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各个领域纪念改革开放的文章层出不穷。在教育领域，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提出了“双优先”的说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经验概括为“两个优先”：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简单窥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及其实施层面的情况。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该目标是在1993年《中国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原定于2000年实现的规划整整滞后了12年，说明国家的教育发展依旧处于一个低投入的状态。
对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发展进行历史回顾，以不同阶段的基本教育特征为标准，1978年至1988年可视为第一个十年，这是恢复整顿和开拓创新的时期，教育改革刚刚从这里起步。第二个十年是徘徊迷茫、寻找新道路的过渡时期。第三阶段以1998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为标志，与此同时，90年代末启动一系列基础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将公办学校转为民营学校、高中教育有偿收费等，这种教育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在“麻烦治理”的局面。
素质教育的“麻烦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最核心的是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二是课外培训热；三是高考制度改革；最后是素质教育的推进，这方面在大城市的优秀学校有很大进展的，但从全国整体来看仍然乏善可陈，“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
▍应试：与素质教育如影随形
素质教育的概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到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内涵一直是教育领域争论的热点，但素质教育站在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应试教育被视为“复活”和“强化”版的传统教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这些占比甚少的重点学校成为了应试教育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也造成了现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局面。在之前提出防止“片追”（即防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政策口号，至90年代，“片追”逐渐定性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下的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其危害也越来越大。
1981年，作为教育部顾问的叶圣陶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我呼吁》一文，呼吁各方面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82年教育部的通知中，要求“继续办好”重点中小学的同时，处理好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关系，“保证重点，兼顾一般”。这一通知作为对学生高考压力过大问题的回应，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评估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同时，因学生承受巨大的学业压力而饱受公众批评。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由OECD组织，针对15岁青少年进行的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能力的测试）为例，2012年中国上海作为代表参与测试，再次高居榜首，但当时上海得了两个第一：学业成就第一，学业负担第一。具体来说，上海学生平均每周作业时间达13.8小时，全球排在首位，而OECD国家的学生每周花费5小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只有上海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学业成就第一是以过长的学习时间为代价的。
▍择校热、培训热与应试教育的制度根源
在杨东平老师看来，应试教育在逐渐恶化，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其一，随着教育培训业的发展，应试教育的“数字化”生存无孔不入；其二，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越来越理直气壮，很多人将其视为穷人“上升”的唯一途径。
为何应试教育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人诉诸于文化传统，认为科举留下的应试传统在如今各种“小升初”、“初升高”模式中得到了延续。但这种社会性偏好，或者说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期望，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背景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中产阶级的焦虑等等，这些因素都不是绝对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制度的问题。
1999年，教育部为了贯彻《义务教育法》，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求所有的重点高中必须与初中脱钩。重点高中与初中脱钩的规定还催生了“转制学校”，即重点高中自办的初级中学转变成民营机制，摇身变为高收费的翻牌学校，用于弥补教育投入的不足，使得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教育产业化的轨道。2005年前后，国务院开始整顿转制学校，要求各学校明晰性质，非公即民，但这次整顿在很多地方并不彻底，直至今日许多学校的产权也没能完全界定清楚。
建立一个正常的教育秩序，还需要规范教育方针和教育的基本价值。当今社会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该教育方针是深入人心，但现实生活中上并不尽然，因追求全面而导致平均和平庸发展的现象不在少数。
教育公平的价值被人人称颂，但在实际的教育现实中却让位于效率优先、升学率优先……在印度，私立学校需划出25%的入学名额给来自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准低下的学生和残障学生，这就是教育公平的概念，这是法定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是高度功利主义的，这与文化传统中“唯有读书高”、“读书做官”的说法密不可分。中国的教育也是非常精英主义的，这里的精英主义指向一种价值观，即整个教育制度、资源的配置以及教育的重心，都偏向少数精英。而且，多年以来教育发展的重心都偏向高等教育，教育资源的配置倾向于城市。
▍从应试教育突围：是可能的吗？
如今盛行的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改革，其核心概念是“从应试教育突围”。
要实现这种突围，局部的修修改改是远远不够的。有人认为整体的教育范式需要转型，亦有人提出要“换赛场”，转移到新的系统中来进行规划。杨东平老师认为三个影响教育变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其次是教育制度即体制与政策，第三是教育技术。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三者的重要性是颠倒过来的。教育技术一直被赋予重要的使命，更有甚者认为只要实现教育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发展到未来教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硬件设施的改善，尤其是现在大为流行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也不仅仅是绩效水平的提高，所谓入学率、升学率等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指标是教育品质，这与常被提到的教育质量还有些许差异。现在趋向于用教育品质来取代教育质量，就是希望避免把教育质量狭义地理解为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教育品质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人格发展、近视率等等，在这之上配合着教育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学生的充分发展。
