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就辉煌，值得庆祝和纪念。但是，也有需要深入反思、有待校正的问题。
行百里，半九十。不怕已经行九十里，就怕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最怕的是行九十里之后，又多跑了不知多少里；更怕的是不知不觉地白跑了那么多冤枉路以后，还在满怀信心地要跑更多的冤枉路，因为至今还没搞清楚，什么是毫厘之差？毫厘之差究竟在哪里？
一、差之千里的溯根求源
毫厘之差确实难以看到，但失之千里却显而易见。每每到失之千里之后才发现需要纠偏，已经走了多少冤枉路？所谓冤枉路，就是消耗在偏差上和为努力校正偏差而付出的双倍代价。这些都会表现为“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还要靠努力前进、拼命发展来解决。这样高昂的代价是否可以尽量减少？这样的冤枉路是否可以尽量避免？
差之千里，仅在在当前经济运行和发展上就突出地表现为：
1、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高速度下来得很快，而且下行压力还在加大；高质量上得不够快，而且动能明显乏力。
2、供给侧跟不上需求变化，最明显的是跟不上消费需求变化，但最难的是跟不上创新发展的需求。
3、供给侧付出高昂的代价进行结构调整后，很快又会积累起新的愈益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这样的状况，总是需要进行政策干预，需要通过追加政策的代价来减少继续偏差将要带来的损耗。这种偏差和纠偏式的政策干预经年累月地积攒下来，就像穿墙打洞的违章建筑群一样，使有关的政策体系成为一套极为复杂的迷宫体系，如果形象地与法国凡尔赛宫中的迷宫、最强大脑节目中的迷宫相比，绝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能够一揽子搞清楚这些政策，只好依靠庞大的行政机构，在相互冲突与协调中，极度辛劳又难免低效地推动着行政体系的运行，推行着这迷宫一样政策体系的实施。
这种周而复始大幅度的偏差和纠偏能否避免？至少能否尽可能减小偏差和纠偏出现的频率和震荡的幅度？
这就必然又引出一系列问题，直到超出调控政策的范围，而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追问：
为什么供给侧跟不上需求变化，特别是跟不上创新发展的需求？
为什么高质量发展明显缺乏足够的动能？
高质量发展的动能究竟在哪里？究竟怎样才能迸发，才能增强，才能足够充沛？
经济发展的内生瓶颈究竟在哪里？
不断再生产出经济发展内生瓶颈的经济运行症结究竟在哪里？
造成经济运行症结的经济体制机制弊端究竟在哪里？
未能破除经济体制机制弊端的经济改革问题究竟在哪里？
造成经济改革问题的主要根源究竟在哪里？
除了造成经济改革问题的客观障碍外，更值得深究的主观根源究竟在哪里？
经济改革的措施有无主观原因引起的偏差和疏漏？偏差和疏漏究竟在哪里？
有无引起经济改革实践上偏差和疏漏的思想误区和理论缺失？思想误区和理论缺失在哪里？
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聚焦到一点上，经济改革的毫厘之差究竟在哪里？
二、思想理论的偏差和误区
经济改革早就进入攻坚阶段，好吃的肉和好喝的汤都没了，留下的净是些难啃的硬骨头；
难啃的硬骨头仅仅是要冲破利益集团的抵制、打破利益格局的固化吗？
经济改革早就进入深水区，光靠“摸石头”肯定不够了。可是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实践真的为顶层设计总结概括出理论依据了吗？现有的理论依据就真的透彻、可靠吗？
看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看透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确地理解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首要工作。
问题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本质看“实质”。教科书告诉我们，事物之间客观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客观规律。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实质,就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是要看客观规律；这就包括要看因果关系，要看相互作用。
问题在于，经济改革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运行体系，主要还有哪些不健全、不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功能主要还有哪些缺失、扭曲？为什么迟迟未能改变？是否至今还未能看透？
问题在于，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在认识上，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至今确实还有深刻而严重的偏差乃至误区。
现在对经济改革的流行表述和概括，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这里就有深刻而严重的偏差乃至误区。
一是“计划”和“市场”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从经济运行的体系看，“计划”更像是软件，“市场”更像是硬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如此不对当的两种事物之间，根本就不可能直接进行转换。
二是“市场”和“行政”之间对当，都是经济运行、资源配置、信号传导的载体，同时也是经济利益分配和实现的载体。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体制如果概括地表述为“行政”经济体制，要比现在流行地说成“计划经济”体制更为如实，更为合理，更为科学。
三是既然把经济运行载体从行政体系为主转换到市场体系为主上，就要按照市场自发运行的特性，充分完善市场运行体系；还要按照市场也可以有计划的定位和要求，在市场运行体系自发运行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体系、市场规则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同时还要以此来界定和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体制。
四是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计划和市场曾经不同时有，但也可以同时有。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市场没有计划，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只有计划没有市场。垄断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有市场，也开始有了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计划因素；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同时既有市场，也有计划。
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在于有没有计划，而在于经济运行的载体不同。传统经济的运行载体是以“行政”体系为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载体转换为以“市场”体系为主。
六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根据经济运行载体的特性，改变经济计划的内容和方式。
