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变革，都从观念的转变开始。观念是思想市场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市场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或者自由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时候更宽松，有时候受限制更多。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思想市场竞争性比较强，有些国家比较弱。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竞争性最强的时期是春秋战国。那时候思想比较自由，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流派，最后形成了现在所谓的中华文化。在秦灭六国后，秦始皇觉得儒生老爱发表意见，会威胁到他统治的合法性，就搞“焚书坑儒”，开始了思想禁锢。到了汉代，思想市场慢慢开始恢复，但后来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法定垄断地位。
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看起来不一样，一个坑儒，一个尊儒，但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思想市场衰落了。到了魏晋南北朝，大大小小的王朝走马灯似的，眼花缭乱，这时候思想市场反倒又活跃起来，佛教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兴盛起来的。到北宋时，思想市场也比较活跃，因为开国皇帝立下规矩不杀知识人，犯再大的罪也不杀，所以产生了新儒家，就是以朱熹代表的理学。理学在明朝获得了垄断地位，科举考试全要按照朱熹的注释答卷，持不同观点者就成了异教徒，思想市场又萎缩了。满清以后，从康熙开始一直到乾隆都搞“文字狱”，思想市场变得非常弱小，虽然还有些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可能唱反调，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最后到满清末期，社会危机频发，思想市场再度活跃起来，西方的思想也慢慢引入中国。
西方从15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其实是思想市场的产物。而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跟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就在于思想市场的差异。
简单来说，西方出现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其基本特点是，多中心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竞争性的思想市场并存。相反，中国的思想市场却经常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干预。
先看看生产思想的环境
16世纪开始的时候，欧洲有5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体相互竞争，这给思想家留出了空间。学者可以自由流动，某个国王不喜欢你，另一个国王可能会保护你。法国的伏尔泰逃难很多年，总有地方可以躲，他的著作也能在法国流传开来。西方世界政体有界，但思想无界，学术界是个统一的市场，思想可以跨越政治边界，学者们都说拉丁语，不管人在哪里都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誉。所以思想家不太在乎自己所在的政体，更在乎的是在整体学术市场上的声誉。这种状况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传播思想，有充分的自由，好像也没有语言障碍。
西方的知识生产主要在民间(包括教会办的大学)，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在官府。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学者大多数都是官员，当然偶尔也有几个官场不得志的或者没考中进士的。西方人生产知识主要是为了知识本身，用知识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中国的官僚生产知识，如果某个观点跟他的官位发生冲突，就只能选择放弃。这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 路德批评天主教会腐败，罗马教皇判他为异教徒，要德国的皇帝执行死刑。但是在执行死刑之前，皇帝必须把各个诸侯国的君主召集起来，开个听证会。开完听证会后马丁· 路德在回家的路上，被萨克森选帝侯Frederick派来的几个当兵的“劫持”，藏了起来，一藏就是一年多。教皇以为他已经死了，其实他还活着，躲在一个城堡里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等他再露面时，德文版的《圣经》流传开来，宗教改革势成熊熊烈火，任谁也灭不掉了。
与此形成显著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朱之瑜，生于1600年，活了82岁，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一起被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学者”。清朝入关时他还忠于明朝，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活动，南明灭亡后先逃到越南，最后到日本并死在那里。他在日本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崇，成了日本大名政府的顾问，著有《朱舜水集》。但是在中国，他的著作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被发现，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这还算是好的。朱之瑜算逃出去并活了下来，很多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活不下来。
再看看传播思想的环境
