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传统的依靠资源、人口等要素的粗放式增长需要转向依靠技术的集约式增长和内涵式增长；从产业结构看，不仅需要在三次产业结构之间进行升级，还需要在各产业内进行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从本质上就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动力或推动力，使得中国经济能够继续稳定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需要技术创新，提高各产业的技术含量，进而提高附加值；另一方面需要制度创新，推动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等各主体在内参与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推动力量。
“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要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概括为“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增长换档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有所下降，2014-201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构调整阵痛期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转方式调结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扩大有效需求所产生的问题或积累的矛盾需要慢慢消化吸收和解决。“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在“三期叠加”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既然是“新旧动能转换”，就必须要弄清楚“旧动能”和“新动能”分别是什么，即原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依据的动力是什么？将来或未来要依赖的动力是什么？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的函数，技术决定了劳动力和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所谓的“旧动能”中，劳动力和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更大。一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劳动力最多的国家，近些年许多学者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或下降。所谓“人口红利”本质上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造成其价格低廉，具备“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从而可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以此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居民和企业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为投资创造了重要的来源，通过不断地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技术虽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且中国的总体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或投资的依赖程度更高。
在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传统的依靠劳动力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下降或消失。就劳动力来看，中国虽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人口多并非就一定能够形成有效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老龄人口占比高；另一方面是许多不具备技术或先进技术的年轻人愿意供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其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造成失业、高工资并存，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下降。就资本形成来看，高储蓄是高投资的来源和基础，然而由于老龄化、年轻人的高消费等，居民储蓄率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依靠高储蓄增加投资的优势也在下降。因此，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需要升级，转变为更大程度上对技术的依赖，而不是劳动力和投资（特别是劳动力），应通过技术进步或创新来解决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中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梯次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在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初期或早期是适用的，就像林毅夫追赶战略中的“后发优势”一样。在中国离发达国家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上存在一定甚至相当大差距的时候，发达国家愿意将其淘汰的产业、技术等转移给中国，所以中国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年中快速壮大起来，同时无论是在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引进、出口等方面都获得长足发展。但是，在中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并且与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并超过其1/2接近2/3之后，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中国依靠劳动力、投资和“后发优势”获得技术追赶的能力在下降。如果“追赶战略”“赶超战略”包括三个阶段，即“追”“赶”“超”，那么“追”在初期是最容易的，因为差距比较大，别人不担心你；“赶”就有些困难了，因为差距已经缩小并且已经存在“超”的威胁了；“超”是最困难的，因为被赶超者已经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威胁。
新旧动能转换以创新为基础，但创新不是彻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既要发展新兴战略产业，也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创新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既包括培育新动能，又包括淘汰旧动能。培育新动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无中生有”，通过创新培育新产业产生新动能；二是“有中出新”，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产生新动能。不管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出新”，都离不开创新。以“四新”促“四化”中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需要“创新”，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也都需要“创新”。那么，什么是“创新”？如何理解创新？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企业来说，创新是获得竞争力、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创新是其得以富裕强大的根本力量。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以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和“企业家”理论为基础，论证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认为创新将成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还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创新者作为产业领先者最先获得高额利润和超额利润。对于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来讲，创新也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条件，无论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或治理创新等，都能够帮助其获得领先优势；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只有创新才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创新包括多个方面，但是本质是“创”，即“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跟风形成的。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创新包括多个方面：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的特性；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和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他还认为，企业家只有在创新的时候才是企业家，否则只能够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的队伍是不断变化的。这表明，“创新”的本质在于“创造”，即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模仿出来的。有些技术、产业等虽然是新的，但是毫不改进、毫无创造性的应用或发展，最多只能够是模仿或跟风，不是创新。一个地方或地区发展所谓的新兴产业或战略新兴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创新。中国的“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地方在产业发展、产业规划上仅会模仿或跟风的结果。
