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他的上一本著作《不平等的代价》发布恰好两年，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今年6月发布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斯•格林沃德（Bruce Greenwald）合著的新书《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
两年前，由他开启并力主的这轮对不平等的反思，在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出版后达到高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已悄然走向下一个大命题：政府何去何从？
新书选择在法国南部的经济学重镇图卢兹发布，斯蒂格利茨同时在此获得为纪念法国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而设的拉丰经济学奖，并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该书的发布地若是改在美国或中国，气氛不会轻松。小政府传统浓厚的美国在近年贫富矛盾激化后，“保姆国家”之势渐起。而在中国，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7月初激辩政府与市场之后，林毅夫在8月中旬以一篇长文《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主张。足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意义。
在新书中，斯蒂格利茨详细阐述了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政策框架。他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也与所谓“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不同，认为单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长期来看并非最优发展方式。
早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斯蒂格利茨就曾试图推动对当时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但应者寥寥，最后任期未满即挂印而去。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他的努力，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在他看来，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走过来的路，证明了在发展阶段，政府大有可为。但是，这样的经验对于政府已强势存在了35年的中国是否适用？
“中国政府做了一些明显不该做的事，但也有一些该做的没有做。”他在今年三月连续第九次获邀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如此写道。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或许才是他的新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怎样的学习型社会
财新记者：应该如何理解你们倡导的“学习型社会”？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社会？
斯蒂格利茨：在21世纪人类迈向知识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学习型社会”，即一个基于由学习得来的技术进步，而非强调资源累积的社会发展模式，对于持续的发展和增长尤为重要。
从索罗（Robert Solow）开始，我们就认识到，驱动增长的最核心要素是技术进步。实际上，始于19世纪初——先是西方国家，后是亚洲国家——的向“学习型社会”的转变，对于人类福祉的影响要大于资源累积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影响。
从阿罗（Kenneth Arrow）开始，我们还意识到，市场本身在知识的生产和扩散中并不高效。因为知识是一个公共产品，存在市场不善于驾驭的正面溢出效应和负面外部性。
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政策对于技术进步，即经济体学习能力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不但意味着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扩散，也要求发展中国家自己学习、累积。所以，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在推动基于学习的增长时应该做什么。
财新记者：那么，应该怎样培育这样一个“学习型社会”？政府需要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要发展，不能只是以效率的视角，只看静态比较优势；而应看动态比较优势，从学习的视角看问题。在短期内放弃（静态）比较优势，换取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学习累积过程，对于发展异常重要。
如果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遵从国际组织的建议，发展该国当时最具比较优势的农业，韩国就不太可能构建出之后的支柱产业，如造船、汽车、乃至近些年的电子工业。
韩国当时的做法是，先封闭市场，通过自己的市场，累积自己的技术；在获得一定的技术累积之后，再转向出口，进一步抢占国际市场。该国汽车业的关税税率在1985年还高达50%。这是看似放弃效率，但获得了学习效应的典型例子。
相较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部门（第二产业）的各个子领域间，存在更大的溢出效应。因此，有意识地发展这一部门往往能带来更大的学习效应，更快地提升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力。
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试图通过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事实上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学习、技术累积的过程，甚至阻碍了他们发展的要务。
财新记者：韩国的汽车业在保护之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中国的汽车厂商在保护之下却一直没能培育出较强的竞争力，问题出在哪里？中国是否应该一直保护该行业？
斯蒂格利茨：中国汽车业的例子比较复杂，试图通过让出部分市场来换取海外的技术。韩国则并没有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而是选择自己累积。
此外，汽车行业比较特殊，属于集成性创新产业，技术整合门槛高，较难像家电等其他行业一样通过市场换到技术。
在中国这样一种有限开放市场的做法下，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培育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目前，吉利、奇瑞等车企已经积累了美国低端车的核心技术，奥迪、宝马等车企的技术很复杂，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积累到。
当然，中国不能一直保护汽车业。因此，另一种办法是，更大幅度地放开对国内汽车业的保护，让中国车企在充分竞争中学习。
何种贸易政策促发展
财新记者：你在书中提到，带有一定保护性质的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促进发展。为什么？