七是在现代经济形态中，既要进行生产力的社会再生产，同时还要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基于生产的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基于个别再生产，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都必然如此。只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先后历经以“行政”体系为主要经济运行载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和以“市场”体系为主要经济运行载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论是在哪一种经济体制中，在进行生产力社会再生产的同时，还都必定要进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
八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归根结底就是按一定价值取向，实现人的社会再生产。只不过能够实现的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不同经济社会地位上的人的社会再生产。
九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应当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劳动者增强和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有利于壮大应对国际环境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增强和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比较优势，显示出更加自觉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优越性。
党的十九大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战略格局上，也是在实质、理念和任务上，需要重点校正的，主要是：
1、转换经济运行的载体，从以“行政”体系为主转换到市场体系为主。
2、在经济运行在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基础上，必须高度自觉地重塑（再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既要符合现代化进程现阶段的时代特点和国情特点，更好地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取向，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
3、在经济运行在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基础上，必须高度自觉地重塑（再造）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包括妥善处理个人收益增长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完善和发展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
4、在经济运行在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基础上，必须高度自觉地重塑（再造）经济计划的方式；包括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经济运行周期计划的内容，制定和实施的方法等。
5、健全市场运行体系，包括健全市场交易体系、市场规则体系、市场监管体系，不仅要充分参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成熟体系，还必须全面符合以上各项要求，健全市场运行的机制和功能。
6、在经济运行在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基础上，必须高度自觉地重塑、优化行政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转换经济运行载体与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功能之间相辅相成的，是在健全市场运行体系与重塑、优化行政体系之间相辅相成的。
7、在经济运行在以“市场”体系为主的基础上，必须高度自觉地重塑经济社会信用体系。经济运行主要基于行政载体运行时，经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由纵向科层的行政组织系统约束和保证，可以依靠严密的领属关系、组织纪律、档案记录、户籍管理等可操作地实现。但是在主要基于市场载体运行时，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平行的、对等的契约关系，需要有适合这种关系的约束和保障机制。这单独靠法律他律，或者单独靠道德自律，或者同时靠法律和道德，都未能也不可能得到所需的效果。只有全面建设相应的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成为法律他律与道德自律相衔接，市场交易行为与市场规则体系、市场监管措施相统一的可操作的制度性、体制性、普适性、长效性的机制，成为解决一系列问题釜底抽薪式的战略性、基础性举措。而由于经济运行载体转换和市场运行体系不完善所带来的诸如权力腐败、互骗互害、失信侵权等各种久治不愈的顽疾，也会以此为基础，形成综合性的根治体系，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才能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理解，“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4]
在经济运行载体的转换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更为适合现代生产力的性质，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效益[5]。
不同性质的载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经济运行载体从以行政体系为主转轨到以市场体系为主，纵向科层体系与组织纪律，横向交易体系与平等契约，他律和自律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高度自觉地重塑（再造）。特别是自律必须通过可操作的信用形式，才能与他律相结合。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体系，就会成为强权经济，在民间滋生黑恶势力，在官方滋生权力腐败，在国际成为丛林法则。
在完善市场运行体系上，要健全市场的交易、规则、监管三大体系；要使市场运行体系横向统一，打破地方保护，消除地区分割；纵向贯通，健全各层市场，疏通各层市场之间的经济动力和市场信号的传导。其中纵向贯通已经成为卡脖子的要害；要加快健全市场价格发现和市场动力形成机制，全面布局和加快推进各类、各级要素交易市场，包括大宗商品的现货、现货延期交割、期货市场和相应的各类、各级虚拟经济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检验市场动力和信息功能健全与否的根本标准，就是看是否形成了市场内生的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生成机制，并发挥出系统化、结构化、精准化的资源配置引导功能。要全面疏通市场自发内生信息、自发外生信息、自觉外生信息的保真、功放（乘数、杠杆）传导机制。当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除了来自行政体系市场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玻璃天花板等等外，一个比所有制差异更为突出的根本原因，也是至今仍未被透彻认清的关键原因，就是行政体系内信用方式与市场主体之间信用方式的不同，以及当前市场信用体系仍然很严重的残破不全；这从根本上使得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难以平等地得到金融机构的授信；在信用体系的残破、缺失的情况下，如果通过行政系统强行授信，必然会导致基于信用的虚拟经济自律机制的严重扭曲、缺失，进一步埋下并积累起系统性风险的严重隐患。经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已经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在生产力的再生产上，在资源配置上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参与、政府干预的作用。