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不过“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适用于分析中美关系也存在很大的争论。对此的探讨既需要回到修昔底德本人所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也需要将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其进行比较。简单的历史类比大多是历史隐喻，而探析“修昔底德陷阱”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更要关注“修昔底德陷阱”所折射的国际冲突的原因，从而回归到严肃的学术探讨中。相对而言，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体系层次论断“修昔底德陷阱”可能造成的结构性冲突，这实际上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片面解读。
1古今对比：“修昔底德陷阱”之释义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现在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到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解读上来，社会各界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一）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31—公元前404年，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发生的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1］尽管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解读，但他关于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即“雅典的强大引发了斯巴达的恐慌，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述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接受并不断演化成“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这种大国博弈也被套用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上。但能否对修昔底德的观点进行过度简化、以及21世纪的中美两国能否与公元前的雅典和斯巴达进行类比仍有待商榷。
（二）格雷厄姆·艾利森与《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最早于2012年由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在太平洋凸显”的文章，将中美关系比作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与斯巴达，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①。此后，在2013年和2015年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艾利森在《纽约时报》和《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体再度发文强调，要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分析中美关系，提出“中国和美国目前正处于触发战争的碰撞轨道上——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行动来避免碰撞”。2017年，艾利森在《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对“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及其对中美关系的适用性作了进一步阐述。该书阐释了“修昔底德陷阱”与国家间战争的关系。艾利森对过去500年间的16次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结束，其余12次均以战争形式终结。他将此规律运用到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当中，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基本情况，指出两国目前的态势完全具备“修昔底德陷阱”的特征。艾利森认为,未来中美之间不但存在开战的可能性，而且其概率还比我们预想的高。文化差异、网络攻击、经贸矛盾、南海争端、朝鲜半岛冲突、台湾问题等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挑战②。但他也认为中美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历史是由人而非上帝决定的，不同的战略选择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美国领导人应该明确核心利益、理解中国行为、明确对话战略、关注国内挑战③。只有这样，中美两国才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三）争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引起了中美政界、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进入两国的官方语汇，但也存在大量的争论。
中美两国官方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总体上是比较正面的。中国领导人基本认为两国可以超越“修昔底德陷阱”。2013年，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都应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①。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修昔底德陷阱”。2014年，中国领导人在接受美国《世界邮报》的专访时，再次公开提出中美两国“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2］。2015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再次明确表明“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3］。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首次公开回应，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4］。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领导人都不认可两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社会各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比较多样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较悲观，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陷入或即将步入“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看法多集中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2015年，大卫·兰普顿指出：“中美关系正逼近临界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中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撑受到侵蚀。”②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认为，中美两国由于难以避免互不信任和相互恐惧，也很有可能滑向“修昔底德陷阱”③。布热津斯基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美之间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也提出质疑④。郑永年则认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如何处理好利益关系将考验着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5］。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中美关系感到担忧，认为应努力争取避免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⑤。第二种观点主要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无法准确描述中美关系。多数中国学者持这种观点。他们主要通过对中美关系中“修昔底德陷阱”的质疑以及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展开讨论。秦亚青指出，中国人“阴阳辩证法”取向的思维不能用西方那套“对抗冲突”思维来解读，而“修昔底德陷阱”无疑带有强烈的西方的“对抗冲突”思维［6］。钱乘旦等学者直接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与史实不符，是个“非适用性的理论”，套在中美关系上就是“张冠李戴”⑥。同样地，西方学者中也有部分人士支持这一观点。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7］。詹姆斯·霍尔姆斯也认为当前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爆发战争的雅典—斯巴达关系和一战前英德关系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修昔底德陷阱”⑦。理查德·勒博也不同意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认为决定战争爆发的原因更多是直接原因而非深层次原因⑧。