斯蒂格利茨：贸易政策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要素价格，从而影响投资的方向和水平，进而影响学习的强度。一些情况下，学习所产生的正面效应能够弥补贸易政策制造的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
在发达国家，由于已经有一层较厚的创新土壤及创新基础设施，能够在创新上形成规模效应，所以贸易政策的助推作用较小。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创新机制和土壤的缺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所能带来的学习效应大于政策成本。
财新记者：具体是怎样的贸易政策能促进发展？
斯蒂格利茨：如果一群国家对这一群体外的国家筑起贸易壁垒，同时在这一群体内构建更为开放的贸易体系，这样一个体系对于发展就具有极为正面的效果，因为竞争和激励的作用很大。比如欧盟这样一个体系，整体经济体量的扩大为充分竞争创造了条件；发展水平相对较接近的一群国家在一个与外界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竞争，也会产生很大的激励效应。这种类型的保护，能帮助催生体系内的学习效应。我在书中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体竞争力的提高，保护的程度应该逐步降低。
事实上，不少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二战”之后的欧洲和日本以及随后的亚洲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使用了这样一种贸易政策。他们并没有将保护措施过多聚焦于某个或某几个产业，而是对整个产业体系给予了较为广泛的保护，同时鼓励本国产业体系内的竞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婴儿产业保护的（合理）反对，不适用于婴儿经济体保护。
财新记者：汇率作为贸易政策的一个关键工具，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怎样管理？
斯蒂格利茨：我的合著者格林沃德是一个右翼经济学家。他的立场是，如果要使用贸易政策，就只能使用覆盖面广的政策工具，如调整汇率，而不是使用选择性的工具，如对特定行业的关税倾斜或补贴。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受压制（低于所谓的均衡水平）的汇率能让该国内相对较有竞争力的产业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能脱颖而出。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尤其是对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可以让这些国家一些产业的竞争力逐渐赶上发达国家，而不会因为这些国家整体发展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间巨大的差距，而永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无法直接使用汇率来作为其支持出口产业的手段。不过，美国确实在间接通过量化宽松（QE），实施竞争性贬值。日本也在做同样的事。这其实是欧洲近年来竞争力变弱的原因之一。由于欧洲央行近乎愚蠢的保守，没有类似的操作，欧元一直保持强势，这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会说：谢谢。
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经济体量还较小的时候，采取汇率政策这一手段，培育了一系列产业，已经取得了想要的效果；但往前看，由于经济体规模变大，贸易摩擦加剧，想要依靠汇率加强经济体竞争力会变得越来越难。
产业政策转向研发
财新记者：你认为产业政策也能够帮助建立学习型经济体。那么，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记录怎样？是否起到过这样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研发，尤其是对于建立学习型经济体至关重要的基础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供给单纯依靠利润驱动的私人部门是不够的。
美国也有产业政策，始于19世纪对电信和农业的政策，今天更多地是通过国防部和能源部。其间尤其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发明因特网、创造第一个浏览器，这一机构目前仍在推动科技的前沿。美国的两大产业——互联网和生物科技——事实上得益于政府的孕育，而不仅仅是私人部门的功劳。只不过在美国，私人部门在政府部门创新的商业化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
美国也有错误的产业政策。比如，美国的法律框架鼓励金融业的发展。在税法的规定中，投机者需缴纳的税率（资本利得税）比那些为生计工作的人税率的一半还低。这样的一系列政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异常庞大的金融业，却引发了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而在危机中，美国政府花了1500亿美元来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这样一个金融企业。美国政府用以纾困的总金额也不过7000亿美元。
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产业政策，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成功的国家都是学会了如何管理好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国家。
财新记者：好的产业政策，边界何在？应该做什么？
斯蒂格利茨：产业政策并不是要挑选胜者，而是要分析市场外部性，比如，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或风险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融资机制缺陷，这会阻碍创新和学习的发生。
产业政策还可以做的，是发掘、并支持对于整个经济体或产业链更具带动作用的产业，即具有外溢效应的子行业。这也是由于这些产业往往技术门槛较高、需要较多的研发投入，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研发投入往往不足。
一个较好的例子是芯片产业。台湾地区政府很明白该行业对于其他产业的支持作用，于是，大力支持芯片制造业的发展，同时支持很多进入芯片制造的中间产品的研发，包括一些特殊的塑料材料。芯片业的发展，带动了许多下游行业的发展，也让台湾信息制造业的发展不需要依赖发达国家，从而培育起了这一经济体的支柱产业。
财新记者：韩国和日本两国各自在显示面板和半导体上的努力也带动了两国的产业。但中国在这方面的成效一直不显著？
斯蒂格利茨：中国政府恐怕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样的行业的重要性。当然，也可能是政策支持的体制机制存在较大的问题。
财新记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政府？
斯蒂格利茨：对，一个“聪明”的政府要能够就产业政策议题举行持续的“辩论”，并保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还有一个办法是让政府的资金进入独立的非政府机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该机构在高效、公平的研发支持上有很好的记录。
财新记者：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做出哪些改进？
斯蒂格利茨：关键应该是覆盖面广的，而不是挑选一两个胜者。未来，政府的角色应该更多体现在对研究和教育的支持。这是另一种能渗透到所有行业的产业政策形式。在建立研究实验室、研究性大学的同时，要确保他们有获得融资的渠道，否则就很难从中诞生出企业和商业化应用。
