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方正式启动退出1987年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总书记签署之《美苏销毁中程和中短程飞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的程序。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第一”理念主导下的“退群”行为，举凡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可谓不及备载。而且冷战结束后，美国单边主义的作为并非始自特朗普，早在小布希总统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也有一起重要的退约行动，即2002年退出1972年签署的《美苏反弹道飞弹条约》，当时的理由是防止民众受到恐怖分子与流氓国家的袭击。
笔者认同着名美国外交学者、小布希时代重要幕僚柯恩（Eliot A. Cohen）年初着文〈美国漫长的告别〉的看法，即特朗普当局退群的作为过于躁进，有欠明智，但此风非可仅归咎他个人。而早在去年春，《金融时报》也已有评论以〈美国对中东的漫长告别〉为题，阐述特朗普的中东战略。毋宁说，这些是华府战略的长期趋势，有其美国社会左右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而且将造成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霸权的转型、权力移转可能的危机与“陷阱”，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样貌，已经是最近10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话题。笔者认为，这个漫长过程的起点是2002年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而退出《中导条约》将是趋势的确证，象征战后国际秩序濒临转捩点。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最大的区别。但无政府状态不代表混乱，更非无休止的冲突。世界秩序的基础是“有序的无政府”，本质是与权力平衡并行的行为准则，表现为国家行动的自我克制与不爆发大国战争。这样说虽然对大国间无日无之的代理人战争与小国内战有不公与盲点，但已是最大程度兼顾了务实与理想的均衡。
我们熟知的“自由国际秩序”，正是战后秩序的代称。它虽经历苏联集团的竞争，却创造史家称道的“长期和平”，原因不外是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自由多元的民主政治三大支柱性理念，在美国领导、欧日支持之下，逐渐落实于联合国和布林顿森林体系等制度规范中，最终赢得胜利。在这漫长的竞争中，韩战、越战、阿富汗战争此起彼落，和平的关键是美、苏面对危机时能保持克制，透过双边与多边的安排，压抑军事领域的危险竞赛。冷战结束，美国优势明显，各大国也还能透过G8、G20等新旧建制，勉力维持“大国一致”。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改成功，甚至印度与东协崛起，莫不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
但是盛极而衰、亢龙有悔，如何既能维持与赶超者的距离，又能抗拒称孤道寡高位的诱惑，无法仅依靠印制美元与设置基地，还要睿智地运作均势，以及国内外条件的配合。退出《反导条约》象征着霸主过度高估自身的实力，认为本国科技遥遥领先，新秩序不需其他大国协力；退出《中导条约》则象征着过度卸责，认为对手占条约的便宜，旧秩序不需继续维护。两个动作都是单边主义，都是希望以最少的成本寻求最大优势，差异则是“过”，犹“不及”。调整此前的“过”，民主党的奥巴马已经开始战略收缩，但维持着对秩序与盟友的承诺。特朗普看似一改奥巴马之懦弱，其实更要盟友担责，为同时保证自己帐簿的绝对利益与相对优势，和朝鲜与塔里班交易也无需遮掩。
特朗普方略是否能成功，当然尚在未定之天。但无论如何，战后三大支柱性理念与随之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制度正在解构，已无庸讳言。我们无须追随“向台湾说再见”的大师，过早悼念自由国际秩序的幻灭，但它必然要经历“解与组”。当美国还身陷在“谁是流氓、谁是对手”的战雾时，中小国家更没有资格声称胜券在握。如何使大国在摸索时竭力自我克制，应该就是中小国家所能贡献世界秩序的最大回馈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