第三种观点主要是寻找代替“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阎学通提出中美竞争是“足球而非拳击比赛”的比喻①。近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被更加广泛地解读。很多学者指出中美之间可以努力谋求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②，这有利于两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上述这些讨论对深入剖析“修昔底德陷阱”很有价值，对如何应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挑战颇具警示意义。多数讨论在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时，忽视了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多层次解读，导致对“修昔底德陷阱”过度简化，甚至曲解了修昔底德的本意。正如时殷弘所言，目前国内外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和探究（包括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大都从理论和现实出发，几乎普遍缺乏起码程度以上的古典史依据，或者说缺乏两方面的具体的历史说明［8］。因此，回归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充满宿命论色彩的命题。
2回归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
相对于目前对“修昔底德陷阱”主要从体系层次来分析战争原因，将之归因于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雅典和斯巴达间战争的复杂成因进行了多层次分析，主要涉及国际体系、国家与个体三个层次。
（一）国际体系层次
在希腊城邦国家的群雄逐鹿中，我们基本可以将当时的希腊地区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之后。从当时来看，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是希腊地区国际体系中的两组重要力量。随着两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管控彼此分歧的手段逐渐由外交手段转为武力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海上势力扩张初期，两国仍然选择用外交手段化解矛盾。只有当雅典在海上世界形成绝对优势时，陆上强国斯巴达才开始考虑放弃“三十年和约”，选择用战争手段解决冲突［1］63。雅典与斯巴达的实力对比是引发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但非线性发展。与此同时，两国内部的主战派和预防派的国内力量对比也非常重要。据此，时殷弘认为，对两强之间的“战略空间”的争夺、特别是雅典最后对斯巴达的盟友或“亲戚”和“意欲皈依者”的严厉惩戒和残酷打击，导致两强开始迅速滑向和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继而又深陷其中［8］。这实际折射出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并不能决定他们是否会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互动才是影响结果的直接原因，国内政治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换而言之，仅仅是体系层次的实力对比改变并不会导致两国战争的必然爆发。
（二）国家层次
从国家层次来看，联盟政治是当时希腊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联盟关系对当时城邦国家的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希波战争后希腊形成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也使当时希腊地区形成了“两极”体系。修昔底德指出，联盟关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1］63。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在雅典开始扩张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斯巴达并未将雅典视作竞争对手；尽管两国已经产生分歧，双方仍然努力通过外交手段管控矛盾。但当斯巴达的盟国科林斯受到雅典侵略时，斯巴达认为雅典的这种扩张动摇了其联盟体系，打破了地区平衡，因此就选择了战争［1］63。由此可见，雅典与斯巴达间战争的爆发并非单纯由一国势力的增长而引发了另一国的恐慌，而是存在由雅典与科林斯矛盾向雅典与斯巴达矛盾转化的过程。在这一战争的爆发中，联盟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联盟理论进行分析，雅典与斯巴达之所以爆发战争的最直接原因在于斯巴达受科林斯的联盟牵连而卷入战争。相对而言，国家层面的联盟政治比体系层面的权力转移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影响更为直接。此外，值得思考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略互动方式的改变对管控联盟问题的影响。雅典与斯巴达实际上代表了两大联盟体系之间的竞争，联盟困境对两国而言自始至终存在，如何管控联盟困境所引发的战略分歧对双方是否爆发战争具有重要影响。
（三）个体层次
从个体层次来看，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注定打仗的看法使民众对寻求其他途径解决矛盾基本不抱太大期望。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者出于维护国家尊严和荣誉的考虑，不惜选择诉诸战争而拒绝向对方妥协，致使双方国内的主战派力量不断增强［1］。从个体层次来分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为何会爆发战争，最重要的三方面因素是领导人、政治精英和公共舆论对战争的态度。尚武主义在当时非常盛行，战争非常频繁。不打仗或尽量避免战争的观念基本不存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在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国内，无论是领导人、政治精英还是公共舆论，都没有体现出“慎战止战”态度，这使得他们彼此更倾向于通过武力而非和平方式解决结构性矛盾。
通过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理解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概念仅从体系层次推导出战争必然爆发，忽视了战争是多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二是忽略了雅典与斯巴达互动方式由外交手段转向军事手段是战争爆发的关键原因，权力对比的变化对战争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
3悲剧重演：中美两国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吗？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肯尼迪·沃尔兹认为战争的爆发与决策者个人、国家和国际系统三个层次的因素相关［10］。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有关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日益增多。因此，笔者拟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三个层次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体系层次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和斯巴达均应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不可避免有两个条件：一是雅典势力不断发展，几乎达到与斯巴达势均力敌的程度；二是雅典的快速崛起引发了斯巴达心理层面上的恐慌［1］。通过分析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现状并不完全符合修昔底德提出的这两大前提条件。
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相比，当前国家之间的实力评估更加复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国家实力对比更多的是考察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当时国家实力构成的主要基础。而当今时代，科技实力、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等因素也逐渐被视为国家实力的基础。如何研判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更是见仁见智。目前认为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观点大多是根据中美两国的GDP数据、军事实力和国际规则影响力三个方面。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崛起国的经济实力达到霸权国的80%时，两国的冲突会加剧。目前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的60%，并且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这成为美国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给美国带来了威胁。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表面上看是为缩小贸易逆差，实质是要打压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势头，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优势，从而确保美国长期居于全球产业链顶端的主导地位，维持美国的经济优势。