仑帝国的反法联盟和针对十九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的制衡联盟。[15]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反倒最终形成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制衡联盟。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并非一种特殊现象，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有一定不确定性，但从上述历史经验看，可能性不太大。
第三，美国在全球有其主导的庞大同盟体系，而中国目前奉行的是结伴不结盟政策。如果要在力量平衡游戏中争取主动，相对而言前者更有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平衡美国这种优势的因素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国内也不乏中俄结盟的呼吁。然而，尽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十余年来在制衡美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俄战略协作的作用也有其限度，不足以用来平衡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俄双方有战略上相互借重的需要，但都没有结盟的需求。从地缘战略传统看，俄国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以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不论政治上有什么差异与摩擦，在地缘战略利益上与后者往往相当接近，核心就是防止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强国主导欧亚大陆上的国际秩序。[16] 我们无须怀疑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性与可持续性，但对于被近现代历史一再验证有效的历史经验教训，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家在同俄罗斯交往时都应该牢记。
四、结语
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最后一道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事关中国外部环境全局，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客观评估中美关系对形势的影响。如何妥善驾驭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转型既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产物，也是这种历史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人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中美关系的转型和变化反映了世界发展趋势和历史潮流，具有必然性。不论我们乐见还是担心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都必须坦然面对，并用积极态度应对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美关系转型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转型中的三大风险及其反映的世界发展潮流，集中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即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双方在市场、资源等问题上的利益平衡问题，而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表明，在既定的国家体系中，大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通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17] 这一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中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将对方互相视为对手的时候，如何在强化竞争的同时避免冲突就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和紧迫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中美不能在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避免冲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中美战略界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消极和悲观情绪上升的重要原因。
然而，强调历史经验，关注中美关系转型蕴含的风险，并非为了强化悲观情绪，而是为了寻求超越大国冲突的有效途径。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冲突和对抗未必是中美关系的必然结局，差异和竞争也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18] 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必须在国际秩序发展方向、在世界向何处去问题上加强沟通、寻求共识。在绵延数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美两国被视为“沿袭了不同道路、但均在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级大国”，[19] 双方现代化之路虽各具特点，但也不乏深层共通性，存在互学空间，更有互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习近平倡导的“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20]对中美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是双方在国际体系问题上寻求共识的必经之路。未来如在这方面能够取得积极进展，对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化解中美关系转型各种风险、引导国际秩序健康有序调整均具重大积极意义。当然，这需要中美双方在政治和哲学高度以更加积极的眼光审视对方的经验、成就与思想文化，而不是紧盯双方的差异或放大对方的缺陷和问题。
【完稿日期：2018-6-30】
【责任编辑：李 静】
[1]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2-13/china-reckoning.（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2] “美国对华政策激辩：我们误判了中国”，凤凰国际智库，2018年7月4日，http://pit.ifeng.com/a/20180704/58978941_0.shtml。（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3] “班农关于中国事务演讲全文”，微信公众号“中美学者智库”，2017年11月28日。
[4] Mike Pompeo, “Remarks on America’s Economic Revival,” June 18, 2018,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6/283305.htm.（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5] Hal Brands and Eric Edelman, “Americ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Upheaval,”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1,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the-geopolitics-upheaval-21258; Elizabeth C. Economy, “China’s New Revolution,”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4-17/chinas-new-revolution.（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5.
[7]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is Over for Now, China W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rumps-trade-war-with-china-is-over-for-now-china-won/2018/05/22/aba97b3e-5ddb-11e8-a4a4-c070ef53f315_story.html?utm_term=.38a35227b6aa. （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8] “‘Get Moving’: How Trump Ratcheted Up the Trade Battle With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get-moving-how-trump-ratcheted-up-the-trade-battle-with-china-1528383547.（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9] Mich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5, 2018,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vs-russia-china-welcome-cold-war-ii-25382; 郑永年：“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联合早报网，2018年4月24日，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80424-853336。（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10] Joshua Kurlantzick, State Capitalism – How the Return of Statism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Big Shift – How American Democracy Fails Its Way to Success,”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8.
[12] 郑永年：“技术冷战与中美冷战的序曲”。
[13] 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页。
[14] Austan Goolsbee, “Public Policy in an AI 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4653, May 2018, http://www.nber.org/papers/w24653.pdf.（上网时间：2018年6月28日）
[15]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3页。
[16] 吴征宇：“‘制衡’的困境”，《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1页。
[17] [英]克里斯托尔·科克尔：《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卿松竹译，新华出版社，2016年1月，第36页。
[18] 王鸿刚：“中美治国理政经验互鉴：初析与前瞻”，《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19页。
[19] 同上。
[20]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