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之间不断发酵的冲突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零和竞争的典型实例。美国假设，如果中国以名义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那么美国经济前景所遭受的损失大致相当于中国所得到的收益。
必须要打一场争夺贸易或技术主导权之战的想法完全契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认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捕事件本身向外界表明：特朗普政府为达目的正在采用越来越残酷的方式。
但高调逮捕的奇观背后却隐藏着若干基本的经济事实。首先，一个国家的收益并不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损失。美中两国都可以拥有充满活力的技术行业，并且都可以从对方的创新当中受益。此外，中国经济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鉴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担心它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并不等同于财富——其实似乎相当多余。
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因为自己落到第二位而感到自我怀疑或信心丧失是很自然的事。但就像全世界在发现美国成为单一最大经济体时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学会克服这种情绪。此外，长期经济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生产率。中国的人口规模远大于美国，因此（除非中国陷入永久性的低生产率陷阱，否则）中国经济的名义规模在某一时点超越美国是顺理成章的事。印度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中国消费者是一直被忽视的另外一个因素。对特定经济体中的诸多企业而言，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潜力。在目前这个十年开始时，中国政府统计显示，国内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但截止2017年底，中国的国内消费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42-43%的比例。按名义价值计算，中国的消费市场现在约为美国规模的1/3，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标志性的美国企业，如苹果，在中国销售了如此多的iPhone手机。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后，美国国内消费仍占据约GDP的70％。但全球和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在今后十年仍然依靠这一需求来源，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所有人都应当欢迎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西方公司，中国消费者将越来越多地决定西方企业的底线在哪里。
鉴于其增长潜力，中国消费市场将继续吸引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包括来自硅谷的公司。到目前为止，中国法规似乎并未打压大型的美国科技公司。就连八年前离开中国的谷歌据报也在研发一种搜索引擎审查技术，以满足中国政府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同样，红杉等顶尖的硅谷投资公司多年来一直积极投资中国的风险资本初创企业。
其他国家当然有权对中国国内治理策略持不同意见。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完全有理由推行它认为适合的政策，至少在有证据证明中国的国内民众反对其所走路线之前中国有这个权利。微信——一款应用范围更广的中文版WhatsApp——等数字软件的广泛应用表明：中国消费者并没有因政府控制而裹足不前，并且非常享受大量触手可及的新平台财富。此外，有证据表明，某些美国科技公司似乎也并不具有对自身平台百分之百的控制。中国对企业行为控制更多也许并不适合那些想要随心所欲的企业，但却可能产生某些社会效益。
至于华为案，如果事实证明该公司的确违反了不将美国技术转让给伊朗的合同义务，那么让其承担后果应属完全合理。其实任何出口企业都是如此：美国的二级制裁意味着世界各国的企业和政府必须思考他们与伊朗的业务是否重于与美国的业务。
但美国也要对其自身行为进行审慎的考虑。今后某个时点，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遭到挑战。如果美国在实行二级制裁方面太过激进，那么其他国家可能要么研发自身的支付系统，要么禁止其国内公司进一步与美国公司开展业务。
中国能否在没有取得技术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其他国家却不应以自身经济发展和长期稳定为代价来无休无止地纠缠这个问题。