除了经济方面外，中美两国在军事实力和国际规则领域的竞争也使美国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威胁。近年来，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发展使中国军事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在海军方面，中国远洋海军的发展被美国视为对其海洋霸权的挑战［11］。与此同时，东亚地区海洋争端的激化使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南海、台海等问题的较量已成为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焦点。不过在军事高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在国际规则领域,由于美国主导的现有规则体系对中国的容纳度下降，美国将规则制定权视为其霸权基础，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打压①。中国也被迫在国际规则建设领域开始发力，比较典型的如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一带一路”等，这使美国更倾向于认为中国要在国际规则领域与美国展开竞争。尽管特朗普政府不如奥巴马政府那样强烈地关注美国的领导地位，但他们对中国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的主导地位还是有所担忧。这在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实在科技、教育等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如果考虑到人均发展水平，中美之间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很大的。美国仍然在人均收入、研究与开发人员占比、教育水平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此外，美国在对全球公域和国际战略通道的控制、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等方面也相较中国占据优势。
从中美两国实力对比来看，一是从总体实力规模来看，中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规则影响力方面较美国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科技实力、教育实力、发展水平等领域与美国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前中美实力的对比仅仅基于GDP（基于汇率计算）并不客观，相对而言比较中美两国的战略能力更为科学。基于美国联盟体系、制度性权力等因素，不宜夸大美国GDP世界占比下降对于其战略能力的影响，因为美国强大的国际动员能力能够弥补其自身经济相对衰落的劣势。二是从人均发展水平方面来看，中美在各领域的差距显然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在人均发展水平方面依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也使中国的国家实力评估在总体与人均两个方面很难兼容。三是中美实力对比的视角差异会影响两国的实力评估与战略互动。在实力评估中，往往存在高估对手而低估自己的情况。这也导致战略对手之间实力评估因相互认识分歧而产生很大差异，也极有可能成为战略误判的重要原因。显然，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的评估也不乏相互认知分歧的问题。
鉴于国家实力基础的多元化和相互之间的认识分歧，当前对中美实力对比的评估很难简单地采用单一因素。不过总体而言，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在某些领域有所缩小，但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实力差距在短时期内难以缩小，甚至还会呈现扩大趋势。修昔底德认为当国家实力差距较大时，守成国更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而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也指出，当崛起国的权力达到霸权国的80%时，两国之间的竞争才会变得较为激烈②。基于权力转移的逻辑，中国实质上很难全面挑战美国在的全球主导地位。不过美国对中国实力的评估过于聚焦经济、军事领域，这就会加剧美国的战略焦虑，但美国并未陷入恐慌状态，只是会增强美国对华战略强制性的一面而非发生军事冲突。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频频对中国采取边缘性施压。尽管中美之间的竞争有所加剧，但对战争手段还是非常谨慎。这些也反映了中美在部分领域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不足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手段全面转向对抗手段。换言之，中美竞争加剧但尚未失控，两国管控分歧的手段也并未出现由外交手段向军事手段的转变。
除了两国的实力差距，中美是否会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因素还取决于中美两国采取何种方式来处理战略分歧。目前看来，虽然中美竞争加剧，但两国并非完全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彼此分歧。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崛起并非一味排斥和恐慌，而是呈现出“遏制”与“接触”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皮尤调查中心曾经有一项关于“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的调查,其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选择了“伊斯兰国”（ISIS），之后依次是网络攻击（72%）、经济动荡（67%）、传染病（60%），仅有近50%的人选择了中国崛起［11］。此外，皮尤调查结果还反映出近十几年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尽管目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趋向强硬，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愿意通过战争方式来打压中国。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仍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并未决定采取战争手段对付中国①。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也呈多元化特征。一种观点将中国实力的增长视为威胁，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维持现有地位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实力走向使美国对华的战略防范心理加强，同时受中美竞争加剧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整体趋向强硬。不过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实力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合作态势③。虽然目前美国国内受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经贸战等问题影响，软弱的对华政策在美国国内面临着舆论压力④，但至少反映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未一边倒的倾向强硬。随着美国政府更迭或两国关系变化，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有所变化，美国对华政策趋向强硬是否不可逆也存在较大争议。
总之，尽管目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趋向强硬的声音增多，但基本认可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重性，只是在程度方面有强弱不同，并未形成对华全面强硬的共识。况且美国大多认为中国对美国主要是经济威胁而非军事威胁，美国对中国崛起会感到担忧但并不恐惧，因而采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支持者相对较少。此外，中美两国均拥有核武器以及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有助于抑制双方的军事冲突。基于实力对比和国家心态而言，中美两国与当年的雅典和斯巴达有显著不同，很难判断中美两国之间必然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二）国家层次
从国家互动层次来看，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与当时希腊地区的联盟政治密切相关。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其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几十年来，虽然东亚地区局势发生了巨大且复杂的变化，但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得以延续甚至得到强化。美国将联盟和伙伴关系视为其与中国进行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战略资源［12］，这就使美国逐渐加强联盟管理以统筹战略资源，增加了盟国对其战略支持的需要。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并鼓励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发挥更大作用⑤。由此可见，美国的亚太联盟在21世纪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公元前5世纪较分散的城邦体系和充满对抗的联盟政治环境不同，全球化时代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关系远不是泾渭分明、非敌即友的零和博弈关系。目前来看，美国亚太盟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大多是中国,呈现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二元态势。笔者认为这也使美国的亚太盟国面临联盟困境和选边困境。为缓解这一双重困境，美国盟国基本采取动态平衡战略，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自身利益［13］。尽管无法完全排除中美之间会因联盟政治而卷入冲突，但这种可能性相较于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在21世纪也非常密切。
