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世界政治趋势一直呈起伏不定的波浪形。本文提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既是基于对世界历史的一种长线观察，更是基于对近年来世界政治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的研判。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论证国际形势时，既坚持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传统观点，更突出了今日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已发生变化。当今世界和平问题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安全问题。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安全挑战特别是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愈发突出。发展问题的外延扩大，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更多地涵盖了社会发展与进步、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技术创新等诸多内容。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漩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强劲推动，是任何国家和社会力量都难以逆转的。只要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包括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旅游、劳工、留学等）还在扩大，经济合作、社会交往、文化互动的规模就不会缩小。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社会认同的割裂将世界政治推向分化，形成反全球化的逆流。
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若干非洲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00至500美元。最富裕的国家如美国、瑞士、新加坡等，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100多倍。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全球范围内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是惊人的。一些资料显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加剧世界各国政治分化、分裂的第二个长期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当今世界上有3亿以上人口长年生活在其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另外还有很多跨越国界的季节性劳工，各国的国内流动人口就更多了。人们生活在异国他乡，或者在自己生活的地域发现越来越多的肤色、文化、信仰不同的外来人口，会产生更大的乡恋、疏离感和排外情绪。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方便了人们找到同胞、同乡，或者结成价值观上“志同道合”的“知音”和“朋友圈”。这种现象，实际上割裂了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
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
1、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并同时上升
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思潮对冷战后曾经占有强大话语优势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猛烈冲击。民粹主义可以帮助那些被政治精英和传统政党忽略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民粹主义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中间很多人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民粹主义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新的挑战，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裂痕。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孪生兄弟，相互呼应，同时上升。民粹主义者多认为，本国的精英是外国人、外国资本或者难民的代言人，不能保护本国人的利益。民族主义有着情感上的煽动性和内部凝聚力，民粹主义则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感召力，二者合力更加具有政治颠覆性。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通过呼吁“美国第一”等口号当选美国总统，皆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新西兰的优先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都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近年来都在本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支持。
民粹主义在国家之间造成的裂痕，在东西欧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许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曾经对欧盟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东西欧之间似乎又一次筑起了一堵高墙。同西欧相比，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势力更加强大。已经获得执政地位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捷克“不满公民行动”，都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反对欧盟被德法等大国主导，不愿意接收难民。这些政策立场，导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及其西欧成员国之间的离心力越来越强。
2、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回潮
民粹主义的来源是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的威胁，而是来自相对收入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无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现存政治建制的怨言越来越多。民族主义情绪下的怀旧意识和复兴愿望开始复苏。多数伊斯兰国家在认可民主化的同时反对西方化。伊斯兰教义与西方世界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在世界历史上，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每每引发战争、叛乱或暴力革命。使用暴力手段“均贫富”的结果是“均贫”而非“均富”。但是现在即使通过类似手段实现表面上的“社会公正”，其可行性、有效性、道义性都非常低。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为威权主义的复归和强人政治的回潮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强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捷克总理巴比什、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等。这些强人的个人背景、政策偏好、从政经历、领导方法有很大差别，但都有鲜明的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鄙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善于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与国家社会制度的示范效应相类似，强人政治也有示范效应。几年来世界政治中的强人不断涌现，绝不是偶然的。
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优势不再像冷战结束前后那样明显。在威权政体加强本国形象宣传和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作用下，西方国家的软实力遭到侵蚀，西方媒体的话语权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抵制。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人口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后者倾斜。由此看来，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回潮将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可能代表着世界政治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3、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争危险冒头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一位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限制移民政策；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则是增加对社会安全（国内维稳）和国防的投入，加剧地缘政治竞争。
今日全球各地的地缘政治竞争方兴未艾。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而且有可能激化为军事冲突。美欧几次使用武力干涉中东、北非国家的内政。叙利亚、也门等国的内乱还在继续，巴以冲突激化，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剑拔弩张，北约国家同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对立看不到缓解的希望。
军费开支是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军事安全形势的风向标。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加速发展武器装备，提升军事实力。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17年全球军费达到冷战后的最高值。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中美在西太平洋的军事竞争加剧，亚太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纷纷加大军费投入。日本军费开支自2013年以来连续6年增长，印度2018年国防预算增长超过8%。
从全球层面看，各国在国际上的不安全感往往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互为因果。某些国家的国内治理不善、社会分裂和经济停滞，同国际关系层面的利益冲突相互交织，对全球安全秩序将造成巨大冲击。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不仅是“新冷战”会不会在中美两国之间爆发，还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军备竞赛，会不会使全球的长期和平稳定局面出现逆转。
4、技术创新是双刃剑
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等技术进步，为人类生命和生活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孕育着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例如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审查和监控的行为，冲击着言论自由、隐私权观念；改善人类基因的技术也引发了道德争议。
本文所描述的“世界政治新阶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它也许是20世纪晚期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中的一段间奏，但也许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新时代的序曲。许多国家正在发生的政治公正缺失、社会裂痕加深的现象，国际舞台上愈演愈烈的经贸摩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争夺，还有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技术革新的负面作用，都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