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对近期民营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争议，做出一一回应。
各界更为关心的是，当前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民企生存难题，讲话是否指出了新的风向？讲话之后，民企发展环境能否迎来实质改善？为此，财新记者对话一直关注民企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教授。
期待民企发展的改革大礼包
财新记者：关于民企的讨论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且有不少中央领导相继表态，此次习近平总书记与民营企业座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是否预示着将会有一些实质性动作？
聂辉华：我觉得应该会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2月会召开纪念大会，四中全会也即将召开，应该会确立一揽子改革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倾向于纲领性改革规划，涉及民企的内容并不多，作为三中全会的升级版，适逢此时机，应该有一个关于民企发展的改革大礼包。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营生存发展显得异常艰难，甚至人心浮动，涉及民营企业的改革红利很有必要。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会更加松动，涉及的国企可能更多，在控制权或者股权比例方面也可能有所松动。对民企不开放的很多领域，可能进一步开放。减税方面可能会进一步明确方向，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减税的实际获得感并不强，减与不减区别并不明显，如果有减税举措，应该加大绝对力度。
最根本的还在于改革大礼包，与政策相配合，在具体的实质改革举措出台之后，会有更实质的缓和。
过去的很多政策并不是单纯针对民企的，所以，很容易打太极。如果能直接出台针对民企的举措，落实起来会更容易一些。我还是比较看好年底民企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地。
财新记者：习近平在讲话中直接提到“民营经济离场论”等言论，并称“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最近这些说法或言论确实很有声势，你怎么看待类似言论？根源何在？
聂辉华：这肯定属于“极左”言论或思潮。短期内，“极左”的思潮应该不会抬头了。事实上，这些言论从来没消失过，如同幽灵一般，但这次又有一些新的背景。首先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经济下行越明显，民企安全感越差，平时发展顺利，风言风语可以忽略，一旦是下坡路，遇到困难，很容易让人草木皆兵，这是正常反映。经济下行，加上“极左”言论盛行，使得此次负面效果极大。
其次，有些政策的出台，恰恰使得人们认为这些言论与政策是有关联的。恐慌是相互验证的，一旦人产生了恐慌感，会认为很多东西可以相互验证。去产能、去杠杆对民营企业有一定伤害，因为去的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去产能去杠杆是不是针对民企的。政策组合缺乏搭配，所以需要出台正面的政策对冲，否则恐慌难以消除。我倒不认为有什么阴谋，政策节点赶在一起，加剧了恐慌。
应该将竞争中性纳入“两个毫不动摇”的顶层设计
财新记者：座谈会还提到，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不过，一些研究显示，国企确实可能挤压民企空间，且近期国企利润与民企生存形成鲜明反差。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又如何真正改进？
聂辉华：去产能去杠杆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国企的，当然，不能说其目的就是针对民企。现实效果是给国企带来更多机会，给中小民营企业带来更多成本。
要想改变国企与民企多年来形成的基本竞争格局，恐怕短期内没法做到。国企与民企的布局以及产业链条是长期发展形成的，有历史原因，要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简单说，国企占据或者说垄断了上游，而民企是在中下游。国企上游减少产能，自然会带来下游价格上涨，而民企处于竞争性市场，基本不可能再把成本传导出去。这种非对称的竞争布局或者格局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
不过，可以改善国企与民企的竞争环境。比如，上游产业能不能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或者，上游国企能否让民企占有更多股份，甚至民企控股。混合所有制从来没有说不让民营企业控股，但是，现实中确实很难做到。所以，这就是一个突破口。
另外，我比较看重易纲行长提到的竞争中性原则，能否贯彻竞争中性这一国际理念，国企与民企在很多方面遵守相同的规则，很可能将国企与民企的不对等竞争，逐渐拉平为对等竞争。
竞争中性是从游戏规则来讲的，“两个毫不动摇”也很重要，但那是结果或目的，不涉及手段，没有讲清楚规则。比如，投资回报率，国家不能多拿也不用少拿，税收、监管等民企国企都一致。竞争中性更具体，更具备操作性，而且是国际规则，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我认为这会是推动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的一个很好切入点。
我觉得应该将竞争中性纳入到“两个毫不动摇”的顶层设计中。
财新记者：座谈会讲话谈到，纠正一些政府部门、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以大欺小、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行为。新华社文章中也提到，现场不少民营企业家向习近平“抱怨”类似事情，问题根源何在？