首先，中国与美国的盟国间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2010—2017年间,中国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额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贸易范围涵盖采矿业、房地产、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业、批发零售、农业等各个领域，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2016年为例，中国是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贸易出口国，韩国、泰国等还积极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甚至较其盟国美国更加密切。同时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在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也占据重要位置，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家间爆发严重冲突的成本。这也意味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盟国更希望中美两国保持温和竞争，而非剧烈冲突乃至战争。对美国的亚太盟国而言，尽管一些盟国会利用中美竞争而获利，但却不愿因中美生战而使自身不得不“选边站队”，进而导致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统筹变得困难。即便是日本、菲律宾这样与中国存在岛屿争端而不断寻求美国支持的国家，也并不愿真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出于自身利益需求，美国的亚太盟国为避免中美竞争过于激烈甚至失控，有时会对中美关系起到一定缓冲与调节作用，而不会像公元前5世纪那样因盟友间的冲突而爆发战争。
其次,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之间在安全方面进行了许多合作。亚太地区存在各种多边形式的安全对话、论坛和组织，形成了层次丰富、相互交织的地区多边安全网络。21世纪以来，中国借助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六方会谈、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等机制，积极扩大同亚太各国的安全关系，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在多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中进行合作。除了地区安全机制外，中国还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在双边安全方面形成了一些合作，比如开展联合军演、建立军事热线等。这对于增进了解、防止冲突、管控危机具有帮助。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在地区安全机制和双边合作机制方面的沟通有助于各国减少误解、增进合作。通过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安全合作可以加强［14］。沟通机制的完善为各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提供了平台，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发生剧烈冲突乃至战争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
显然,今天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古希腊时期已截然不同。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盟国并非绝对地对抗和孤立中国，而是选择了在中美之间实施动态平衡战略。它们一方面积极发展与中国的联系,试图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并从中国经济实力上升的过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它们又试图加强与美国的联系，缓解其可能面临的安全压力。联盟政治无论是对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与斯巴达，还是对21世纪的中国和美国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有所不同的是随着中国与美国盟国之间经济安全合作的加深，这些国家更倾向于期盼中美两国采取克制的和平手段来处理彼此的关系。尽管中美两国都需要防范第三方危机，但联盟被牵连的风险与古希腊时期相比还是降低了不少。因此，从国家战略互动角度来看，因联盟政治而导致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三）个体层次
从个体层次来看，修昔底德认为民众坚信战争必然发生的信念和领导人为国家荣誉而战的观念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而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看，这两点已大为削弱。冷战结束后，战争发生的频率已经大幅减少，大国之间更是基本不再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争端。从民众角度看，大多不再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知，这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中美两国民众普遍希望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享受经济发展红利和提高生活水平。2018年美国盖洛普民调数据表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53%，为30年来最高水平［15］。而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度也基本维持在50%左右①。这表明友好往来在中美两国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也是制约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两国民众的战争观深受公共舆论影响，也使中美双方对过于偏激的民族主义引起警惕、对媒体的战争危险言论保持清晰。两国的民间友好维持不易，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强大社会基础，需要双方努力共同经营。
政治领导人的人格特质是决定其政策偏好以及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6］。从个性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原因，政治领导人的激情、恐惧和欲望被认为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17］。不过随着现代国家战争决策的机制化和复杂化，领导人的个性对战争的影响已经有所下降，特别是当领导人在作出发动战争的决策时更是如此。从领导人角度看，中美两国领导人均不愿两国发生战争，战争对双方而言都会损失惨重。兰德公司2017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就预测了中美战争可能会引发美国GDP下降5%～10%，军事能力也会有超过20%的下降，同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遭到重创②。因此基于损失厌恶，两国领导人会尽力寻求和平而非战争方式解决国家间矛盾。中国领导人曾指出，亚太应该成为中美加强协调和配合的合作社，而不应该成为中美互相角力的角斗场［18］。2018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指出，自古知兵非好战，加强两军各层次的交往和机制建设，有利于消除疑虑，防止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19］。2017年11月，特朗普在访华时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20］。
对中美双方而言，随着两国竞争加剧，两国加强战略分歧管控和军事冲突预防日益重要。特朗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美两军关系稳定的重要性，“不冲突不对抗”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只有双方形成了避免军事冲突的共识，两国关系才有可能“斗而不破”。两国领导人需要始终保持清晰的头脑，对战争秉持审慎的态度，对双方之间的分歧坚持和平的解决方式，对双方之间的危机风险不断加强危机管控与冲突预防。