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有一项研究估计，从1522年到1644年（也就是明朝的后半期）欧洲出版的图书数量是中国的40倍。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在1445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机，50年时间里印刷机在欧洲扩散到250个城市，出版了1500万到2000万册图书。反观中国，毕昇在1045左右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400年，但是到1800年之前中国书籍出版还是靠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活字印刷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使用，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版在民间，都是私营企业做出版，为了传播知识；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出版主要由官方控制，出版是传播政令和控制思想的工具。古腾堡是一位企业家，毕昇没有成为企业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也写了不少著作，但很少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元代的农学家王祯于1313年完成了《农书》，到1530年时全中国只留存了一本。明代的科学家徐光启于1627年完成了《农政全书》，却到他死后的1637年才得以出版。明朝末年的宋应星于1637年完成了《天工开物》，该书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但唯一留下来的版本是在日本偶然发现的。
《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共有2万多卷，可是只制作了3套，现在已没有完整的版本。这些科学家写了书，但是没有出版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版本流传于世，知识怎么传播呢？反观西方，比如法国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发行量达到25000套，传播效果完全不一样。而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只印刷了7套，其中4套保留在皇宫里。乾隆时期焚烧的书和选编进去的书，在数量上可能差不多，而且编进去的好多书可能被篡改过。
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学者追求新颖，总会有人来挑战现有的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科学革命以后就被抛弃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这跟以前“上帝创造人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颠覆了原有的思想体系，但能顺利出版并流传开来。而中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证明原来的理论上，即使后来清朝出现所谓的考证学派反对朱熹，认为朱熹说的东西跟孔子的原意不一样，但他们只是要证明汉代之前的那个版本是对的，而不是去挑战儒家的思想。
计划经济之所以给中国造成灾难，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当时没有思想市场。我们可以设想，大跃进时有多少人真的认为那是好事情？如果允许表达不同意见，肯定会有人会提出批评，这事儿就搞不起来或者只能在局部搞；但不允许批评的话，往往会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改变人的观念，以此来推动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术企业家(academic entrepreneur)之一，因为他改变了人的观念。在亚当·斯密之前，如果说某个人为自己谋利益，这个人就不道德；亚当·斯密则证明，一个人谋自己的利益，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所以谋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还说自由贸易可以改进双方的利益。这些思想都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由于亚当·斯密的贡献，后来英国才废黜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走向自由市场。在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理念，不再相信计划经济、人民公社、铁饭碗和大锅饭，转而相信市场竞争、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
猪是如何被圈起来的？
任何思想都是个体思考的产物，集体不会思考。一种有价值的新思想在出现之初，一定只被少数人接受。如果没人反对，往往说明这套东西不是新的。这是任何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学者必须有独立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对人类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洛克菲勒曾说：“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独立性，他的智慧就会降低。”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一个农民养了一群猪，有一次出门时忘了关圈门，猪都跑了。获得自由的猪必须自己找食，防范人的追捕和其他动物的侵害，所以慢慢变得非常有智慧。村民们想了各种办法抓它们，都没有成功。后来，有个外乡人拉着一马车的木板和粮食路过，村民们问他干什么去，他说我要帮你们把猪圈起来。村民们说算了吧，这些猪现在可聪明了，我们努力很多次都失败了。这个人说让我试一下吧，然后就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外乡人回来了，说他已经把猪都圈起来了。村民们很惊讶，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其实也很简单，我一开始在地上放一点粮食，猪很警觉地过来闻闻，看看周围也没有人，经不起诱惑就把粮食吃了，然后就转回树林里去了。到了晚上，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放了些粮食，但这一次，我同时在旁边竖了一块木板。第二天，猪又来了，窥视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不安全的，又把粮食吃了。就这样，我每天放一点粮食，同时加竖一块木板，猪每天都来享受我提供的美餐。木板慢慢围成了一个圆圈，猪的警惕性反倒越来越小。到最后一块木板准备好了，猪又来吃食，我就把它们圈起来了。
这个故事有两个含义：第一，失去了独立性，动物的智慧、人的智慧都会降低；第二，如果经受不起诱惑，最后就会丧失独立性。这两点对于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必须牢记。
我相信，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取决于思想市场的发展。中国现在非常需要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术企业家，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创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还需要有冒险精神。如果大家都不愿这么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历史的反复之中，改革开放只能成为历史长河里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