这样一个更接近美国（产业政策）的模式，是未来中国应该采取的策略。极富创新能力的硅谷在哪儿？为什么它会出现在那个特定区域？是因为偶然因素还是得益于适宜的气候？都不是。原因是硅谷附近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这两所高校的研究项目正是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才得以展开，这些研究成果随后渗透到私人部门。
当然，研究机构不应该都聚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中心，那样不但对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无益，而且会因该地人才、资源供给的有限而阻碍机构，乃至产业的发展。
华盛顿共识的缺陷
财新记者：在另一些政策领域，如知识产权政策、金融政策，你们在书中也多有“非主流”的看法。能否做简单阐释？
斯蒂格利茨：公共政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会对经济体的学习能力产生影响。知识产权体系就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传统的知识产权或是专利保护体系是基于静态的效率视角，是为了让领先企业推进技术前沿。但是，过度的专利保护会阻碍知识的扩散和学习效应，一些情况下甚至会助长垄断。
专利体系的设计应该基于动态的学习效应是否大于静态的效率损失。在美国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制药业，一部分大企业对于一些常见药品专利的垄断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球人民——尤其是非洲百姓——的福祉都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设计更为合理的专利保护体系，而不是一味强调专利保护。金融政策也是类似的道理，当然，现在人们对金融自由化的认识更深了，慢慢意识到并不是简单放开、完全自由的金融体系就是最好的。
财新记者：你认为“华盛顿共识”正在日渐崩塌？
斯蒂格利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务来说，西方的“华盛顿共识”并不成功。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市场本身就是高效、稳定的，且增长带来的好处会自动渗流向所有公民。屡次的危机已经表明，这两个假设都是幻想。但如果从发展的视角审视，华盛顿共识最大的问题是，它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环境。
举例来说，在发达国家，多数创新的主要目的是节约人力资本。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劳动力过剩，失业是一个主要问题。西方诸如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等创新反而会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关键问题。
而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真正没有被合理定价的是自然资源和环境，因此，越来越多的创新应该指向节约资源消耗，保护环境。当前，发展中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再借用或是简单调整发达国家过去采用的对环境不友好的能源及创新模式，而需要全新的创新方向。
财新记者：在发达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自由市场信念是否也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动摇？
斯蒂格利茨：在发达国家，你会看到去监管化、完全依赖市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而且仅靠市场，对于推升创新是不够的。政府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有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创新型经济体中。
在一个不平等并不显著的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应该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但当一个社会存在较大的不平等时，社会各方的利益基础就变得多种多样，分配方面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
为了防止再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作用被既得利益阶层限制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催化创新、支持增长的积极作用也被限制了。
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平等越显著，越为限制政府的作用，进而带来更多的不平等，更低的增长和更不稳定的宏观环境。很多人担心美国正在或是已经进入了这一恶性循环：机会平等越发堪忧，正变得跟“旧的欧洲”一样。
财新记者：政府与市场之间，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看法？
斯蒂格利茨：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事实上是一种工具，可以被用来帮助发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但也可能阻碍这一过程。细节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在政府和市场间有一个平衡的角色分配。眼下，两方面的作用都应该得到改善。
企业治理，包括企业管理者的短期视角、金融业为代表的特殊利益群体等问题，在危机之前扮演了很负面的作用。而政府在独立、超脱于这些利益并实施必要监管，缓解不平等，以及在催化创新中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后退一步看，各国都存在政策制定更多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倾向的问题。而简单的意识形态倾向往往是被特殊利益群体用来影响政策走向的工具。好的政策制定决不能被意识形态带来的极端倾向所主导。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于政府发挥作用往往有不少基于政治经济理由的反对，认为理想世界的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可能会让事情变好，但现实世界中的政府介入通常不会。
这样的看法在一些情况下或许是对的。但这样的反对更多基于政治分析，而非经济分析。而政治分析通常比经济分析简单化，更基于利益或是观念，而非事实。
当然，现实世界中的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记录并不好。问题是，问题应该是植根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及过程，还是政治体系及过程可以被改善。历史表明，问题并非总是不可避免；但确实需要异常小心。
财新记者：从学习型经济体到学习型社会，这中间多出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各种形式的民主，包括观念民主。民主质疑权威。一个更为民主、开放的社会会产生更多的“点子”，也会让许多不好的“点子”销声。社会因此才能向好的方向进步，而非陷入长期停滞。
平等对于学习型社会也很重要。不平等、不具包容性的增长会衍生不民主的社会。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民主过程事实上也是可被扭曲的，一些利益群体有极大动力去扭曲民主过程，维持已有的不平等。那样的“民主”可能对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