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谈如何使中国的城镇化不可逆转。我们知道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当然不希望城镇化逆转。
但是，这个话题的针对性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我想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先看几个情形：第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了54%。因为有很多的外宾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中国的城镇化定义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也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住6个月以上，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镇住了6个月以上，你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因此我们的城镇化率是指的这种常住人口。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现在城镇化率是54%。
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我们有户籍制度。也许你在城镇打工、城镇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户口还是在农村户口，那么你的身份也就还是农民，我们把它叫做农民工。
按照后者来计算，即按照户籍来计算，我们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那么，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说，农民工对中国的城镇化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比如说我们目前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中大概40%是农民工，即这些不具有本地户口的居民。那么，每年能够新增的城镇就业几乎全部是农民工。
因此，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中，里边有25%来自于农民工进城，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过去30多年，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各个国家城镇化发展最快的，这是我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速度，我预计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不太可能继续维持了：我们还会有全世界来讲发展很快的城镇化速度，但是不会有过去那样的速度了，一定会降下来。
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很大的比重上是靠他们推动。如果农民工进城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城镇化进程速度由什么决定呢？第一个是由农村要进城的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来决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些正在务农的老农民，他们不会转出来了，大多数原来到城市打工的老农民，甚至会返乡退回去。真正想进城的是谁？是年轻的学生，也就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因此说16-19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是未来进城的主力军。
我们对这部分人做了判断，无论是按照农村常住人口的理念来看，还是按照农业户口的口径来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去年(2014年)已经到达了它的峰值，今年开始两者都是负增长的，今后也将是负增长的。
既然主要的进城人口数目已经开始负增长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农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在减慢，甚至是停滞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2005-2010年之间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城镇化的速度。
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另一个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因此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个户口制度带来的。也就是说54%减掉38%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间这16个百分点的差别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目前人数有1.7亿人。那么1.7亿人已经转移了岗位，实现了城镇就业，甚至是很多人已经在城镇待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镇劳动力的特点，首先，他们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预期的养老，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国的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那么在这个年龄段，16-19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不仅要打工，挣钱，我还要去看看世界，因此他们愿意到城市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提高，一般来说到了40岁以后，每年春节要回家，回家之后，要决定春节以后还回不回城，这可能要多想两次，可能回，也有可能就不回城市了。一般来说40岁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提高。
因此，就是说未来城镇化的速度靠什么？靠的是年轻的人口，农民工的比重和40岁以后的农民工的人数和比重两者之间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了，数据显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他们的数量和比重都在下降。那么，年龄偏大的，40岁以上的人群的比重是在明显提高的。
比如说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的比重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岁这部分农民工的比重从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
从具体的人数来看，我们也看到了，2014年在城镇的农民工中，16-20岁的人群有1400万，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有意愿待下去，而且刚刚转进来。但是那些可能想回去的人，也就是说40岁到45岁的这个人群，目前有2700万，也就是说这个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进来的意愿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大龄农民工返乡的情况。
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逆转。为什么？
经济减速城镇化逆转雪上加霜
我们知道城镇化的涵义就是说，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即从农业生产率低的地区，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这就提高了生产率。这种生产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样加速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过程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说，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效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现在的趋势，如果农民工不能在城市里解决身份问题，到了40岁以后就要回去，如果回去的人比进来的人多，就会出现一个逆库兹涅茨(Kuznets)的过程，就是说与库兹涅茨(Kuznets)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就是说，在经济减速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导致经济下降的因素。这个因素应该避免。
那么，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新型城镇化。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再详细一点说就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得到市民的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为核心。、
我们的习总书记也说过，就是要让转移的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能就业和创业。这些因素和目标达到了，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大家自然的想到的就是，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了，第三季度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6.9%，与过去的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降了很多，但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我们要适应经济适度的减速。
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我们的命运，不是我们的宿命，中国经济不是说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未来还将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有经济增长来源，来源就是改革红利。
户籍制度将释放1-2%的潜在增长率
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非常显著的部分，我称之为“立竿见影”、“一石三鸟”。也就是说，我们的测算表明，理论上来说，户籍制度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即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了，如果户籍制度充分改革了，经济增长增加了一个百分点，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了，这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要通过推进改革让经济增长变成现实。那么，我讲的这个所谓一石三鸟的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显效果，至少可以列举出两项。
第一，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第二个，有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让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那么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显现。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1.7亿的进城农民工，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我们可以想象，内需会提高多少。
因此，拉动经济的效果会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呢？第一要认准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必须推进的，现在不是谈按照理想模式我们应该怎么样推进，而是说要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户籍制度改革，因此这个要下定政治决心。
第二我们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为什么推进这个改革？怎么做？现在大家看到户籍改革好像还没有及时的推进，原因是，能够直接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谁应该支付这个改革的成本，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
我前面说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表现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改革红利，不是被每一个地方政府均等得到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要由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城市政府去具体的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户籍改革就像其他的所有的改革事业一样，是一个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是看到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因此，它要出来买单。
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分担。同时，让改革红利，潜在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的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继续实现库兹涅茨(Kuznets)过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的中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