这就必须建立起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形成机制；要使资源特别是以一般等价物形式存在的资金，实现结构化精准配置，这是转向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经济运行功能；我国的资金早已从总量性稀缺转变到结构性稀缺，资金的流动性也相应由总体性不足转变为结构性不足；而资金的结构性稀缺又与结构性过剩并存，流动性的结构性不足也与结构性泛滥并存；结构性过剩的资金和结构性泛滥的流动性导致炒作市场的恶性投机性行为，更为严重地扭曲资源配置信号，形成虹吸棘轮效应，致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流动性脱实向虚，导致虚拟经济膨胀、泡沫；导致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的资金严重短缺和资金流动性严重不足；投融资结构的严重失调，失去对市场原生需求的敏感性和响应能力，遮蔽了消费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的市场信号传导，进而消解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更为严重的是摧毁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生成机制，形成破坏经济运行发展的深层次的沉疴痼疾。
这会迫使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严重过分地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以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看不见得手，造成经济改革进程中周期性的体制回归。
这会使现行经济体制的功能极为难以适合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极为难以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新规律的要求。之所以是进入新时代，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新水平，这就是在以现代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环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由以“后发优势”为主进入到“国际平行竞争”为主的新阶段，并向“领头经济”方向发展，进入到必须以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和获取国际比较优势的管理体制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阶段。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以国际平行竞争为新条件的客观规律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对科技研究、产业研发、市场开发、制度创新的资源投入不但要求不仅力度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结构性的精准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要更高概率地规避或对冲创新领域投融资失败的风险，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要使产业创新的效率和效益更高概率地跑赢现有支柱产业的生命周期。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在发展到国际平行竞争阶段以后，不得不进行创新驱动的国际竞争，不进则退无可退，不进则必败无疑。这是现代社会主义进入国际平行竞争阶段甚至领头经济阶段中，都要遵循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在这些发展阶段中创造和积累出已经彻底改变国际环境的更高水平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失去作用乃至消失。而在当前，必须针对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更加充分、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使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体系能够更加充分、更加有效地适合结构化精准配置资源的客观要求。
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上，要基于市场经济，重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质，是人的再生产与生产力的再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在生产力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包括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领属关系、经济产出的分配关系等；首先是表现为生产力的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回归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然后再表现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物质生活资料分配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包括经济方式的初次分配和超经济方式的再分配；再分配又分为以国家财政收支为主要手段的二次分配和以经济居民公益性无偿捐赠为主要方式的三次分配。这些都要纳入到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中，统筹部署，协调推进[6]。
在人的再生产上，要基于市场经济，重塑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以人为本，人是终极的原生目的；同时人也是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还是再生产生产手段的手段，是终极的原生手段。但是现实的人，绝不是赤手空拳，也不是单打独斗地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妥善处理个人收益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
在国有资产与市场的关系上，通过国家参与，以国有资产的形式投给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混合所有企业，这些企业再按注册经营范围，分别承担出资、融资、投资、用资的功能，成为市场经营主体，与市场其他主体一样，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其中国有独资、控股的重点企业，主要在基础资源、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带有垄断性的经营；一方面为下游产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带有外部效应、公共产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又承担实施国家战略所需的带有非市场、超经济方式因素的战略任务，接受国家政策性的转移支付，或上缴国有资产收入甚至国有资产。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通过政府干预，以规范政策、准入政策、财政支出、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环境政策、人口政策等方式和渠道，向市场运行载体中注入外生变量（自觉外生信息），干预市场运行的功能和状态。
