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秩序延伸过来的亚洲秩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动摇，这为亚洲国家建设一个以亚洲国家为主体，但不排斥西方的亚洲新秩序，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建立这样一个自主的亚洲秩序，符合亚洲的国家利益。现存亚洲秩序已经不能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相反，亚洲国家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例如，美国一直强调要中国遵守“基于规则”之上的秩序，但这些“规则”是美国和西方说了算，并且美国和西方并没有永恒的、自己也遵守的规则，而是说变就变。
这明显表现在有关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来说，问题并不是要不要遵守规则，而是什么样的规则。中国不会简单接受美国和西方强加的规则，但会接受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中国和东盟正在推动的《南海行为准则》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亚洲国家制定适合于自己区域的规则很重要。现在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规则几乎不存在。因此，亚洲国家只好去拿西方的规则来使用。前些年，菲律宾有关南海仲裁就是很好的例子。
对中国来说，构建这样一个秩序尤其重要。在未来，美国以“中国为敌”的定位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美国去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正式把中国列为“最大的威胁”和“敌人”。历史上，一旦美国认定一个国家为“敌人”，就会动员尽可能的力量去围堵那个国家，毫不留情。1970年代针对德国、1980年代对日本都是这样。要意识到，德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正式盟友。1990年代对苏联更是如此。小布什当政的时候，针对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崛起。尽管后来因为恐怖主义崛起等因素，美国战略发生了变化，但这股力量似乎是永恒的。
“新保守主义”经常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诚如新保守主义代表艾伦·布鲁姆所说：“我们美国人在把政治当正经事的时候，想的就是，我们的自由与平等原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权利是理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迫使那些拒绝这些原则的人接受它们的教育工具。”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布鲁姆竟然轻松地把“战争”视为美国“教育”他国的“工具”。小布什在进行战争时所说的一些“名言”，很能反映新保守主义的本质。布什说：“存在着一个不容妥协，且为我们所赞成的价值体系。如果这些价值对我们的人民足够好的话，那么它们就应当对别人也足够好”，“我们的历史责任已经清楚：回击那些进攻，在全世界铲除邪恶”，“你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
美国有人把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开始从世界各地“回撤”，视为对新保守主义过度扩张的反应和调整，美国“收敛”一些了。但其实不然。美国可以从世界的一些地方“撤退”，但美国改变其他国家政权的兴趣永远不会改变。最近，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背后，就有新保守主义（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推动伊朗政权更替的考量。
在这方面，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要么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化，要么把自己伪装成西方民主，以符合西方的期望。但中国过大，伪装不了。尤其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不需要伪装。对今天美国的鹰派来说，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系。随着中国形成自己的政治体系模式，美国无望强迫中国接受美国模式。这永远会是美国鹰派对中国发动“冷战”的意识形态根源。要防备美国鹰派对中国的政治“攻击”，中国有必要在亚洲找到更多的支持力量。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亚洲国家，无论是已经民主化的国家还是仍然缺乏民主化的国家，在这方面也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
再者，美国也在开始重建亚洲秩序。这尤其表现在近来美国接受并重视的“印太”概念。这一政策先由印度和日本提出，但美国接受了。这一概念的直接目标就是中国。在这一概念下，美、日、澳、印已经重启“四国安全对话”机制。这一机制被视为这些国家要建立亚洲版“北约”，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在经济上，这四国已经在构想“一带一路”的替代版，来对付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管亚洲版“北约”是否会形成，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对此漠视。在美国拼命拉拢日本、印度的时候，中国不能旁观，而应当主动出击，因为亚洲版“北约”一旦形成，便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国等大国如何构建一个亚洲自主开放秩序呢？
构建自主开放亚洲秩序的关键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亚洲大国。从历史上看，大国在构建区域和世界秩序过程，扮演了其他小国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是一种“公共服务”，大国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而小国则倾向于选择“搭便车”。不过，构建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即所有相关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国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大国的责任。
首先要确立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尼四国平等对话机制。除了中国，其他三国也是具有很大动力的。只要不是排挤美国，这些国家都会调整和美国的关系。这些国家本来也在不断调整与美国的关系，特朗普给他们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他们更有动力这样做。
