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Great Discovery）到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已经走过500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前，全球贸易自由化面临诸多挑战，也存在很多机遇。这些挑战与机遇要么源于世界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创新以及国际分工的演进，要么源于各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以及全球经贸体制的变革。本文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基本趋势中，揭示全球贸易自由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前景，并从三个方面提出应对这些挑战的基本方略。
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从宏观到微观
产业是源，贸易是流，世界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决定着国际贸易结构及其演变。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革命和产业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从宏观领域逐渐发展到微观领域，目前及未来则是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的创新结合。
18世纪60年代开始于英国并逐步扩散至法国、德国、俄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宏观领域的产业革命和产业创新（如图1所示），即使用宏观加工的母机（如车床、铣床、钻床、磨床等）将宏观材料（如钢铁、水泥、塑料、纤维等）加工成宏观产品（如飞机、火车、汽车、大楼、桥梁、大炮、坦克等）；使用的驱动机器主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等。
20世纪中期从美国硅谷开始的工业革命拉开了微观领域产业革命和产业创新的序幕（如图2所示），即使用微观加工的母机（如纳米加工设备的光刻机、等离子刻蚀机等）将微观材料（如晶圆、氧化硅、氮化硅薄膜等）加工成微观产品（如芯片等），并应用于很多产业领域。与前面提及的宏观产品相比，微观产品是指用肉眼不容易看得见的产品（即纳米级产品）。[1]
与微观领域创新相关的主导产业包括硬件与软件两大方面。图3大致按照行业的基础性与市场规模将这些相关产业分为四个层次。最上层即第一层，是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和云计算等，这个层次的产业市场规模最大（比如阿里巴巴、Google和Facebook等公司均属于这个层次的产业），但不是最具基础性的，因为它们要依赖下一层的产业。第二层的产业包括手机、电脑、超高速计算机、全球互联的网络系统等，其产业市场规模仅次于第一层，但也不是最具基础性的，因为它们需要第三层的产业作为支撑。第三层的产业就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产业，这一层的产业也不是最具基础性的，因为它需要第四层产业即微观加工设备产业作为支撑。虽然第四层的微观加工设备产业的市场规模远不如第一层产业，但却是最具基础性的产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最具基础性的产业，其他产业才会兴旺发达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产业创新越来越表现为宏观领域与微观领域的集成创新。比如运用于汽车、飞机、航空母舰、高速列车等宏观产品的高性能发动机，量子计算机这样的高性能计算机等，都离不开微观加工的产品（如芯片）。这一趋势表明：一方面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集成电路产业是价值链分工很细的行业，是个世界性产业，因此不能关起门自己干，只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不可能发展的。
技术进步是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的核心动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出来，推广应用到实业领域，并逐渐形成国民经济和产业的支柱；这一发展与普及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放眼全球，一方面，技术创新使得生产力大幅提高、原先没有的产品变为现实，一些崭新而高速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随之诞生，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巨变，各国将得益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专业化与差异化；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激烈竞争直接导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位置的相对调整，垄断要素、产业及租金的非均衡分配必然对国际贸易参与国的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国际贸易的福利分配。
回顾历史，宏观领域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兴起之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6年）。这个时期的中国有幸见证了美国的诞生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均为1776年），却没能跟上宏观产业革命引发的世界经济工业化的步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了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却没能跟上世界微观领域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的步伐。历史已经证明，错过世界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的重要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后果，对中国而言无疑是非常严重的。
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开启于1870～1913年。这期间，蒸汽船代替了帆船，使海洋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增长。Pascali认为[2]，在蒸汽船发明之前，海洋贸易路线取决于风向，而蒸汽船的使用不同比例地降低了不同国家和不同贸易线路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比如，由于北大西洋的风向是顺时针的，而南大西洋的风向是逆时针的，所以，帆船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到西非国家塞内加尔的佛得角（Cape Verde）的往返时间类似于从里斯本到巴西的萨尔瓦多（Salvador）的往返时间。但是，如果采用蒸汽船，则前者的往返时间只相当于后者的一半。运输技术革命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增长，为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潜在条件，但只有那些具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才从这次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而另外一些国家未能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益处，世界经济中的富国与穷国开始形成，并逐渐拉开差距。[3]
Baldwin认为，自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两次大“分拆”（unbundling），推动全球化不断迈上新的台阶。[4]第一次大“分拆”发生的时间基本上与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间一致，主要表现为生产与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拆”，这是由于交通运输革命导致运输成本（transport costs）的持续下降。但这仅仅对北方国家、地区（即工业化之后的欧洲、北美和日本）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参与到由此引发的工业化进程中来。第二次大“分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表现为生产阶段（production stages）的“分拆”，这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革命（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导致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s）的不断下降。先前只有基础设施功能完善和生产流程高效集成的国家才能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来，而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发挥在生产流程某个或某些阶段上的专长加入到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之中。