基于上述三个层次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关系与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特别是在国家、个体层面，这也就意味着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存在极大的可能性，中美并非注定一战。沃尔兹指出，清晰的意图可增进各国国民之间的理解，也意味着增进和平。与之类似，通过减少失望和不安全感，进而改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调节，可以降低战争爆发的频率［10］。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密切沟通和两国人文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减少两国之间的战略误判和误解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两国规避战争。
结 语
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不同，21世纪中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按照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多层次分析可知，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盟友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安全合作，中美两国仍存在综合实力差距且人文往来日益紧密，加上两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看法等因素，都会促使中美两国以更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战争不是两国解决分歧的唯一选项。从三个层次来看，中美会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性，但实际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修昔底德陷阱”更多只是中美关系中的“隐喻”而非现实。中美两国并不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的关键是中美如何管控分歧，而非过于关注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如何实现两国良性互动，避免通过僵化的武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战略分歧是阻止两国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的非常重要的环节，联盟政治、高层沟通、制度建设、民粹主义等问题都值得关注。
注释
① "How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Leader Thinks?"The World Post,Juanary 21,2014．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4/01/21/xi-jinping-davos_n_4639929.html．
② David 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Us",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May 11,2015.
https://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
③ Robert B.Zoellick,U.S.,China and Thucydides:How ca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void typical patterns of distrust and fear?The National Interest,2013,pp.22-30．
④ Zbigniew Brzezinski,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3,pp.31-33．
⑤ 参见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论坛，2014 年第 6 期）。
⑥ 参见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参考消息，2016 年 8 月 24 日），陈永《反思“修昔底德陷阱”：权力转移进程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论坛，2015 年第 6 期），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等文。
⑦ James Holmes,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s Trap: Why the U.S.and China aren’t necessarily Athens and Sparta or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WI”The Diplomat,June 13,2013,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
⑧ Richard Lebow,"Play It Again Pericles:Agents,Structure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6,p.231．
① 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China-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The Chinese Journal i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2, pp.105-127．
② 参见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5 期），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杨庆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国际展望，2017 年第 1 期）等文。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20,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1/20/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january-20-2015．
② Abramo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The war ledg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49-50．
①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December,2017,p.25.availableat: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② Blackwill Robert and Ashley 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5；Aaron 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5,pp.42-43．
③ Michael Swaine,"Beyond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Need for a Stable U．S．-China Balance of Pow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2015；David Lampton"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2007,pp.115-127；Henry Kissinger and Hormann Nicholas,On China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542．
④ Michel H.Fuchs, "Trump’s China Policy Is a Paper Tiger"February 22,2017,available at：http:// foreignpolicy.com/2017/02/22/trumps-china-policy-is-a-paper-tiger/．
⑤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 uploads/2017/12/2017.pdf．
笔者由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整理得来。
① Dorothy Manevicha,"Americans have grown more negative toward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Pew Research Center，Feburary 10,2017,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2/10/americans-have- grown-more-negative-toward-china-over-past-decade/．
②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RAND-RR1140,August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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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15JZD03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研创新重大项目“联盟研究:理论与实践”(3162018ZYKA02)；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与亚太国家的战略选择”(161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