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未来增长，特别是减轻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我们从资源和要素错配还原，计算了各项改革增长潜能的结构性分布，也分析了居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还原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市场条件。只要推进改革，在没有特别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会较为顺利地越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不进行改革和人口收缩因素两种不同的自然增长基准上，预计加以不同改革力度，以及实施调水改土扩大发展空间战略等，获得新的增长潜能后，未来中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以高收入国家人均最低GDP门槛动态水平线，观察自然状态增长、低力度改革、高力度改革等情况下，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和时间。
未来改革推动增长潜能可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遇到以下一些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首先，城乡人口和要素模块淤积和域乡之间流动的梗阻使二元结构转型停滞。（1）农村和农业模块的人口和劳动力淤积。从人口资源看，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比较，2017年，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将常住和户籍平均，我们农村中人口比例比它们高了22个百分点，在农村中多淤积了30582万人；如果考虑到现在农业技术和装备的进步，农业就业比率也比它们高了15个百分点，在农业领域多淤积了11646万人；我们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只有9亩多，相对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分别少了1060、20、11、12亩；而如此多人口和劳动力的农村农业领域，2017 年的投资流入只有全社会投资的5.33%。农村和农业中人口资源、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间的匹配和组合，可以说是极度扭曲。（2） 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产能和资金的淤积。2017年，在城镇和非农业的投资为607046万元，占社会总投资的94.67%。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7%，过剩产能为83635亿元，占当年GDP的10.11%之多。（3）农村和农业模块与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之间的流动循环放缓，发生梗阻。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主要是中国城镇，FDI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 比第一个10年降低了很多，而ODI 却高速增长，相应地2016年资金外流动规模竟然高达7250亿美元， 2017年如果没有对外投资资金流出管制，流出资金的规模会更大； 虽然农村和农业中有50%的人口， 27%的农业劳动力，但是，从农村和农业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5%左右来看，过剩的资金也没有流入资金紧缺的农村和农业中；而外出务工的农民人口出现了从城镇返回农村的逆流。实际上，2014年和2015 年制造业相对过剩，去产能开始， 加上工厂智能制造替代劳动力，广东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回乡规模2015年为334万人，2017年规模在1000万人以上，实际数据可能还要大一些；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同比增长从2009年的3.5%下降到了2016年的0.3%。城镇资金不往农村流动，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放缓，城镇开始排斥非进城户籍劳动力回流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濒临结束。
其次，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转型时，中间中高速增长时间可能很短，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快速服务业化时增长速度也很快从高速下降到中速，再转入低速。鲍莫尔（1967） 构建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部门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其假设：按照劳动力产生的作用不同，可将劳动生产率稳定增长的第二产业部门定义为“进步部门”，而将劳动生产率保持恒定的第三产业定义为“停滞部门”。劳动力成本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中的增长幅度不同，为了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劳动力大量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和韩国从8%的增长速度下降后，还有服务业比例向60%靠近和超过60% 后，经济增长很快从高速度转向中低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从高增长点转折后到中低速增长之间，自2012 年开始，8%以下的中高速度已经保持了7年，发展会给我们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有多长？还有服务业从50%向60%过渡期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快速下降到中速， 甚至是低速区间？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再次，人口变动、潜在金融风险和反全球化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三大不确定性和风险。人口少子化使后续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使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相对或绝对萎缩，老龄化日益严峻使经济增长面临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养老成本上升等影响。企业和地方债务率高，特别是未来养老金缺口，包括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可能会使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加大。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进口可能相对加大，出口可能相对萎缩，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可能交替出现， 人民币币值也可能发生大的波动。这些都会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在高收入国家门槛外长期徘徊，或者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又可能会跌出门外。
推动中高速增长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建议
为了实施前述获得增长动能的改革，以及出于应对未来上述三大不确定性和风险考虑，保证国民经济在10余年中还能实现中高速增长，提出以下建议。
从还原市场经济条件，要素配置市场化，以及减少政府对国民收入分配干预，有以下体制需要深化改革。
首先，改革国民收入在政府收入与企业资本中配置的体制。将政府总收入占比不超过GDP的30%，作为中国是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转型期间的发展中大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重要标准。财政税收部门宏观减负的方案和实施，要以此为参照，分2019 到2021三年，通过税率下调、社保费率降低和清理各种行政收费等，减税和清降费规模应当在57779亿元。在2019年开始实施，三年平均可获得0.42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次，进行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和双向流动诸体制的改革。破除城乡户籍管制，或者将其改为无城乡差别的居住备案登记制；财政向民生加大支出的比例，新进入城镇人口与原住居民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服务及政府帮助方面均等化；鼓励农民人口通过土地出租、折资入股、委托管理、土地交易等方式，退出农业和农村。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有关体制的改革，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到2025年平均为0.44%，2026到2030年平均为0.19%， 2031到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正为负。