在第一次大“分拆”时期，国家之间的分工、贸易与竞争主要表现为工厂/行业之间的分工、贸易与竞争，是一种“旧范式”竞争；在第二次大“分拆”时期，国家之间的分工、贸易与竞争则是基于任务（task）的分工、贸易与竞争，是一种“新范式”竞争（见图4）。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
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经济体的位置不尽相同。有的处于高端（high-end）环节，而有的则处于低端（low-end）环节；有的承担的任务或环节较多，而有的承担的任务或环节较少。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说到底，是由其拥有的要素禀赋决定的。这些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力及不同技能、管理与制度要素等，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工及其地位不平衡的背后是各经济体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第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与其产业形态和（相对或绝对）优势以及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和基本形式息息相关，并进而决定一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福利分配以及自身的经济增长。第三，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攀升全球价值链、提升分工地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背后的要素禀赋问题。资本、劳动力技能、技术可以通过引进或学习得以升级优化，但一国的制度往往是最难改变的。
制度落后的中低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一定成绩既有可能成为一种“激励”（incentive），也有可能变为一种“诅咒”（curse）。如果成为“激励”，则这些穷国的经济发展会进一步促使制度改进，以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与制度改进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制度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变为“诅咒”，则这些穷国的经济发展会被当权者（既得利益集团）误认为是旧制度“优越性”的结果，因而无比“自信”，最终很容易掉入落后制度的“陷阱”而无法自拔，经济发展与制度改进之间陷入“死循环”。
大部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属于第二种情况：1929年后全面赶超西方的苏联，后来的阿根廷，最近的委内瑞拉、南非、土耳其。因此，落后国家要成为先进国家，不仅是经济、技术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现代化。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对中国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参与这一分工并逐步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OECD报告指出，对于经济增长与就业而言，一国（或企业）做（do）什么要比一国（或企业）卖（sell）什么更重要；[5]而我们进一步认为，一国的“要素”（factor）干（do）什么可能要比一国的“工厂”（factory）做（produce）什么更为重要。[6]要素禀赋升级是价值链升级的必要条件，而要素禀赋升级不仅包括一般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能和微观管理要素的升级，也包括制度要素的升级。
对外开放：从边境上措施到边境内措施
前面已经提及，制度要素与资本、劳动力等一般要素一起决定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及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条件。从宏观层面看，体制与制度要素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等诸方面，最直接的就是经济制度要素，这导致各国、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开放程度及相关承诺和执行（比如基于WTO多边框架）的差异。
在理论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学术界曾经出现过关于经济模式与经济体制的大辩论。一派以米塞斯（维也纳学派）、哈耶克（新奥地利学派、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罗宾斯（伦敦学派）为代表，反对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实行计划化是反市场的，破坏了自由竞争机制，因而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制度和合理的资源分配及经济计算。另一派以兰格、泰勒、迪金森等为代表，认为计划经济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现实的发展到底如何呢？
“二战”之后全球经济体制的初始格局主要体现为三大板块。（1）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位于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中国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去殖民化运动（decolonization），纷纷取得了国家独立，并开始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历史征程。但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初期大多并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2）苏联为推动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于1949年1月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1949～1991年）。该组织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于1991年解体。“经济互助委员会”中的国家在对应的时期里基本上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3）与上述两大板块不同的是，以美国与西欧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在战后实行的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体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前两大板块中早先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只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运行效率，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加快本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从目前全球来看，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或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甚至原先极少数长期固守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古巴、朝鲜，也都在考虑选择局部地区或领域试行市场经济的做法。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选择市场经济制度和体制。这构成了全球经贸自由化的体制基础。
尽管“二战”之后世界经济被划分为西方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三大区域，世界政治格局被分割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GATT/WTO这三大支柱还是支撑起了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经贸的自由化发展。