聂辉华：一直都存在，“工商关系”一直也是如此。这里的“工商”是指制造业与流通业的关系，制造业是工厂，而流通业是商业，比如一些大的流通企业，可能经常拖着工厂货款，或者占款，有钱也不给。制造业竞争相对充分，而流通业相对垄断。制造业不赚钱的格局一直存在。这只是一个例子。大企业欺负小企业，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竞争格局不同，下游掌握了渠道，渠道为王。
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也是如此，尤其是当多家民企依附于一家国企的时候，这种现象就会更明显。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宋铮教授等人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堆民营企业依附在国有企业身上所形成的经济集团。其实中国很多经济节点，都是由大型国企构成的，而很多民企依附于此，如果不依附，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要想改变，只能是大家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同等的融资成本等，如果不能保证这些，又怎么改变这种被“欺负”的结果呢？
政策不少，但政策要一以贯之不能模棱两可
财新记者：“近年来，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习近平的这一表述也被很多人视为对近期政策反思。你怎么解读？政策落实不好，问题出在了哪里？
聂辉华：政策落实不到位，肯定与执行机关有关，但是，我认为也不能把全部责任归结于地方执行，其实现在的执行力已经比过去有很大进步。
有两个原因值得警醒。第一，政策文件可能存在内在冲突，甚至“打架”，可能导致实践无法执行。比如，一方面要求不给民企设置各种门槛，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国企又在实践层面追求做大做强。假如某一个项目给了民企没给国企，会不会被认为没有支持国企做大做强，谁承担这个责任呢？另外，一方面说去杠杆，一方面又说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其实也存在一定“冲突”。说到底，政策边界不清楚，重点不突出，甚至相互矛盾，导致落实起来很困难。当执行者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就很可能采取保守措施，偏“左”是安全的，偏“右”是危险的。第二，很多政策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亮点和主要方向之一，但是，推进太慢，与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有关，很容易导致实施者畏首畏尾。
所以，不是政策太少，而是政策要一以贯之，不能模棱两可，其次才是可操作性。除了执行问题，必须要重视政策的一贯性与协调性。
财新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也谈到“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事实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等均提到政策要吸取企业家意见，这不是执行问题吗？
聂辉华：根源还在于没有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的基础制度，没有制度的话，就没人敢这么做，或者不愿意这么做。很多政策文件是建议或者意见，不像法律或者制度那样，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现在的症结就是文件太多，制度太少。
财新记者：除了政策自身的科学性与执行问题，是否还存在什么限制民企生存发展壮大的更深层次问题？换言之，如果政策科学了，执行到位了，就能杜绝现有局面吗？
聂辉华：更深层的就是理念和制度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担忧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总是变。要想保持政策的稳定，就应该把基本原则切切实实的确定下来，这些基本原则是不能动的。
民营企业家最在乎的无外乎两个权利，一是人权，二是产权。所谓人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置人，产权就是不能随便处罚甚至关闭一家企业。这两点，是基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有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动摇了这两点。
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极左”思潮盛行的时候，都是民营企业受到挫折的时候；凡是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时候，都是“极左”思潮被打压的时候。所以，如果真的要让企业安心，稳定企业家的心，与其发那么多文件，不如对“极左”思潮亮一次剑。我的观点可能很极端，十次讲话不如一次亮剑。如果敢于对“极左”思潮亮剑，那么民营企业就安心多了。
财新记者：习近平讲话还提到，对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有关方面和地方要抓紧研究采取特殊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发生企业所有权转移等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股权质押风险基本解除了？
聂辉华：可以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本来资本市场就是有风险的，不能说企业把杠杆任意做上去，又没有风险，这会不会产生新的道德风险呢？应急可以，但不能常态化。我估计也只能惠及一些行业的龙头或优质民营企业，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恐怕无法惠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