但是，也不能够认为创新就是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传统技术上也可以创新。许多人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发展传统产业而不发展新兴产业或战略新兴产业就是落后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传统产业虽然在产业上是传统的，但是可以采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来经营。比如，农业可以说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产业，但是从人类基本生存的需要看，农业却是最基础的产业，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生存都离不开农业。关键是，在农业经营中要利用现代技术创新的成果，发展现代农业，改变传统一家一户的“小农业”，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业附加值，采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经营传统农业。
创新也不意味着全部推倒重来。比如，山东省的新旧动能转换中，通常通过两个“70%”表明任务重、包袱重，一是工业中传统产业产值占70%，二是重化工业产值占传统产业的70%。但是，也正是这两个70%成就了山东省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使得2016年山东省的GDP总量达到了1万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也正是这两个70%表明了山东省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如山东省的化工、钢铁、能源等产业都居于全国前列。
所以，作为新旧动能转换核心的“创新”，既要发展新的产业，“无中生有”，也要在传统产业上“有中出新”，关键是要“创造”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通过“创造”引领，而不是为“求新”而“新”、为“创新”而“新”。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新旧动能转换既需要依靠制度来推动，又需要制度来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完善的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新旧动能转换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要具有中国特色，使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新旧动能转换应该是在政府顶层设计基础上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的过程，特别是要通过制度创新由市场进行推动。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顶层设计，不能够仅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涉及到全国、各省、市、地区等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在旧动能尚未转换成为新动能之前，经济增长的速度等方面会受到影响，在一定时间内需要以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新旧动能转换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从什么转换成什么的问题，特别是新动能。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科技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差别，新动能也会存在差别，基本的原则是各省、各地市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确定新动能。从中央的角度，需要对各地方的新动能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避免新动能规划和布局中出现重复建设和地区分割。
第二，新动能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各种创新，各种创新需要以制度创新来推动。一是对各种创新进行制度保护，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并对创新的成果建立制度进行保护；二是对各种创新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引导创新的方向；三是形成创新的容错机制，既然是创新就不可避免存在失败的风险，要容许犯错误、容许失败，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新的新局面。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最重要的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创新，特别是被欧美等发达国家控制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中国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远超过欧洲各发达国家，且已经接近美国的2/3。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引进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新动能未来所依赖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需要依靠本国的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又必须依赖教育，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所以，新旧动能转换要划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明确短期内需要发展的新动能、所依赖的技术以及技术创新的方式和途径，明确长期内发展的新动能、所依赖的科学技术及创新的方式和途径。所以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就要举全省甚至是全国之力发展基础学科，通过制度创新加大各地在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等方面的投入。
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创新，而创新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所谓“创造性破坏”主要是指无论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运用，都必然意味着创新者获益，而被替代者受损，即有的主体受益，有的主体受损。纵观历史，无论哪一次重大技术进步或变革实际上都是一次“创造性破坏”。比如，蒸汽机的采用意味着蒸汽机将替代大量劳动工人，蒸汽机的发明者或所有者获得收益，而工人可能会因此而失业；再比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变化，大量的网店对实体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实体店所有者和经营者都造成了冲击；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讨论中都普遍提到的工业机器人对工人的替代，这虽然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但由于对普通工人的需求下降，造成大量工人的失业。所以，要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的顺利进行，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消除新旧动能转换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阻力。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新旧动能转换中最大的障碍或阻力可能来自于失业。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劳动力和和资源的大量投入，虽然中国传统的劳动力优势已经降低，但是潜在的失业压力仍然很大。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在下降，但不代表中国劳动力不足，从数量上看劳动力仍然是过剩的，存在着结构性失业或隐性失业。新旧动能转换中，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也会造成失业。所以，要保障新旧动能转换的顺利进行，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失业救助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消除潜在失业者的后顾之忧。
第二，完善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转让制度。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专利申请和受理数量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仍有大量的专利处于“沉睡”状态，创造不了效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专利转让的途径不畅，为此，应通过建立知识产权转让交易平台等方式，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力度，让知识产权的持有人和需求方都能够获得相关信息，推动知识产权转让，提高知识产权利用的水平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