首先，在多边层面上，经过70年的发展历程，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自由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竞争原则以及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贯穿于WTO的各个协定和协议之中，构成了现代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7]更为重要的是，在GATT/WTO框架下的多轮多边谈判，使阻碍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削减；这些谈判尤其在狄龙回合之后的谈判也逐渐触及“边境内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而不限于“边境上措施”（on-the-border measures）（见图5）。这是因为，一方面跨国投资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生产越来越分散化。国际化投资与国际化生产日益触及一国之内的法规、主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
其次，在新的背景下，一国贸易政策（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目的，不再是主要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进口竞争的影响，而是主要关注诸多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目标的实现。正如WTO前总干事Pascal Lamy所言：贸易政策措施特别是非关税措施的目的正在由“保护”（protection）转向“预防”（precaution）。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涉及人类共同关心的健康、安全、劳工标准、环境质量以及其他社会关切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敏感。这些问题不仅是公共政策的议题，也是与“边境内措施”息息相关的问题。
全球经贸体制：区域主义兴起与WTO边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层出不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显著特征。[8]截至2017年底，向WTO报告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个数累计达673个，实际付诸实施的达459个。同时，还不断有RTA或FTA处于谈判或考虑之中。目前，在164个WTO成员中，只有毛里塔尼亚未与其他经济体达成RTA或FTA，其他成员均参加了至少1个RTA或FTA，有的参加RTA或FTA的数量甚至超过40个。与此同时，PTA覆盖领域也在不断扩大。目前PTA覆盖的新领域分为两个部分（如表所示）：一是“WTO+”领域，即这些领域已经出现在目前的WTO框架里，但PTA成员不想满足现状，欲进一步深化；二是“WTO-X”领域，即这些领域是尚未被目前的WTO框架解决的新领域。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加以解释。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与分散化；其次是跨国公司主导、FDI推动；再次是目前的GVC也是区域性的。这就意味着，在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方面，区域主义安排有着相对于WTO的诸多优势。
在以PTA快速发展为特征的区域主义兴起的同时，WTO多边体制出现了边缘化（marginalization）趋势。WTO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样的体制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迄今为止它无法覆盖到多边投资领域；此外，这样的体制也日渐陷入停顿，特别是随着“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谈判陷于僵局，WTO体制很可能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变成“僵尸”。所以，WTO多边贸易体制被边缘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9]
我们还应该看到，与WTO多边体制边缘化相伴而生的是区域主义的多边化（multilateralization）趋势。[10]美国等国的战略动向尤其反映了这一趋势。继在北美大陆先后于1989年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CUSFTA）和1994年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后[11]，美国就开始在亚太地区推动实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及其扩容。TP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大大高于目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早在2013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正式展开“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的谈判，以最终建立美欧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命令退出了TPP，并声称要把重点放在双边谈判上，但事实的发展可能并非如特朗普所希望的，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如果把TPP、TTIP、EU和NAFTA（目前是USMCA）加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庞大的、由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自由贸易区集团，这将是一个崭新的、更加开放自由的多边体制。到那时，目前的WTO体制必然会被这些国家抛弃或被作为最低限度开放平台。试想，早在1947年，GATT的创始缔约方也就只有23个国家，却逐渐演变成目前囊括164个经济体的全球多边体制。以史为鉴，可以明白美国等国的战略动向意味深长。与此同时，美国还在着力推动《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的达成[12]，以替代目前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由此可见，美国不仅试图在空间范围上，而且意欲在贸易、投资与服务领域进行全方位整合，从而重组全球经贸体制。
FTA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多边化趋势，给WTO多边体制既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13]两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互动发展，构成了全球经济贸易的制度结构转型机制。特别地，FTA区域主义的优惠贸易与投资安排直接促进了区域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从而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迈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多边主义的“垫脚石”（stepping stones）。[14]这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实行自由贸易与投资比较渺茫的情况下，有关经济体之间先进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与投资安排，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选择实际上具体反映在有关经济体所采取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政策之中。所以，FTA区域主义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摆脱WTO多边体制所遇到的障碍甚至停滞，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从而试图解决多边体制的现有问题、突破现有的障碍。但如果这一倒逼机制不起作用，则区域主义很有可能发展成新的多边主义、生长出新的多边体制。这就是区域主义的多边化。如此不断演进，从而在多重框架内形成区域性安排与多边体制互动发展的格局（如图6所示）。这一制度结构的演进生生不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5]制度缺陷必然会倒逼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这一被制度经济学揭示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一国之内，也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正是由于区域主义与多边体制之间存在互动发展的制度演进机制，以及现行WTO多边体制陷入困境，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制度框架正逐渐由以WTO（GATT）为主导的多边框架发展到区域主义安排与WTO多边体制并存的多重框架。未来如果WTO多边体制面临的困境无法突破，则很可能会出现以区域主义多边化为主导、现行WTO多边体制为最低门槛（即维持现状或可能被抛弃）的新多边框架。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非均衡性展开是导致区域主义兴起，进而导致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的基础性原因。这一方面催生了很多经贸领域的新议题（如表所示），另一方面使区域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应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挑战的基本方略