日本和美国尽管是同盟关系，但由于同盟关系的不平等，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首相鸠山由纪夫曾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鸠山的行为引发美国不满，认为这是在针对美国。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也倡导“国家正常化”，其目标与前任鸠山是一样的，即追求和美国的平等地位。但安倍利用其“反华”立场，美国没有什么话好说。
今天，在朝鲜问题上，日本被美国边缘化。尽管是盟友，但美国从未如日本所期望的那样，在相关重要国家事务上与同盟国日本商量，每每都只是“通知”日本。另外一个相关因素是，近来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与中国是近邻、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的日本，担心自己受牵连。这也就是近来日本努力想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主要原因。
印度本来就是文明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这表明，印度不可能完全倒向美国，成为美国的盟友。印度现在倾向西方或者愿意被西方所拉拢，与印度对中国的看法有关。中印之间的问题主要是边界纠纷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边界纠纷是一个问题，但并非不可掌控。而巴基斯坦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只要掌握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平衡就可以。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随着共同利益的做大，管控这些冲突点会变得更容易。
就印尼来说，中国和印尼没有任何大的冲突，只有在南海问题上有点小问题（声索重合）。这些年，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尽管印尼精英和美国的关系深厚，但印尼和美国以及西方也是有矛盾的，这里有宗教的因素，也有地缘政治的因素。
亚洲国家之间需要进行“哲学外交”，即务虚外交。领导人之间不带具体议题的意见交流很重要。一旦陷入到具体事务，领导人的交往就会显得缺少格局。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和莫迪之间最近在武汉的会谈，已经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哲学外交开了一个好头。类似这样的会谈可以在领袖之间，就世界局势、未来的发展、各自的外交定位达成共识。类似的“哲学外交”也需要推及到日本和印度。就中国来说，也可以把“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使用于这些国家。
东北亚三边关系的改进空间
在东北亚，需要把目前的三边关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和日本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现在的两个冲突点，即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不是核心，并且都是可以掌控的。日本一直在追求国家正常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尽管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主要是针对美国而言的。日韩两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高度依赖和整合。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这三方面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次访问日本时，已经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但仍然需要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一，中日韩三国尽快缔结高级别的自由贸易区。三国之间的讨论和协商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现在所缺少的只是高层领导的政治决策。第二，中国可以把日本和韩国置于“一带一路”的构架内，尤其是可以利用两国的技术力量推进“第三方开发”。第三，“中日韩+”模式的概念已经提出来了。这个模式很有潜力，可以把东北亚变成一个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开放体系。这里，首先要考虑的是朝鲜。朝鲜“弃核”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三国能够有效协调解决朝鲜核问题，应当尽快考虑让朝鲜加入这个开放体系。
同样，上海合作组织也可以扩大。这个组织已经扩展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两国提供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
就中国来说，可能需要调整“一带一路”，聚焦于亚洲。“一带一路”可以连接亚洲和欧洲，但鉴于当前欧洲方面对中国这一倡议，尤其是对中国和中东欧（16+1）的深刻误解，中国可以把“一带一路”的重点放在亚洲，聚焦亚洲。“一带一路”在亚洲做实之后，再走向其他地方会更容易。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为了追求共同发展，而并没有如西方所说的“主宰世界”。
中国在亚洲做好了，西方的这种忧虑自然就会消失。而且在亚洲内部，“一带一路”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例如，最近开始强调的“南向通道”便把“一带”和“一路”互联互通起来。再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的潜力还有待开发。中国更有可能把“一带一路”塑造成亚洲的“一带一路”，把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银行等整合，有效运作起来。
要善于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整合亚洲。就产业链来说，亚洲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产业链。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形成了自由贸易区，同时一些国家之间也形成了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潜能，亚洲国家可以建议提不太敏感的“亚洲共同市场”的概念，把东北亚、东盟等几个已经存在的区域贸易体整合起来。
所需要强调的是，亚洲秩序必须保持开放性。美国和西方的力量仍然强大，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维持其强大性，同时亚洲国家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整和美国的关系。辩证地说，亚洲秩序越开放，亚洲国家的调整速度越快，美国和西方就会更放心。相反，如果这个秩序是排他性的，美国和西方会以百倍的努力维持其在亚洲的利益，甚至千方百计破坏这个秩序。需要强调的是，自主开放的亚洲秩序，即以亚洲国家为主体，但并不排斥其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