再次，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硬化自然人和法人的土地使用财产权，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用途土地，如根据农民耕种草原地、林园地，居民住宅用地，企业经营用地和社团组织用地等，分别延长其年期至999年、500年和300 年；改革目前的建设用地征用和土地唯有地方政府行政寡头垄断才可出让的体制，所有土地应当在城乡统一竞争性土地市场上，通过平等交易进行；自然人对土地财产使用权，有交易资产、转让股权、出租土地、借贷抵押、相关承继等权利；自然人和法人因土地交易、出租、入股、继承等方式所得，政府分类制定合理的税率征税；当因公共需要而征用法人和自然人使用的土地时，政府应当按照市价予以收购；国家对土地建设和使用进行用途和规划管制。未来17年中，按照改革的低方案和高方案，年均分别可获得1.5到2.5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第四，改革土地和资金要素在国有部门和民营经济间配置的体制。坚持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 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方面，国有企业用地与民营企业一样，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上同价平等取得；考虑体制过渡，目前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中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不再实行先交国土部门后再招拍挂出让， 并与国有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和优化资本结构改革相结合，评估计入资本金，允许其可在市场上由其交易，政府只进行规划管理和收取相关税收（一些划拨的土地，税率可定在60%，甚至70%），盘活国有企业中大量闲置和利用率很低的土地资产；允许一些职工冗员过多的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结合土地要素市场化交易以盘活土地资产来安置职工，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事业转企业改革。在资金要素配置体制改革方面，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国外银行形成竞争格局；一些规模较大的地下钱庄、小贷公司、典当行等可改制为银行，增加民营银行的数量；促进科技金融改革，鼓励余额宝等既惠及存款居民，又降低国有大银行活期存款垄断和获高利的不平等位势；取消所有制差别对待，对于借贷给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贷款，形成坏账的，与贷款给民营企业发生问题的一样，终身和严厉追究决策和责任人的企业纪律和国家法律责任。逐步将信贷和债券资金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配置比，由目前的60︰30，到2035 年时调整到15︰75。按照土地和资金要素竞争中性供给体制改革，低方案和高方案的设计，分别可获得0.75 到1.5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
按照标准和参照系，还原市场经济假设的体制，深化国民收入政企分配、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土地和资金要素等上述配置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在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同时形成推动中国再中高速增长10年左右的巨大潜能。
未来中高速增长和远期复兴的重大支撑战略
为了应对上述在进行大力度改革推进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还存在和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有清晰的重大战略加以应对。
首先，科学地设立和明确推进市民化之城市化进程、居民收入倍增和延长工业化时间的发展战略。（1）促进人口迁移和劳动力再配置，加快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疏导农村和农业中严重淤积的人口和劳动力，扩大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人才、技能劳动者和资金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2）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鼓励居民创业投资，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农村居民从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的创业中获得收入，倍增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他们有支付能力的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 还原生产自动创造市场经济需求的环境。制定和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别占GDP 的比例，从目前的43%和30%，到2035年时提升到65%和50%，逐步促使全国内生产与消费相平衡。（3） 稳定和提高制造业，警惕国民经济超前服务业化，延长工业化阶段，保证使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中高速增长有足够的战略窗口期。
其次，规划和实施再造经济增长新要素模块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为了克服现有农村农业人口及要素模块与城镇非农业人口及要素模块各自淤积和相互之间流动梗阻，大量创造普通劳动力创业就业和增加财富的机会，在现有农村农业和城镇及非农业两模块间再造一新的模块，吸收现有模块内部过剩的人口、劳动力、资金和产业，除了推进改革获得增长潜能外，在10 年左右的时间内，通过实施调节水资源分配（美国现在年规模化工程调水能力300亿立方米，人均100立方米；中国人均就是降低一半，年规模化工程调水也不应当低于695亿立方米）、改造未利用土地、提升低利用土地、形成中国西北部—北部新经济带，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战略，再获得每年1.5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新潜能。
这样，我们在未来的15年中， 通过大力度改革和实施扩大发展空间战略，获得年均2.5到4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至少在未来10年内， 促进市民化的城市化，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延长工业化时间，尽可能争取一个7%左右的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
再次，为了在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实施技术产业创新和恢复人口生育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就是为了未来好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制定近期就要行动实施的方案。（1）体制改革保证推进创新战略。由于篇幅和集中主题的原因，我们没有在分析文中提及技术要素创新和配置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和产业化，更是个体创意、市场选择、多要素市场化配合的过程。目前看，在要素创新和市场配置方面，体制障碍不似户籍、土地、信贷等方面那样大。其体制机制要围绕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改革：职务发明必须有个人一定比例知识产权的界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一般技术专利强制向社会开放和市场化交易；完善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天使、风险、信贷、股权、资本市场融资链体系；创新企业和研发人员，在居住、出入境、子女教育、购房买车、投标资质、个人技术资格等方面，应当有宽松和平等的社会环境。（2）恢复生育和保持人口规模战略。从联合国人口预测看，中国21世纪末人口规模最低有可能从目前占全球总人口18%降低到5.3%左右，缩减为6 亿；中间水平可能降低到8.9%左右，为10亿。从目前1.3左右的总和生育率的趋势看，如果不加以扭转，21世纪末中国人口规模有可能降低到6亿左右，甚至减少到4 亿。并且，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也将波及2038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严重老龄化，将严重影响2050年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需要改革生育管理体制，2019年起，生育自主放开，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国家义务办托儿和幼儿机构，对生育二孩的家庭退税免税，并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
总之，通过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收入消费、城市化及工业化、调水扩土战略，及时采取促进创新和鼓励生育稳定人口规模方面的战略行动，使我们在未来获得10年左右的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保证我们在2050年完成第二步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