在谈论教育改革和发展时，特别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教育？
实际上，全球范围内的教育研究一直在思考教育目标，寻求再定义知识、学习与教育。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其中指出“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这里批判的是在最近二十年以来，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陷入到了功利主义的旋涡中，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之后，但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在于，把教育的发展狭义地理解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教育的功利主义。当把教育的发展建立在一套经过高度规划设计的机制上，教育其实也就变成了国家的一项产业，这与教育初始发展的核心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功利主义教育发展的架构下，人们也就丧失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而且当这种国家功利主义逐渐转化为个人功利主义，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所谓全面发展的公民教育也就成了奢谈。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发展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和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到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这在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是尤其重要的。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其举办的LIFE教育创新峰会上发表了一项人本主义教育宣言：“促进教育的人文化、多元化、社区化、生活化，改变长期以来教育重理轻文、智育至上的价值，充实教育的人文内涵，使教育充满爱的情感和生命的温度。”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麻烦治理”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教育的价值观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这也是杨老师将价值观视为影响教育变革的核心因素的原因。
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首先要超越单纯高考制度改革的视角，要实现高中教育均衡发展、高中教育的多样化，改变现阶段升学竞争的单轨道模式，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其次要超越单纯的财政视角，一方面改善教育投入的结构，从过度重视“物”转移到主要重视“人”，另一方面需要供给侧改革，鼓励多样化办学如社会办学、家长办学、在家上学等等，构建一种新教育生态。最后是超越单纯课改的视角，从课程改革走向学校改革。这是以教育家办学和学校自主管理为主体的变革，北京日日新学堂、云南楚雄兴隆美丽小学、伏羲班等新型学校就是在这种理念下诞生的。
▍教育是大写的政治议题
柯贵福认为，教育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性议题，它是大写的政治，是最大的政治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一个社会架构和家庭结构的再生产问题，也就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下一代发展问题，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关系到下一代如何能够更好的生活。之前被视作年轻人的80后、90后很多都成了家长，80后甚至已经成为家长的主流，他们对教育的思考会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关键要素。
柯贵福以北京为例，指出中层家庭是教育活动最为积极、最为主要的参与者。中层家庭的家长本身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切身体会创造了迫切的需求，对下一代投入教育资源的决心很大。但中层家长没有巨大的财富或实业给下一代继承，中层家庭的孩子往往还是要进入到高考体系，而在北京，这就意味着从好幼儿园到好小学、再到精英中学、最后北大清华这样的路线。这必然是对家庭综合资源投入的比拼，家长不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还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比如买学区房。教育竞争会把整个家庭都往这个规则上赶，类似于教育领域的军备竞赛。柯贵福认为，这一套不甚合理的游戏规则，其制定者正是学校、政府以及教育产业化的其它重要参与者。批判制度的家长们却又把孩子往好中学、好小学塞，他们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中只是用脚投票的参与者，不能结成组织来反对规则，所以尽管他们声音喧闹，但是却缺乏政策影响力。
接着，柯贵福谈及中西部地区重点中学的“掐尖”现象又称“衡水现象”。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过于集中，一个地级市基本只有一个省级重点中学，只有挤进去才能获得考入好大学的机会，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二是乡村文化氛围的恶化，农村居民原来看得到身边人能考上好大学有好工作有好出路，但今天大家突然发现再怎么读也只能是一般学校、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去打工，就没什么人愿意好好读书了。
他还谈及教育问题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原因。他认为，教育除了理论上的三个功能即传递知识、培养人格、以及选拔人才之外，还有两个结构性功能，一个是维系社会分工，另一个一个是阶级再生产。精英主义的教育就是进行资源赋权，现在一些央企、中央部委、以及大型跨国企业，许多只定向招聘几个学校的毕业生，甚至只要北大、清华的学生，这样的资源积聚使得垄断结构越来越强悍，在精英教育体制下社会结构必然固化。现在大家一方面批判社会阶级固化，一方面又高度的精英主义，这其实是一个思维分裂的过程，但这是为了让子女在社会中过上更好生活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下的选拔体系与孩子素质的天然多元化特征是不匹配，它可以识别各方面都比较平均的“高水准”，却很难识别某方面有特长的人。
柯贵福指出，多元化人才选拔体系的缺失，可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现代教育体系产生于德国，它与德国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复杂变迁不匹配，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问题。自动化带来劳工失业、人工智能带来中层职业的消灭，普通和中等智力难度的工作消失了，但现有的教育体系还在源源不断生产这样一批学生，他们甚至找不到工作、养活不了自己。靠个人或靠家庭去解决这一问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它只能由政府主导、肩负起公共责任，它也是国家实现产业转型或者民族复兴必须承担的一个责任。
2018年10月27日，文化纵横“一期一会”主题沙龙在北京新华书店总店举办，本次活动由《文化纵横》杂志社、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观察》主办，新华书店总店-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协办和支持。沙龙主讲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教授以“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教育发展与改革”为主题，指出中国教改多年却依旧麻烦不断的原因其实在于教育制度，并尝试给出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为杨东平先生的演讲纪要，以及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主任柯贵福的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