而政府进一步影响市场运行载体的体制，影响市场运行体系、市场运行的机制，则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有别于通常的政府干预措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运行载体上以市场体系为主，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政府行政体系方面，毫无疑问，仍然承担一部分经济运行载体的功能；
一方面与市场体系之间以平行的板块分割形式的功能逐步消减。除了为国家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国资企业等以非竞争方式直接配置战略资源外，其他的资源配置功能都必须转轨到市场体系上，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均衡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形成层级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体系层级，基于供求关系和竞争、均衡机制，生成市场经济动力，包括需求拉动、投入推动、开放带动的动能来源和动力结构；
在需求拉动中，主要包括原生消费需求、派生投资需求，“家乡市场”内需和国际市场外需两个维度；在消费需求中，主要包括生活消费需求和生产消费需求，商品消费需求和服务消费需求两个维度；
在投资需求中，主要包括劳动要素投资需求和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和主体设施投资需求（或转换成职能设施投资需求和机能设施投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和流动资金投资需求，经济周转投资需求和超经济周转投资需求四个维度。
投资需求实际上是从有支付能力购买力角度来看的非直接生活消费的需求；其中生产性投资需求，从购买生产要素的投入看，同时又有投入推动的一面，但两个方面之间在经济运行的功能上看有质的区别。投资需求是从价值看需求拉动的量，要素投入是从使用价值看投入推动形成的产能，再由产能的产出能够首先的交易换算成投入推动的价值量。
在经济运行载体功能上，市场体系为与行政体系最根本的区别是需求方评价供给，这可以直接决定供给能否向受支付能力约束的需求方结构化地出清；而行政体系是在科层领属关系中由上级评价下级，即使引入专家评价、第三方评价等等方式，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科层科层领属关系的实质，而这并不能直接具有需求方评价的功能，经过几轮经济运行的循环与周转后，就会积累起预算约束软化和供给短缺，形成趋于低效和浪费并存的短缺经济紧运行。而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均衡机制，也是源自需求方评价这一根本功能而形成和发挥作用的。
在投入推动中，主要包括活劳动要素推动和物化劳动要素推动，相当于偏微分方法的单要素投入推动和相对于全微分法的全要素推动，原有要素投入推动和创新驱动等三个维度。
投入推动不仅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在质上。从宏观看，投入推动的质表现在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从微观看，投入推动的质表现在要素组合的优化上。
微观要素组合的质也是从生产力再生产的角度看。微观要素组合的质同时也是经济因素的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是从生产关系个别再生产的角度看的。生产要素组合和经济因素结合之间构成的维度，也正是效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表里关系维度。
在这样的市场体系层级之上，政府行政体系在宏观上配置资源的功能，也要从根本上转变方式。
一是与国家参与、平行板块之间划清界限，禁止混淆，防止混乱。
二是行政体系本身退出代表全社会需求直接评价供给方的功能。而这与政府采购仅代表政府机构需求评价有别。
三是行政系统质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济周期运行计划的方式，代表全社会评估需求和评价供给。而这种评估和评价，不再以科层制领属关系的路径和方式下达给市场经济主体，只能成为约束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在涉及资源配置事项上的行为，成为引导市场运行功能的法定依据。
四是行政系统制订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经济运行周期计划，在宏观总量上，只能通过与市场经济动力形成、信号传导的系统接口，以向其导入总量型外生变量的方式，进行调控、引导；在结构上，仅限于通过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以搭建能与市场体系接轨的投融资渠道、平台等方式，向市场体系导入结构型外生变量。同时应尽可能避免使用以超经济方式给市场主体直接投资、资助、补贴、奖励等；即使在科技研究、产业研发、市场开发等生产再生产环节以超经济方式注入生产要素，也一定要在国际经济贸易多边体系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这既是避免在国际竞争中陷于被动，更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在体制机制上的国际比较优势。
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要基于市场运行载体，重塑经济计划方式。
首先要基于市场运行载体，市场运行动力的生成、市场运行信号的传导，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经济运行周期计划。
其次要面向市场运行载体，将政府主导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运行周期计划作为市场运行的外生变量（自觉信号），在行政载体与市场载体相衔接的接口处，与市场运行信号的方式相结合，传递、注入到市场运行的信号生成和传导中。
政府计划的内容和计划制定的方式也要进行相应的重塑。这会伴随着政府机构的精简，政策的清理和废改立。在重塑经济计划方式的国产过程中，既要冲破传统体制行政体系直接配置经济资源的惯性和冲动，也要防止只破不立、只放不管，任凭市场规则和市场监管的缺位、错位，放任市场体系残缺、市场功能扭曲；既要防止市场体系在生产力社会再生产上对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和损害外部经济的自发倾向，更要防止市场体系在生产关系社会再生产上偏离甚至背离社会主义价值取的自发倾向。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对经济改革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改革开放包括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得到党和国家正式认可的现有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定，与现代化进程、发展战略、国际战略、改革开放等实践的具体需要相比，分辨率和清晰度都还远为不够，还不足以满足更加具体地指导实践的需要。这是上述一系列实践问题得以出现而迟迟难以解决的重要主观因素之一。
要清晰地辨析，现代社会主义与未来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未来社会主义基于未来生产力，属于基于未来生产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属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社会形态。现代社会主义基于现代生产力，处于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属于现代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形态之一。