当前，全球贸易的自由化面临诸多挑战，其原因不在于贸易自由化本身而在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扭曲甚至反自由化的因素。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离不开各国政府的适当政策以及国际协调机制，但在根本上仍然依赖于市场机制、分工机制与创新机制这三大动力机制。因此，我们对如何应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挑战的战略与政策思考也主要是基于这三个方面。
推动市场开放与市场深化。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均已经表明，市场机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二战”之后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体制与制度逐渐趋同化，即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客观上要求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对于中间品贸易），推动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这必然会使改革领域逐渐从传统的“边境上壁垒”（on-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第一代”贸易自由化）延伸至“边境内壁垒”（behind-the-border barriers）（即涉及国内规制改革的“第二代”贸易自由化），同时要求“跨边境互通互联”（cross-border interconnections）。[16]
促使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动力机制在于市场开放与市场深化。所以，为了拯救目前处于严重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所有国家，特别是WTO的成员国，都应放弃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切实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第一，在未经WTO成员国协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国家不能单方面采取非经协商同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第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不成熟的国家，应当尽快开放国内市场，采取以市场换市场的对等方法，来减少对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贸易顺差。第三，积极推进WTO多哈回合的谈判，以便为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更大的自由空间。除了继续积极地推进多哈回合的谈判之外，世界各国还应支持任何不歧视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区域的双边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以便突破多边谈判的僵局。
推动分工深化与互通互联。从空间范围角度看，分工包括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必然涉及对外开放，这一演进（对外开放）能否实现，取决于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其反面是交易效率）与分工带来的好处（绩效）的权衡（或“两难冲突”）（trade-off）。经济学告诉我们，只有当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专业化分工才能顺利演进，从国内分工发展到国际分工。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体制、机制、规制、政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就非常关键。换句话说，一个好的制度（体制、机制、规制与政策），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进分工发展，因而也能够促进国际分工发展。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通常意义上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细化的结果，是国际专业化分工内生演进的一个阶段。根据亚当·斯密与杨小凯的分工理论，只要有专业化分工，就一定产生分工益处，同时也一定存在交易成本。制度优化与技术进步（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绩效，进而推动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又会推动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而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17]所以，专业化分工的内生演进与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高水平运行的重要基础。
这其中的理论机制就是“内生贸易理论”（即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所探讨的，即用个人的专业化决策解释贸易现象，因为它把市场一体化程度内生，所以能解释何以国内贸易的发展会产生国际贸易。内生贸易理论用交易效率的改进来解释贸易的产生，以及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它强调分工的内生演进，内生比较优势可能随着分工的逐渐演进而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但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因此，它对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就是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可能在没有外生比较优势时存在。若所有人都是天生相同的，则既无外生比较优势，也无外生绝对优势，却可以因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获得内生比较优势（绝对优势）。[18]
目前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已经并将继续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分工正在催生国际经贸领域的新规则。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分工一方面导致中间品贸易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使跨国投资日趋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际贸易，而且服务领域的跨国投资占据主导地位。根据UNCTAD报告，目前全球60%以上的国际贸易都集中于中间产品和服务，跨国公司协调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80%左右。[19]相对于最终品贸易，大量的、在国际来来回回的中间品贸易客观上更加需要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促进贸易便利化；同时，无比细化的、“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竞合模式要求规则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协调性。[20]因此，我们有理由预测，基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的新规则一定有别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旧规则。
