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日傍晚6时许，山东济南火车站内爆发出一阵混乱的枪声，军阀张宗昌遇刺身亡。
两名刺客郑继成与陈凤山被捕。郑继成在车站月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增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报仇!”当时乘客对郑继成报以热烈掌声以表赞赏。
郑继成等二人被随后赶来的韩复榘军队逮捕并押往第三路军军法处，9月24日转送山东省高等法院，旋又交济南地方法院。郑继成承担了所有责任，陈凤山不久获释。此事一时成为全国的头号新闻，各大小报纸竞相采访，连续报道。社会舆论对郑继成报以一致的支持和赞誉，并掀起了“援郑运动”。被张宗昌杀害的胡信之、邵飘萍、张志等人的亲属更是奔走呼号，抨击张宗昌的罪恶。《大公报》、《中央日报》、《山东民国日报》等报纷纷撰文说明张宗昌实在祸鲁不浅，郑继成杀他是人民公意。社会各界、各民众团体也纷纷发表电文希望特赦郑继成。此时南京方面的蒋介石、陈立夫也分电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为郑继成说情，认为“法律不外人情”，而郑继成应该“俟法院判决后，如科罪过重，再援特赦条例办理。”至1933年1月，郑继成被特赦。
随着郑继成被特赦，这件被沸沸扬扬地闹了五个月的事情终于顺理成章地尘埃落定了。但是事实的真相却远非如此。
根据当时法院尸检报告，张宗昌头部致命一弹，为步枪子弹，而郑继成等二人拿的均是手枪。张宗昌练过武功，枪法很准，他若有一枪在手，应不至于丧命，但张那天竟没有带枪。
过了一段时间，随着此事内幕被逐渐披露，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张宗昌被刺，不是郑继成为父报仇，也不是侠义之士的义愤之举，而是由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张宗昌的盟弟韩复榘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韩复榘之所以要杀张宗昌，要从张宗昌自日本回国说起。“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方面希望正流亡日本的张宗昌出面组织力量与日本合作，但张宗昌和吴佩孚一样，不肯做汉奸。与此同时，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相等人也写信与张宗昌联系，希望他能回国抗日。张宗昌于1932年春到达北平，住在铁狮子胡同，并由张学良每月供给8万元生活费。
8月，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在北平召开各省将领的军事会议。在此期间，韩复榘曾在石友三的陪同下去拜访张宗昌，并邀请张宗昌去山东发展。后来在石友三的撮合下，张宗昌与韩复榘拜为把兄弟。张宗昌对韩复榘的邀请十分感兴趣，一方面他想动用在山东的存款，另一方面他想招纳旧部，东山再起。张宗昌督鲁三年，败走时的确有一部分兵力散落各地。至于张宗昌有没有笨到对韩复榘说出一些带有卷土重来意味的话，已不可考。韩复榘作为一名从士兵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新军阀，终于有了山东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是十分重视，不容许有任何人打它的主意。他对张宗昌表面上十分亲切，并在返回山东后再次邀请张宗昌到鲁面商扩军事宜。张宗昌得到消息后，不顾张学良、吴佩孚等人及母亲的劝阻，坐上了通往济南的火车，谁知早已落入韩复榘精心布置的圈套之中。
韩复榘为了稳固自己在山东的地位而设计杀死张宗昌，在当时已为社会披露，不再是什么秘密。但韩复榘又是如何掌握张宗昌的心思又是如何下定决心杀掉这个失势的军阀呢?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前面说过的石友三。石友三在张宗昌回国的时候在天津做寓公，正积极寻找出路，听说张宗昌回国，便去北平与之联系。两人相识后，彼此发现对方有可利用之处，便成为亲密好友。之后，石友三便向张介绍了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原来，石友三有两个旅被韩复榘收编，他想再抓住这两个旅重新出山，但又担心两个旅的兵力未免太过单薄，于是就想利用张宗昌在山东的旧关系，企图由此扩大势力，东山再起。而张宗昌也想利用石友三和韩复榘的情谊与这可能抓到的两个旅，实现再次插足山东，恢复旧业的目的。石友三为了这件事曾多次到济南与韩复榘洽谈，韩复榘表面应承，实际上知道此二人居心叵测，心里早已有了准备。张宗昌却不知这石友三是反复无常之人，在关键时刻又和韩复榘站在一起，要走了自己的手枪，使自己在遇险之时竟手无寸铁。另外当时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对张宗昌也并无好感。1927年，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大举进攻河南，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大动干戈。10月11日，西北军旅长姜明玉倒戈，并诱擒西北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将其解送至济南向张宗昌“献俘”。后来张宗昌兵败，于逃离前下令将郑金声处死。这郑金声是冯玉祥的结义兄弟，又是他的心腹爱将，二人相识多年，情谊深厚。张宗昌杀死郑金声，自然招来冯玉祥的愤恨。前面所说的郑继成为父报仇的说法即源于此。冯、韩计划成功后，便开始收集舆论，拿了长江各省来电，为郑说情，并让山东政府人员陆实君负责请人写民谣，写张祸鲁的各种文章，在各大报纸连篇刊登。这也是张宗昌被杀一事能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文章中，以王慰农写的小册子《郑继成为父报仇》流传最广，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张学良是推动张宗昌回国的主要力量，他也曾对张宗昌说“你想东山再起，须忍耐一个时期才成，我一定成全你就是。”既然如此，张宗昌为何不老实呆在这个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麾下等待时机而偏要去涉险呢?原因之一是张宗昌对自己招纳旧部重整旧业的期望，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张宗昌对张学良深怀戒备。张宗昌曾投靠张作霖，并得到提拔。但在军中他曾受到郭松龄、杨宇霆等人的为难，张学良则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帮助张宗昌摆脱困境。所以张宗昌与张学良是有旧谊的。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张宗昌不愿被改编，终在滦州被张学良缴械，这是他们之间的过节。其实对张宗昌触动最大的，还是张学良枪决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此二人是张作霖旧部，同时也是看着张学良长大的长辈。张宗昌对此事非常担忧，他曾对人说:“张学良这小伙子，心太狠，手太黑，真是翻脸不认人!”对于这一点，孙传芳也有同感。孙传芳在张学良枪杀杨、常后，应邀参加张召集的东北军政要人紧急会议。会后，他不辞而别，跑到大连，他后来说:“我一辈子没害怕过，那回，我可真的有点害怕了。说话瞪眼就杀人，一点情面不留!”张宗昌回国前，曾通过母亲和李藻麟多次与张学良接触，试探张学良的态度。虽然张学良态度诚恳，也明确表态欢迎张宗昌回国抗日，但张宗昌心中对张学良还是怀有戒心。这不能不说是张宗昌孤身涉险的原因之一。
张宗昌被刺一事与蒋介石有无关系已无从可考。1943年，郑继成在商丘做了汉奸头目张岚的座上客，后来公开做了汉奸。王慰农那时也在张处鬼混，二人成为好友，无话不谈。后来，王慰农问郑继成:“这个案子背后有没有‘二统(中统、军统)’指使?”郑继成坚决不承认。
张宗昌被刺一事其中牵涉的人与事大抵如此，各方功过是非，自有世人评说，在此不做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