要清晰地辨析，绝对“不够格”与相对“不够格”之间的差别。属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未来社会主义，仅属于现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有国别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基于未来生产力的未来社会主义对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绝对“不够格”；与基于现代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上，还相对“不够格”。只要是基于现代生产力，即使是消除了相对“不够格”，也还要在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带有绝对“不够格”。
要清醒地认识，在现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国别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长期处于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只有在经历现代社会主义的终中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以后，才有可能逐步完全取代资本主义。只有在那之后，才真正开始从现代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转变，通过现代生产力更加充分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别的消融，为发展未来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别的彻底消失创造更加充分的历史条件，直至进入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只有通过未来社会主义更加充分地发展未来生产力、全人类统一国家彻底消亡，所有人都自由地、各尽所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所有人的自由，任何人都完全没有必要以任何生产要素作为获取所需生活资料的依据，才真正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基于现代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属于现代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兼具两个“不够格”的初级阶段，是在兼具绝对现代化和相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是处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并存的国际环境中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这样的初级阶段和国际环境中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中国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必要的、必然的要求，也是由这样初级阶段的国情、世情所决定的，是由这样初级阶段的历史规律、历史方向、历史进程、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六、深化经济改革的实践迫切要求理论经济学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发展
导致上述一系列实践问题的另一个重要主观因素，是近40年来能够左右经济改革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存在的严重缺陷。
要充分认识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标本关系，高度重视理论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创新发展。
要深刻认识效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表里关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和创新发展。
要高度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发展，以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别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客观规律，以满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实践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基本原理梳理和重塑效用经济学，使效用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成分、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变革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经验的理论概括，能够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再造中，成为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成分，更加符合指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发展实践的需要。
创新发展的社会主义效用经济学，不仅对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在现实国际环境中，指导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融入国际贸易投资和产业分工体系，参与国际经贸治理和规则的变革，解决所谓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等，都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张元干【宋】：《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3]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五、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017年10月18日）
[4]、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5] 、参见：
王立杰：《深化经济改革的困难和必由之路》，写于1988年10月，发表于《跋涉与求索——改革开放30年学术文集》，200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王立杰：《对经济体制改革出发点、基本要求和特点的重新思考》，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1期；
王立杰：《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思考》，写于1992年8月，发表于《跋涉与求索——改革开放30年学术文集》，200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王立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特点》写于1991年7月1日，发表于《跋涉与求索——改革开放30年学术文集》，200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阿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规律的要求》；发表于《求是》杂志社《内部文稿》，1992年21期（11月10日）；
另，可参考爱迪生的量杯和三角形的费尔马点的意义。
[6] 、参见王立杰：《肤浅与跛脚——对<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国发〔2013〕6号）>的评析》，（2013年4月），见“王立杰的学术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