推动创新发展与结构调整。世界经济下行时期的再平衡调整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结构性的：高端国家的低端就业所涉及的主体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在反低端国家（“抢”了他们的饭碗、“破坏”了世界秩序）；低端国家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是反高端国家的某些高端领域比如数字经济、互联网等（“威胁”了他们的安全）。因此，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不平衡性特征。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创新发展与结构调整。这对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经济体尤为重要。
针对本轮的经济全球化不平衡，人们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提出质疑与反思。随着政府干预而引发的资源错配、主权债务危机等，人们又开始对凯恩斯主义提出批评。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凡当经济处在繁荣时期，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便会为民众所接受，因为繁荣时期的市场是有效的；而当经济遭遇危机时，凯恩斯主义就会得势，因为危机时期的市场机制是失灵的，需要政府的帮助。因此，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平衡的加剧，特别是当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政策陷入困境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能够带领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缓解经济全球化不平衡的不是政府的救市政策，政府的救市政策说到底只是为了遏制萧条。要让世界经济重新回归繁荣、回归动态平衡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的创新。如果说（国内国际）市场与（国内国际）分工是舞台的话，那么企业家则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经济的动态发展是由内生的技术变动机制形成的，每一次周期上升都代表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高潮。如熊彼特所言，“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creative destruction）[21]；只有创新，才是所有变化和发展的原动力。保护企业家则是为了未来的繁荣，要让企业家能够顺利完成创造繁荣的功能，就必须给出企业家的活动舞台，因此就必须保护市场机制。
总之，为了呵护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让世界经济能够顺利地从危机走向繁荣、从不平衡走向动态平衡，世界各国都需要坚定不移地选择市场经济的道路，降低专业化分工的交易成本，以便为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努力包括政府干预都无法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因此，有周期循环的动态经济可能更有效率，即意味着周期循环恰恰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而非市场失灵。同时，只要有市场，就一定存在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则是交易成本降低、分工绩效提高的结果。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分工绩效的制度优化与技术进步/创新必将促进国内外分工水平的提升，而分工深化则是经济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运行的重要基础。另外，只要存在经济周期性不平衡，就一定有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所以，市场机制、分工机制、创新机制是经济全球化动态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促使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扩大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SJ056、14AZD058）
注释
[1]半导体专家尹志尧先生曾对此有过深入的阐述，详见尹志尧：《中国制造真相》，2018年8月30日，www.sohu.com/a/251397872_488304。
[2]Pascali, Luigi, "The Wind of Change: Maritime Technology,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 (9), pp. 2821-2854.
[3]包容性制度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世俗化。
[4]Baldwin, R. , "Globalization: the Great Unbundling(s)", Economic Council of Finland, 2006.
[5]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 OECD Publishing, 2013.
[6]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7]根据WTO, Understanding the WTO, 2007, from http://www.wto.org；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9]正如Richard Baldwin所言，“区域自由化如野火一样席卷全球，而多边贸易谈判却步履维艰”（"Regional liberalization sweeps the globe like wildfire while multilateral trade talks proceed at a glacial pace"）。参见Richard Baldwin, "A 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 NBER Working Paper, 1993, No. 4465.
[10][15][16]程大中等（2017）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讨论。详见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11]2018年10月1日，美墨加三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替代原来的北美自贸区协议（NAFTA）。
[12]目前TiSA有23个经济体（即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冰岛、以色列、日本、列支敦士登、毛里求斯、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韩国、瑞士、中国台湾、土耳其、美国以及欧盟），占据全球服务市场（55万亿美元）的近70%。
[13]2018年5月7日～13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起了一周的网上辩论。辩论的问题是“全球贸易体制解体了吗？”（Is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broken?）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Greg Autry（他曾与Peter Navarro合著“Death by China”）代表“是”方（YES），来自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Chad Bown代表“否”方（NO）。一周下来的网上投票结果显示，双方的最终比分基本上是1:1。
[14]Baldwin, R., "Big-Think Regionalism: A Critical Survey",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No. 14056.
[17]［英］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Yang Xiaokai and Ng, Y.-K.,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North-Holland, 1993.
[18]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UNCTAD,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and Geneva, 2013.
[20]程大中、姜彬、魏如青：《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自贸区发展：内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21]［奥地利］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张培刚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